目的 探究不同年份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为今后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分别于2006年和2016年在北京市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数分别为1 800人和3 001人。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艾滋病相关态度、性行为及相关高危行为情况、安全套使用意向、艾滋病健康教育情况。结果 与2006年相比较,2016年大学生艾滋病知识平均分有所下降 [(12.78±1.95) vs. (11.90±2.56), t=12.91, P<0.05],各题知晓率均有所下降。除安全套使用信念外,2016年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和自我效能得分均低于2006年。与2006年相比,2016年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金钱(物品)交易性行为的发生率有所上升[6.53% (16/245) vs. 17.65% (33/187), χ2=13.003, P<0.001],同性性行为的发生率有所上升[4.13% (10/242) vs. 15.43% (29/188), χ2=16.356, P<0.001]。与2006年相比,2016年接触色情信息的主要途径由书籍变为网络(41.15%)。2016年大学生安全套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为男性( OR=0.713)、安全套购买自我效能( OR=0.876)、大学前未接受过性教育( OR=0.752)、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 OR=1.135)、安全套使用信念( OR=1.775)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 OR=1.136)。结论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已发生改变,艾滋病健康教育应在当前大学生特点上深入开展,注重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性观念和性责任,加强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Objective: To compare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related knowledge,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years in Beijing,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argeted health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future.Methods: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th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year 2006 and 2016 in Beijing. The sample sizes were 1 800 and 3 001 college students,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IDS related knowledge, AIDS related attitude, sex intercourse and its related risk behaviors, condom use intension, and AIDS related health education.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year 2006, the average AIDS knowledge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year 2016 dropped from 12.78±1.95 to 11.90±2.56 ( t=12.91, P<0.05), and the correct answer rates of questions in the knowledge part were decreased, too. Except for belief on condom use, the college students were more negative on AIDS related attitude and self-efficacy in year 2016 than in year 2006. Among the students who had sex experience, the rates of commercial sex [17.65% (33/187) vs. 6.53% (16/245), χ2=13.003, P<0.001] and the rates of homo-sexual intercourse [15.43% (29/188) vs. 4.13% (10/242), χ2=16.356, P<0.001] were higher in year 2016 than in year 2006. The main way for the students seeking pornographic information was changed from books to internet (41.15%) in 2016 compared with the year 2016. In 2016,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ntion on condom use were male ( OR=0.713), self-efficacy of condom purchase ( OR=0.876), never received sex education before college ( OR=0.752), self-efficacy of condom use ( OR=1.135), belief of condom use ( OR=1.775), and attitude towards AIDS patients ( OR=1.136).Conclusion: AIDS related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changed, AIDS 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designed and improved based on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IDS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ex attitude and sex responsibility and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s well.
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又称艾滋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性疾病。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估计, 全球每天约有5 700例新发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者, 其中约有1 855例为15~24岁青少年[1]。在我国, AIDS疫情也出现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 即20~24岁大学生的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比例逐年上升[2], 大学生是我国AIDS预防的重点人群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内外文化交流频繁, 社交媒体和新媒体被广泛使用, 大学生AIDS知识来源、性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为掌握当前大学生AIDS相关的行为特点、知识水平相关意向及其影响因素, 探究10年来各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 为当前大学生AIDS健康教育提供新证据, 本研究分别于2006年和2016年对北京市大学生进行了AIDS相关知识、行为和态度变化情况的调查,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2016年调查对象为北京市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包括自然科学类、医药科学类、工程与技术科学类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大学生, 2006年调查数据来自卫生部AIDS防治应用性研究项目《大学生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模式研究》(WA2005-14)中北京市大学生相关数据, 两次调查中的学生均为新入校一、二年级本科生。2006年样本量为1 800人, 2016年样本量为3 001人。本研究开始前获得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IRB00001052-16054),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 分别于2006年9月、2016年10月,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调查学生, 在北京市随机选择3所高校, 在校内自然科学类、医药科学类、工程与技术科学类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类专业下各系本科一年级、二年级内随机选取1个班级的全部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以自填问卷的形式开展调查。问卷使用2006年开发的《大学生艾滋病预防知识与能力问卷》, 该问卷大部分模块Cronbach’ s系数> 0.6, 70%的题目重测一致率在0.7或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 0.4, 11个公因子可解释问卷全部内容的60%, 信度和效度较好[3]。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性行为及相关高危行为发生情况、AIDS相关知识、对性行为的态度、对AIDS的态度、安全套使用的信念、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安全套购买的自我效能及高校AIDS健康教育情况。AIDS相关知识共16题, 答对1题得1分, 答错不扣分, 满分16分; 态度、信念和自我效能相关问题采用5分量表设计, 最高为5分, 最低为1分。
在现场调查开始前, 所有项目工作人员将根据其任务接受系统培训。在研究开始前, 研究者会严格遵照知情同意原则, 就研究内容和方法向调查对象做出书面和口头解释, 就隐私保护和数据保密方法进行说明, 并获得每一位调查对象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调查, 采用匿名方式由被调查学生独立完成后自行投放至密封的问卷箱内以保证问卷的真实性。对回收后的问卷进行复核, 保证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采用平行双录入的方法进行录入, 录入后核查, 直至录入结果100%一致才认为合格。
问卷统一编码, 用Epi Data 3.0录入数据, SPSS 20.0软件分析。两两比较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 非参数检验或精确概率法, 检验水准α =0.05。安全套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 检验水准α =0.05。
因变量的赋分:安全套使用意向:5=发生性行为肯定会使用安全套, 4=发生性行为可能会使用安全套, 3=发生性行为不一定会使用安全套, 2=发生性行为可能不会使用安全套, 1=发生性行为肯定不会使用安全套。
自变量的赋分:年龄、性别:1=男, 2=女; 民族:1=汉族, 2=少数民族; 生源地:1=省会城市市区, 2=地级市市区, 3=县城, 4=乡镇, 5=农村; 吸烟:1=是, 2=否; 饮酒:1=是, 2=否; 每天上网时间、接触过色情书籍/音像:1=是, 2=否; 接触过网络色情:1=是, 2=否; AIDS知识得分、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安全套使用的信念、对AIDS患者的态度、安全套购买的自我效能、对性行为的态度、曾自主寻求性病AIDS信息:1=否, 2=是; 大学前接受过性教育:1=否, 2=是。
2006年被调查大学生共计1 800人, 其中男性719人, 女性1 073人, 性别项未填8人, 男女比例1 ∶ 1.49。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共计3 001人, 其中男性1 787人, 女性1 190人, 性别项未填24人, 男女比例1 ∶ 0.66(χ 2=177.73, P< 0.001)。2006年被调查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53± 2.46)岁, 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平均年龄为(19.00± 0.96)岁(t=25.20, P< 0.001)。2006年和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每月可消费人民币的中位数分别为700(500, 1 000)元和1 200(900, 1 500)元(z=-32.32, P< 0.001)。被调查大学生基本情况详见表1。
2006年被调查大学生AIDS知识总分的平均分为12.78± 1.95, 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为11.90± 2.56, 较之2006年有所下降,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91, P< 0.05)。与2006年相比, 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AIDS知识各小题回答的正确率均有所下降, 其中“ 和HIV感染者在一起玩或在一起工作可能感染HIV” 回答正确率下降最多, 其次为“ 与HIV感染者一起进餐可能感染HIV” 。2006年和2016年回答正确率最低的题目均为“ 及早治愈性病不能降低感染HIV的危险” , 回答正确率仅为20.22%和16.88%。2006年和2016年大学生AIDS知识全部回答正确率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3.42% (57/1 168) vs. 1.46% (41/2 812), χ 2=18.78, P< 0.001]。被调查男大学生2016年AIDS知识全部回答正确率较2006年有所下降[1.85% (31/1 676) vs. 4.55% (30/659), χ 2=13.58, P< 0.001], 被调查女大学生2016年AIDS知识全部回答正确率较2006年也有所下降[0.90% (10/1 117) vs. 2.68% (27/1 007), χ 2=9.86, P< 0.001]。各小题按性别分层后的具体回答情况见表2。
除安全套使用的信念外, 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18.27± 4.80) vs. (19.13± 5.02), t=5.809, P< 0.001]、对安全性行为的态度[(18.26± 3.76) vs. (20.09± 3.12), t=18.004, P< 0.001]、对AIDS患者的态度[(7.47± 1.99) vs. (7.61± 2.05), t=2.310, P=0.021]和安全套购买的自我效能[(2.31± 1.10) vs. (2.70± 1.16), t=11.409, P< 0.001]得分与2006年相比均有所下降。较之2006年, 2016年被调查男大学生AIDS相关态度和自我效能均有所下降, 被调查女大学生对安全性行为的态度和安全套购买的自我效能有所下降。按男女分层后结果详见表3。
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6.80%, 202/2 971)低于2006年(14.46%, 252/1 74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4.036, P< 0.001)。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有过性行为者中金钱(物品)交易性行为的发生率与2006年相比有所上升[17.65% (33/187) vs. 6.53% (16/245), χ 2=13.003, P< 0.001], 同性性行为的发生率有所上升[15.43% (29/188) vs. 4.13% (10/242), χ 2=16.356, P< 0.001]。较之2006年, 2016年已发生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有所上升, 但从未使用过安全套的比例也有所上升。按男女分层后结果详见表4。
2016年曾与他人共用过针头或注射器的大学生比例较2006年有所上升, 同年被调查大学生中光顾过KTV、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的比例有所下降。大学生接触色情信息的主要途径发生变化, 2006年主要为书籍或音像制品(42.49%), 2016年主要为网络(41.15%)。按男女分层后结果详见表5。
2006年高安全套使用意向的保护因素为年龄大、生源地为省会城市或地级市、未浏览过色情书籍音像、AIDS知识得分高、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高、安全套使用信念坚定、对AIDS患者的态度积极、曾自主寻求性病AIDS信息。2016年高安全套使用意向的保护因素为女性、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高、安全套使用的信念坚定、对AIDS患者的态度积极、安全套购买的自我效能低、大学前接受过性教育。2006年和2016年安全套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详见表6。
本研究发现, 虽然2016年北京市大学生“ 国八条” 的知晓率高于全国水平[4], 但AIDS各项知识知晓率低于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于2012年发布《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二五” 行动计划》, 提出青少年AIDS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到90%[5], 而目前AIDS知识知晓率未达到上述目标, 且各项知识知晓率均有下降趋势。
本研究中知识知晓率下降的同时, 2016年AIDS相关各项意向均呈负向发展, 较为明显的是“ 大学生对性行为的态度” , 这显示大学生对于多性伴、商业性行为等高危行为的态度越来越容忍, 与Zhang等[6]的研究结果相同。同时, 在AIDS相关行为方面, 2016年被调查大学生金钱(物品)交易性行为的发生率有所上升, 同性性行为的发生率亦有所上升。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日趋开放, 然而目前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内容有待完善, 大学生正确的性观念和性道德未完全建立, 导致高危性行为(如多性伴性行为、商业性行为等)的发生率上升[7, 8]。近年互联网发展迅速, 其便捷性和隐蔽性使其逐渐成为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性交往的主要渠道, 以互联网为最主要交往途径的MSM危险性行为更为普遍[9]。虽然MSM人群已具备一定AIDS知识, 但目前针对MSM人群的健康教育仍多以知识为主, 相关健康教育活动较少考虑与知识同等重要的社会、心理和个体特征对MSM的重要影响[10]。在安全套使用方面, 每次性行为中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有所上升, 2016年比例高于全国调研结果[11], 但本研究中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 且从未在性行为中使用过安全套的比例亦有所上升。
目前, 性接触是我国AIDS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预防性接触传播AIDS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对安全套的使用意向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发现高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坚定的安全套使用信念和对AIDS患者的积极态度均是安全套使用意向的保护因素, 但与2006年相比, 2016年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更低, 对AIDS患者的态度更为消极, 且安全套使用信念没有提高。大学生仍需性观念、性责任方面的正确引导, AIDS健康教育活动应在普及知识的基础上加大宣传健康性观念、负责任的性行为,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观念, 坚定大学生安全套使用信念。低安全套购买的自我效能主要体现在购买安全套时会感觉到紧张和不好意思, 2016年低安全套购买的自我效能是高安全套使用意向的保护因素, 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是:相对于性行为方面较为保守的大学生, 那些在性行为方面较为开放和随意的大学生在购买安全套时顾虑较少, 不会感到不好意思或紧张, 但他们在性行为中却更加开放或随意, 更易不使用安全套。
与2006年不同, 2016年性别已成为安全套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 且男性安全套使用意向更低。有研究结果表明, 男性会为凸显自己在经济和亲密关系上的支配地位而拒绝使用安全套[12], 同时在无法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女性中, 约51%的女性是因为伴侣态度或担心信任危机而不使用安全套[13]。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平等的沟通关系可为安全套的使用做支撑, 性病AIDS健康教育也要注重性别间的差异, 倡导平等的沟通关系, 鼓励女性表达自我观点, 增强女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从本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 2016年“ 大学前接受过性教育” 已成为高安全套使用意向的保护因素, 但大学前居住地已不是2016年高安全套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1998年至今, 国家发布的AIDS相关规划和行动计划中都将中学AIDS性病健康教育作为青少年AIDS健康教育干预的重点[5, 14]。数年来, 各地区、各中学都开展了大量性病AIDS健康教育活动, 这些活动有效地提高了青少年防病意识, 帮助青少年树立了正确的性观念, 同时, 多地区同时开展的性病AIDS健康教育活动, 也使得不同经济水平地区青少年间性观念、性责任的差异缩小, 在进入大学或社会, 脱离家庭约束前, 普遍接受到正确知识与态度的灌输, 利于减少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 控制大学生AIDS疫情。
我国AIDS健康教育活动仍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支持[15], 预防AIDS工作的宣传教育缺乏深入和持久性, 导致大学生虽然对AIDS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但却并不担心现实中的威胁[16], 缺乏获取AIDS知识的主动性, 导致高校AIDS健康教育效果不显著。
综上所述, 中学和大学性病AIDS健康教育应继续深入开展, 根据当前大学生群体的特点, 除知识普及外, 还应培养青少年正确的性观念及对待AIDS和AIDS患者的正确态度, 邀请AIDS防治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到青少年AIDS健康教育中, 帮助学生获得专业性的指导和帮助, 改变健康传播方式, 通过社交媒体、微信等大学生最常用的新媒体方式开展活动, 加强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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