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 给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1, 2, 3], 健康素养作为居民基本素质之一, 亟待提高[4]。2011年,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在北京市进行了传染病健康素养相关调查和研究, 构建了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5, 6], 并应用该指标体系评价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 研究结果提示, 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和传染病相关知识、行为和技能现状不容乐观[4, 7]。健康素养水平可能影响居民个体传染病的发生和转归, 本研究对前期研究资料[5, 6]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 旨在探索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与传染病症状发生之间的关联, 为开展传染病健康素养工作和防控传染病提供科学依据。
调查目标总体为北京市18岁以上居民, 主要调查内容为传染病健康素养。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n=
此次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要求后, 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 对于阅读有困难的调查对象, 由调查员询问调查对象, 帮助其填写调查问卷。调查使用的工具为经过专家讨论和预调查修改后的“ 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问卷” [4, 5, 6], 调查内容:(1)知识性健康素养:常见重大传染病防治知识, 如流感、乙肝、肺结核、艾滋病、性病等; (2)行为性健康素养, 是否经常参与体育锻炼、饮食卫生、个人卫生习惯等; (3)技能性健康素养:阅读化验单、阅读科普材料、正确使用温度计等基本健康技能; (4)居民传染病相关症状的情况:过去一年是否曾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皮肤或巩膜黄染或结膜充血等症状。
在预调查、专家咨询、难易度、区分度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 从调查问卷中筛选出3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 构成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指标体系, 并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 认为该指标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5]。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的赋值:传染病相关知识题回答正确赋值为1分, 回答错误赋值为0分; 相关行为为正确行为赋值为1分, 行为为错误或不良行为赋值为0分; 掌握相关技能赋值为1分, 不能掌握相关技能赋值为0分。参考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中居民健康素养的判定标准[8], 制定了区分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高低的判断标准。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者即为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高:知识性素养得分≥ 9分(总分12分), 行为性素养得分≥ 10分(总分13分), 技能性素养得分≥ 4分(总分5分)[4]。
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 进行数据的双录入和检错。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组间居民出现传染病相关症状的比例比较应用Pearson χ 2分析。传染病相关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是否出现传染病相关症状作为因变量, 以问卷调查的各影响因素以及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高低作为自变量, 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进行分析, 自变量检验水准设定为进入的
在北京市6个区县共调查13 287人(均为18岁以上), 回收问卷13 035份。其中, 男性6 295人、女性6 732人(8人性别选项未填); 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岁以上者分别为2 705、2 547、2 605、2 649和2 529人; 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为主, 分别为3 678、3 696和3 843人, 其他较少; 农民(3 828人)、公司职员(2 117人)、退休人员(2 040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1 231人)、服务业人员(1 078人)以及待业人员(987人)较多, 其他职业较少; 城区6 431人、郊区6 604人(表1)。在回收的13 035份问卷中, 由于传染病相关知识、行为和技能等调查内容有缺失, 最终有10 519份调查问卷能计算出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 包括男性5 111人、女性5 402人(6人性别选项未填); 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岁以上者分别为2 152、2 107、2 088、2 172和2 000人; 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为主, 分别为2 844、3 058和3 339人, 其他较少; 农民(2 797人)、公司职员(1 815人)、退休人员(1 736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1 084人)、服务业人员(857人)以及待业人员(778人)较多, 其他职业较少; 城区5 511人、郊区5 008人。
如表1所示, 过去1年北京市居民发热、腹泻、皮疹、皮肤或巩膜黄染、结膜充血的报告率分别为31.3%、17.6%、4.5%、0.3%、1.6%。分层分析结果表明, 发热的报告率在男女间存在差异, 女性高于男性; 发热、腹泻和皮疹的报告率在城郊居民间存在差异, 发热和皮疹的报告率为城区高于郊区, 而腹泻的报告率为郊区高于城区; 发热、腹泻和皮疹的报告率在不同年龄组居民间存在差异, 发热的报告率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下降趋势, 皮疹的报告率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上升趋势, 而腹泻的报告率在18~29岁较高; 发热、腹泻的报告率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间存在差异; 发热、皮疹、皮肤或巩膜黄染、结膜充血的报告率在不同职业的居民间存在差异, 如发热的报告率在学生和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中较高, 而在农民和家务及待业人员中较低, 结膜充血的报告率在医务人员中的报告率较高, 而在其他人群中报告率较低。
表2所示为不同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居民出现传染病相关症状的报告率, Pearson χ 2分析提示, 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高是出现发热、腹泻、皮肤或巩膜黄染的保护因素, 同时考虑到皮肤或巩膜黄染病例较少, 不适合做多因素分析, 本研究将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只对出现发热、腹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不同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是居民过去1年出现发热、腹泻的影响因素, 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高的居民出现发热和腹泻的概率分别是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居民的0.848和0.697倍。
2008年卫生部颁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 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和《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工作方案(2008— 2010年)》, 并在全国开展了健康素养调查, 为我国全面开展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 9, 10]。前期我们进行了北京市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和研究, 构建了北京市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 并评价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现状[4, 5, 6, 7]。北京市传染病健康素养研究发现, 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总体水平较低, 在郊区居民、60岁以上老年人、农民、生产及运输工人和家务及待业人员、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居民等人群中更甚[7], 因此, 提高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刻不容缓。
发热、腹泻、皮疹、皮肤或巩膜黄染及结膜充血等症状是传染病较为常见的症状, 已被纳入“ 北京传染病症状监测信息系统” , 用于传染病早期预警[11]。通过针对这些症状的监测可发现一些传染病, 如菌痢、水痘、疟疾、流感等, 以便及早地进行应对, 有效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11]。本研究发现, 北京市居民发热和腹泻的报告率较高, 可以推断发热、腹泻等是较为常见的传染病症状, 用其作为指示传染病发生的症状指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国外研究表明, 低健康素养水平与不良健康后果间存在相关关系, 可导致疾病发病率上升、疾病指标异常和健康服务利用不合理等, 对健康素养水平进行干预可改善健康、提高卫生服务利用[12, 13]。低传染病健康素养会对传染病防控造成负面影响, 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发现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高的居民出现发热和腹泻的概率比较低者分别降低了15.2%和30.3%, 提示提高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能有效帮助居民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健康素养代表着认知和社会技能, 这些技能决定了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理解和利用信息, 并通过这些途径促进和维持健康, 是居民基本素质之一[14, 15]。北京市传染病健康素养从公共卫生学视角出发, 涵盖传染病相关知识、行为和技能,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居民促进和维护健康的能力[7]。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能够影响传染病症状的发生, 可能与居民自身的行为危险因素和维护健康的技能水平相关。有研究表明, 不良饮食习惯等行为危险因素是肠道传染病的危险因素[16], 然而, 在我国不良行为习惯还较为普遍, 这给传染病防控带来了困难和挑战[17]。因此, 积极开展行为干预, 提高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十分重要。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 只对前期调查资料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 对研究结果的时效性有一定影响; 第二, 由于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由多个具体指标(30个)构成, 导致在计算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时有约19%的研究对象没有得分, 可能会对本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 第三,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 收集的信息需要调查对象进行回忆,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回忆偏倚。尽管如此, 因相关研究较少, 本研究对传染病防控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编辑:赵 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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