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寻找肾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对阿昔替尼耐药的潜在机制，以期拓展对阿昔替尼耐药的理解，便于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生存预后。方法: 通过摸索阿昔替尼对ccRCC细胞系786-O与Caki-1的半抑制浓度(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₅₀)，使用此浓度下的阿昔替尼体外反复刺激细胞30个周期, 构建对阿昔替尼耐药的细胞系，未被阿昔替尼处理过的细胞系为敏感细胞系，检测耐药细胞系及敏感细胞系在细胞增殖、细胞凋亡水平上的表型差异。通过转录组测序，在两耐药细胞系共同上调表达的差异基因内筛选出可能参与耐药过程的基因，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及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WB)验证耐药细胞系中靶基因的表达量。在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teractive Analysis，GEPIA)数据库中分析靶基因在ccRCC肿瘤及瘤旁组织的表达差异，在卡普兰-梅尔绘图(Kaplan-Meier Plotter，K-M Plotter)数据库中分析靶基因对ccRCC患者的预后影响。对耐药细胞系的靶基因使用慢病毒载体的核糖核酸干扰进行敲低后, 再次检测细胞表型差异。使用WB检测不同处理细胞系的细胞凋亡相关蛋白的水平，寻找可能导致耐药的分子通路。结果: 体外成功构建出对阿昔替尼耐药的ccRCC细胞系786-O-R与Caki-1-R，其较敏感细胞系的IC₅₀显著升高(分别高出10.99 μmol/L，P < 0.01；11.96 μmol/L，P < 0.01)。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CCK-8)、集落形成、5-乙炔基-2’-脱氧尿苷(5-ethynyl-2’-deoxyuridine，EdU)实验结果显示耐药细胞系的增殖能力较敏感细胞系下降，但凋亡染色结果显示耐药细胞系的细胞凋亡水平显著降低(P < 0.01)。尽管对阿昔替尼耐药，但耐药细胞系在20 μmol/L阿昔替尼环境中无明显的新生肿瘤细胞产生。转录组测序筛选出核蛋白1(nuclear protein 1, NUPR1)基因，其核糖核酸(P < 0.000 1)及蛋白表达水平在耐药细胞系中显著上升。GEPIA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NUPR1在ccRCC肿瘤组织中显著高表达(P < 0.05)；NUPR1高表达的ccRCC患者生存预后更差(P < 0.001)。细胞凋亡染色结果显示，敲低NUPR1后抑制了各耐药细胞系对阿昔替尼的抗凋亡能力(786-O，P < 0.01；Caki-1, P < 0.05)。WB结果显示，敲低NUPR1，被阿昔替尼处理后耐药细胞系的B细胞淋巴瘤(B-cell lymphoma-2，BCL2)蛋白水平下降，BCL2相关X蛋白(BCL2-associated X protein，BAX)水平增加，前体caspase3蛋白表达水平下降，剪切体c-caspase3水平上升。结论: ccRCC细胞系通过NUPR1 -BAX/ BCL2 -caspase3通路减少细胞凋亡，参与了对阿昔替尼的耐药过程。

目的: 探讨HER-2相关基因(the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related genes, HRGs)与膀胱癌生存预后的相关性，并基于HRGs构建一种膀胱癌患者生存预后的预测模型。方法: 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中下载膀胱肿瘤组织mRNA测序数据和临床数据，通过与分子签名数据库(the molecular signatures database, MSigDB)中HER-2相关的基因联合分析鉴定膀胱癌中的HRGs。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进一步明确与膀胱癌生存相关的HRGs(P < 0.05)，并构建HRGs风险模型(HRGs risk score model, HRSM)，根据风险评分取中位数将膀胱癌患者分成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利用R语言对高风险和低风险组的患者进行生存分析，并对HRGs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利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验证影响膀胱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计算HRSM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下的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并构建诺模图(nomogram)对膀胱癌患者进行生存预测。利用TIMER数据库对HRSM和患者免疫细胞浸润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共鉴定到13个与患者生存相关的HRGs。通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出5个基因(BTC、CDC37、EGF、PTPRR和EREG)构建HRSM，高风险组的膀胱癌患者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低风险组患者。通过临床相关性分析发现，PTPRR的高表达与肿瘤分级、分期呈显著负相关，而EREG的高表达与肿瘤分级、分期呈正相关；EGF表达量的增加和患者的高级别有相关性，而CDC37的高表达却呈现出了相反的结果；BTC的表达与临床特征无显著相关性。通过对HRSM与免疫细胞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风险评分与树突状细胞、CD8⁺T细胞、CD4⁺T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浸润呈正相关。结论: HRGs对膀胱癌患者的预后有重要作用，可能作为新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和治疗的潜在靶点。

目的: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因肾肿瘤伴瘤栓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年龄≤40岁)临床资料，评估手术效果，探讨其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17例青年肾肿瘤伴瘤栓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情况。按照有无症状、2017年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的临床分期、术后有无联合辅助治疗进行分组，采用Kaplan-Meier方法描绘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间患者术后生存时间、无进展生存时间的差异，分析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结果: 17例患者均接受静脉瘤栓取出术，其中，肾根治性切除术16例(94.1%)，保留肾单位术1例(5.9%)；术前有症状者12例(70.6%)，无症状者5例(29.4%)；良性肾肿瘤2例(11.8%)，恶性肾肿瘤15例(88.2%)，包括肾透明细胞癌1例(6.7%)，非透明细胞癌14例(93.3%)。15例恶性肾肿瘤中，AJCC临床Ⅲ期8例(53.3%)，Ⅳ期7例(46.7%)。术后联合多种辅助治疗者6例(40%)，未联合多种辅助治疗者9例(60%)。随访时间2~7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41个月，随访中死亡3例(20%)。患者术后中位生存时间39.0 (2.3，77.8)个月，无进展生存时间16.4 (2.3，77.8)个月。根据术前有无症状(P=0.307，P=0.302)、AJCC临床分期(P=0.340，P=0.492)、术后有无联合辅助治疗(P=0.459，P=0.253)分组，青年肾肿瘤伴瘤栓患者的术后生存时间、无进展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青年肾肿瘤伴瘤栓患者多出现症状，病理类型更复杂多样，恶性肿瘤合并瘤栓中非透明细胞癌的比例更高，有症状及非透明细胞癌与不良预后可能存在一定潜在相关性，外科手术联合辅助治疗是青年肾肿瘤伴瘤栓患者相对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目的: 比较前列腺靶向穿刺、系统穿刺、靶向穿刺+6针系统穿刺活检对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PI-RADS)5分患者的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及临床有意义前列腺癌(clinically significant prostate cancer，csPCa)的诊断效能，以优化前列腺穿刺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参数磁共振(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检查PI-RADS评分5分且行前列腺穿刺活检的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在mpMRI/经直肠超声(transrectal ultrasound，TRUS)认知融合引导下，行联合穿刺活检(靶向穿刺联合系统穿刺)。以联合穿刺活检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对比靶向穿刺、系统穿刺及靶向穿刺+6针系统穿刺对PCa和csPCa的诊断效能。按mpMRI T分期(cT2，cT3，cT4)进行分组，通过McNemar及Cochran’s Q检验比较不同穿刺方案对PCa和csPCa的检出情况。结果: 入组585例患者，联合穿刺阳性560例(95.7%)，阴性25例(4.3%)。mpMRI T分期cT2期233例(39.8%)，cT3期214例(36.6%)，cT4期138例(23.6%)。按临床T分期分层后发现，cT2、cT3、cT4亚组中靶向穿刺与联合穿刺对PCa、csPCa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Ca：P=0.203、P=0.250、P＞0.999；csPCa：P=0.700、P=0.250、P＞0.999)，靶向穿刺+6针系统穿刺与联合穿刺对PCa、csPCa检出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均＞0.999)。系统穿刺PCa和csPCa漏诊率分别为2.1%(12/560)和1.8%(10/549)，靶向穿刺分别为1.8%(10/560)和1.4%(8/549)，而靶向穿刺+6针系统穿刺检出了所有的PCa和csPCa。但与联合穿刺相比，靶向穿刺和靶向穿刺+6针系统穿刺的平均穿刺针数更少(P＜0.001)，单针阳性率更高(P＜0.001)。结论: 对于PI-RADS 5分患者，靶向穿刺及靶向穿刺+6针系统穿刺有较高的单针阳性率及PCa、csPCa检出率，可作为前列腺穿刺方案的选择之一。

目的: 评估基于MRI前列腺腺体相关参数构建的列线图预测腹腔镜前列腺癌术后尿失禁的临床价值。方法: 纳入经前列腺穿刺活检诊断为前列腺腺癌并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行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LRP)的202例患者，所有患者的术前MRI检查于前列腺穿刺活检术前1周内完成，腺体相关参数包含前列腺上下径、左右径、前后径、前列腺体积、前列腺尖部突入深度(intravesical prostatic protrusion length，IPPL)、前列腺尖部形态分型等。自术后第1个月起，每个月对患者的控尿功能恢复情况进行随访，以全天不需要使用尿垫作为控尿功能恢复标准。应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术后早期控尿功能恢复的危险因素，绘制各模型预测术后控尿功能恢复的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以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的差异，以决策曲线分析评价模型的临床净获益。结果: 202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9.0(64.0, 75.5)岁，穿刺前平均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为12.12 (7.36, 20.06) μg/L，穿刺Gleason评分 < 7分和≥7分者分别为73例(36.2%)和129例(63.9%)，临床分期为T1/T2期者100例(49.5%)，T3期者102例(50.5%)。经术前MRI测量，前列腺体积为35.4 (26.2, 51.1) mL，前列腺上下径与左右径的比值为0.91 (0.77, 1.07)，膜性尿道长度为15 (11, 16) mm，IPPL为2 (0, 6) mm，前列腺尖部形态分型A~D型分别为67例(33.2%)、80例(39.6%)、24例(11.9%)和31例(15.3%)，训练集和验证集分别为141例和61例。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随访3个月患者的控尿率为59.4%(120/202例)。训练集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膜性尿道长度(P < 0.001)、IPPL(P=0.017)和临床分期(P=0.022)是术后早期(3个月)尿失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制作列线图和临床决策曲线，计算训练集ROC曲线下面积为0.885 (0.826, 0.944)，计算验证集ROC曲线下面积为0.854 (0.757, 0.950)。在验证集里对模型进行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卡方值为5.426 (P=0.711)。结论: 术前膜性尿道长度、IPPL、临床分期是LRP术后早期尿失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MRI前列腺腺体相关参数构建的列线图可有效预测LRP术后早期控尿功能恢复，但此结果还需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证实。

目的: 探讨分析肾癌伴静脉癌栓患者行根治性肾切除术和静脉癌栓取出术出现大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单中心肾癌伴癌栓患者241例，所有患者均行根治性肾切除术和静脉癌栓取出术, 对其中的相关术前指标、术中情况及术后资料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的主要结局终点是术中出血量大于2 000 mL，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相关影响因素，首先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的初筛，将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所有统计分析中P <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纳入的241例患者中出现大出血病例数为60例，男性48例，女性12例，中位年龄62岁。非大出血病例数为181例，男性136例，女性45例，中位年龄59岁。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临床症状(同时存在系统症状和局部症状, OR 2.794, 95%CI 1.087~7.181, P=0.033)、手术入路方式(开放手术, OR 9.365, 95%CI 4.447~19.72, P < 0.001)、Mayo分级(Mayo 3~4级, OR 5.257, 95%CI 2.806~10.886, P < 0.001)、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分级(ASA 3级, OR 2.842, 95%CI 1.338~6.036, P=0.007)、术前血红蛋白(OR 0.978, 95%CI 0.965~0.991, P=0.001)、术前血小板计数(OR 0.996, 95%CI 0.992~1.000, P=0.037)、最大癌栓宽度(OR 1.061, 95%CI 1.033~1.091, P < 0.001)、癌栓合并血栓(OR 4.493, 95%CI 2.264~8.915, P < 0.001)、肾上腺切除术(OR 3.101, 95%CI 1.614~5.958, P=0.001)、下腔静脉节段性切除术(OR 2.857, 95%CI 1.395~5.852, P=0.004)这些方面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手术入路方式(开放手术, OR 6.730, 95%CI 2.947~15.368, P < 0.001)、Mayo分级(Mayo 3~4, OR 2.294, 95%CI 1.064~4.948, P=0.034)、癌栓合并血栓(OR 3.236, 95%CI 1.492~7.020, P=0.003)这些方面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结合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手术入路方式、Mayo分级、癌栓合并血栓是导致肾癌伴癌栓手术中出现大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 采取开放手术、Mayo分级高以及癌栓合并血栓的患者出现大出血的风险相对更高。

目的: 探讨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治疗中高复杂程度(R.E.N.A.L.评分7~10分)肾肿瘤的效果。方法: 选取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6年2月至2021年4月行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的R.E.N.A.L.评分为7~10分的肾肿瘤患者186例，所有患者均在完善检查后行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对患者进行随访，记录术后血红蛋白、血肌酐、并发症、住院时间等。数据用均数±标准差或中位数(范围)表示。结果: 本组男128例、女58例，年龄(54.6±12.8)岁，体重指数(25.4±3.4) kg/m²；肿瘤位于左侧95例、右侧91例，肿瘤最大径(3.1±1.2) cm。患者术前血红蛋白(142.9±15.8) g/L，血肌酐78 μmol/L(47~149 μmol/L)。根据术前CT影像进行R.E.N.A.L.评分：7分43例，8分67例，9分53例，10分23例。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有12例中转开放手术。手术时间150 min(69~403 min)，热缺血时间25 min(3~60 min)，术中出血量30 mL(5~1 500 mL)，有9例输血，输血量800 mL(200~1 200 mL)。术后血红蛋白(126.2±17.0) g/L，术后血肌酐83.5 μmol/L(35~236 μmol/L)，住院时间6 d(3~26 d)，手术效果达到“三连胜”87例(46.8%)。有167例得到随访，随访时间12个月(1~62个月)，其中复发伴转移1例，转移4例，合并其他肿瘤2例(死亡1例)。结论: 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治疗R.E.N.A.L.评分为7~10分的肾肿瘤是安全且有效的，基于肿瘤的复杂性，随着难度的增加，阻断时间和手术时间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三连胜”比例逐渐降低；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并发症较少，能较好地达到最大限度保留肾功能的目的。

目的: 评估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中动态对比增强(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DCE)序列状态对前列腺外周带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评分系统(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PI-RADS)4分病灶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9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mpMRI提示外周带PI-RADS 4分，并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DCE序列状态分为常规PI-RADS 4分组和综合PI-RADS 4分组(弥散加权成像3分+DCE阳性1分)。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的年龄、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游离与总PSA比值(f/tPSA)、前列腺体积(prostate volume，PV)、PSA密度(PSA density，PSAD)、DCE状态等指标与前列腺穿刺活检阳性的相关性。结果: 267例PI-RADS 4分患者中前列腺癌217例(81.27%)，非癌病变50例(18.73%)。统计学分析提示，年龄、tPSA、PV、PSAD在前列腺癌组和非癌病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间f/tPS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按DCE序列状态分组后，常规PI-RADS 4分组和综合PI-RADS 4分组穿刺活检结果有明显差异，常规PIRADS 4分组有更高的穿刺阳性率(88.0% vs. 72.6%，P=0.001)，综合PI-RADS 4分组的PV更大。Logistic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前列腺癌的诊断与年龄、tPSA、f/tPSA、PV和DCE序列状态有关(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tPSA、PV和DCE序列状态是诊断前列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对于外周带PI-RADS 4分病灶，tPSA、f/tPSA、PV、PSAD是提高前列腺癌诊断准确性的指标；考虑mpMRI的DCE序列状态可以更精准地选择穿刺患者，降低前列腺癌漏诊率并避免不必要的穿刺。

目的: 研究近红外荧光靶向探针ICG-NP41在大鼠体内实验中对前列腺周围神经血管束(neurovascular bundles，NVB)的成像效果。方法: 构建近红外荧光靶向探针ICG-NP41，建立Sprague-Dawley大鼠(250~400 g)NVB体内成像的动物模型，利用本团队自主研发的近红外二区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进行大鼠体内试验，采用ImageJ及Origin对采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利用GraphPad Prism对荧光信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计算探针用于NVB成像的信背比(signal to background ratio, SBR)，探索有效的给药剂量及成像时间，并对成像结构进行石蜡病理切片及HE染色。结果: 除对照组大鼠(n=2)外，两组尾静脉注射ICG-NP41的大鼠(n=2)均在给药后2 h、4 h后于NIR-Ⅱ荧光模式下拍摄到右侧NVB中的海绵体神经。给药后2 h和4 h，2 mg/kg组大鼠的海绵体神经在荧光模式下的平均SBR分别为1.651±0.142和1.619±0.110，均高于白光模式(1.111±0.03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 mg/kg组大鼠的海绵体神经在荧光模式下的平均SBR分别为1.168±0.066和1.219±0.118，均高于白光模式(1.081±0.04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给药后2 h和4 h，2 mg/kg和4 mg/kg组大鼠的海绵体神经在荧光模式下的平均SBR均高于对照组(SBR=1)，2 mg/kg组的平均SBR均高于4 mg/kg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半高宽法测量神经的平均直径约为(178±15) μm。石蜡切片HE染色可见右侧盆腔大神经节。结论: 近红外荧光靶向探针ICG-NP41能够用于大鼠前列腺周围NVB的术中实时成像，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实时定位NVB提供了一种可供转化的有效手段。

目的: 探讨接受腹腔镜泌尿系肿瘤根治术的老年患者术后慢性疼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CPSP)发生率及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因泌尿系肿瘤行腹腔镜根治手术的65岁以上老年患者资料，在术后6个月时进行电话随访，统计CPSP的发生情况。根据国际疼痛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IASP)的诊断标准界定CPSP：(1)术后出现或强度增加的疼痛，且持续至少3个月；(2)疼痛可能不仅局限于原手术部位，有可能投射到支配该区的神经所在的整个区域(例如深部躯体或内脏组织)；(3)必须首先排除其他原因，如急慢性感染、恶性肿瘤或手术前就存在的慢性疼痛等。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出现慢性疼痛分为CPSP组和非CPSP组。将单因素分析中P < 0.1的变量或临床上认为对结局有显著影响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研究期间共216例老年患者因泌尿系肿瘤接受腹腔镜根治手术，剔除资料不完整等患者后，182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146例，女性36例，平均年龄(72.6±5.2)岁。术后6个月时，58例(31.9%)患者报告CPSP。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 75岁[比值比(odds ratio，OR)= 0.29，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12~0.73，P = 0.008]是老年患者腹腔镜泌尿系肿瘤根治术后发生CPSP的保护性因素；与其他类型肿瘤相比，肾癌(OR = 3.68，95% CI：1.58~8.58，P = 0.003)是发生CPSP的危险因素，术后24 h中重度疼痛(OR = 2.57，95% CI：1.14~5.83，P = 0.024)也是其危险因素。结论: 年龄 < 75岁、诊断为肾癌、术后24 h中重度疼痛是老年患者接受腹腔镜泌尿系肿瘤根治术后发生CPSP的影响因素，应优化术后多模式镇痛策略以预防CPSP的发生。

目的: 探讨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而延迟拔除输尿管支架对泌尿系结石术后患者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 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上尿路内镜碎石术后留置输尿管支架并返回医院取出支架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患者人口学资料、输尿管支架症状问卷(ureteral stent symptoms questionnaire, USSQ)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评分等。USSQ由6个维度(包括排尿症状、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态、工作表现、性功能和支架相关感染)共44个问题组成，量表大部分问题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小部分问题采用四级或七级量表量化。SAS和SDS均由20个问题组成, 用于评估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两个量表采用李克特四级量表，主要统计指标总分(20~80分)。使用标准分(总分乘以1.25取其整数)量化临床焦虑和抑郁程度，并运用矩阵结构分析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共纳入患者71例，输尿管支架中位留置时间对照组32(30, 33) d与延迟组94.5(88, 103) d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延迟组患者在USSQ多维度中(包括排尿症状、一般健康状态、工作表现和支架相关感染)得分较高，焦虑和抑郁程度也明显比对照组严重。延长输尿管支架留置时间会加重患者排尿症状、躯体疼痛共同对工作表现的负面影响(P=0.029 < 0.05)，其中，患者较严重的排尿症状导致工作表现欠佳受延长置管时间的影响最显著(CR=2.619>1.96)。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患者焦虑抑郁程度与支架相关症状严重度呈正相关。结论: 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延迟拔管患者的QoL较差，焦虑和抑郁程度较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越重，支架相关症状会加重。为了提高泌尿系结石术后患者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QoL和心理健康水平，应避免延长支架留置时间或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目的: 探讨肝素/碱化利多卡因(利多卡因与碳酸氢钠混合)协同膀胱内灌注联合水扩张及经尿道电灼治疗女性间质性膀胱炎(interstitial cystitis, I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符合美国泌尿外科协会指南的诊断标准，新诊断为IC的女性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诊断时对可疑病变进行膀胱镜检查和活检。所有患者均接受持续12个月的2%(质量分数)利多卡因10 mL + 5%(质量分数)碳酸氢钠5 mL +肝素25 000 IU的膀胱内灌注治疗，根据患者的意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水扩张及经尿道电灼治疗，将患者分为水扩张和经尿道电灼(hydrodistension and transurethral fulguration, HD/TF)组和非HD/TF组，记录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1、6、12个月O’Leary-Sant间质性膀胱炎症状指标评分(interstitial cystitis patient symptom index scores, ICSI)、问题指标评分(interstitial cystitis patient problem index scores, ICPI)、耻骨上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 VAS)、功能性膀胱容量(functional bladder capacity，FBC)等。结果: 共收集到患者79例，其中有4例(5.1%)患者因病理诊断为癌或治疗失败而行膀胱切除术被剔除，其余患者均在治疗后1、6、12个月成功随访。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治疗后ICPI、ICSI和VAS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 < 0.05)，FBC显著增加(P < 0.05)。治疗后1、6、12个月随访期间FBC持续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治疗后1个月和6个月随访时ICSI持续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治疗后的6个月与治疗后12个月的ICS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D/TF组在治疗后1个月和6个月随访时ICPI持续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治疗后6个月与12个月的ICP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1、6、12个月其余各项指标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非HD/TF组相比，HD/TF组的ICPI、ICSI、VAS和FBC改善更早，且VAS和FBC的变化更显著(P < 0.05)。结论: 肝素/碱化利多卡因协同膀胱内灌注加水扩张和经尿道电灼治疗IC是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膀胱内肝素/碱化利多卡因协同灌注可能成为首选治疗方法，可显著减轻患者和医保系统的经济负担，如果患者能接受，可考虑经尿道电灼联合水扩张的治疗方法。

目的: 调查中国泌尿外科医生对肾绞痛的认知和管理现状。方法: 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期间，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中国各地725名泌尿外科医生，问卷内容包括医生所在省份、所在医院等级、职称、每周诊治肾绞痛患者数量、肾绞痛的首选药物以及对该病的认知情况等。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720份(占总数的99.31%)，其中42.4%的医生首选药物为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40.0%的医生首选解痉药，11.0%的医生首选阿片类药物，6.6%的医生选择其他治疗方法。另外，61.1%的医生对肾绞痛产生机制的认识为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PGs)升高，32.2%的医生认为是输尿管痉挛，5.0%的医生认为是结石刺激，1.7%的医生认为机制不明确。医生对肾绞痛疼痛产生机制的认知情况对首选治疗药物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χ²=54.399，P < 0.001)，认为PGs升高的医生比选择输尿管痉挛和结石刺激的医生更常首选NSAIDs(51.6% vs. 28.0%，χ²=34.356，P < 0.001；51.6% vs. 19.4%，χ²=13.759，P < 0.001)。除此之外，医院等级、医生职称和的医生每周诊治量都会影响医生对肾绞痛的首选药物(P < 0.05)，三级医院、中高级职称和每周诊治>8例肾绞痛患者的医生通常更多会首选NSAIDs。结论: 被调查的中国泌尿外科医生对于肾绞痛的认知及药物治疗方面存在不足，首选药物的选择与医生对疾病的认知、所在医院等级、医生的职称及每周诊治量相关。

目的: 建立评价人肝星状细胞中Ⅰ型胶原蛋白Ⅰα1肽链(collagen Ⅰα1 chain，COL1A1)基因启动子活性的可视化报告系统，判断细胞的活化状态，为抗肝纤维化药物的研究提供细胞模型。方法: 以人肝癌细胞株HepG2基因组DNA为模板，扩增COL1A1启动子序列。在pLVX-AcGFP1-N1质粒基础上构建以COL1A1启动子调控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EGFP)基因表达的重组质粒pLVX-COL1A1-EGFP。使用慢病毒包装系统将pLVX-COL1A1-EGFP稳定转染至永生化的人肝星状细胞LX-2中，并筛选单克隆细胞株。对该细胞株使用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激活及2种具有潜在抗肝纤维化作用的药物处理。使用荧光显微镜及ImageJ 1.49软件对细胞中EGFP荧光强度进行半定量分析，再分别使用逆转录实时定量PCR(reverse transcription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RT-qPCR)和免疫印迹试验检测胞内COL1A1和EGFP的mRNA水平与蛋白质水平。结果: 构建了由COL1A1启动子调控EGFP表达的重组慢病毒质粒pLVX-COL1A1-EGFP，并加入了Kozak序列以增强EGFP的表达，获得了稳定转染pLVX-COL1A1-EGFP的LX-2单克隆细胞株LX-2-CE。LX-2-CE经过TGF-β1和具有潜在抗肝纤维化作用的5 μmol/L二氢丹参酮Ⅰ共处理24 h后，其总荧光强度和平均荧光强度均低于TGF-β1单处理组(P < 0.05)；胞内COL1A1和EGFP的mRNA水平与蛋白质水平同样均低于TGF-β1单处理组(P < 0.05)。结论: 成功构建了基于COL1A1启动子调控EGFP表达的肝星状细胞活化的报告系统，可在体外直观报告肝星状细胞活化相关标志物COL1A1表达，为抗肝纤维化药物的筛选和研究提供了新的细胞模型。

目的: 研究孕早期单纯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阳性与胎儿生长的关联。方法: 采用出生队列研究设计, 选取末次月经在2016年5月至2019年4月且在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分娩的16 446名单胎孕妇, 按照孕早期甲状腺功能状态分为单纯TPOAb阳性组(n=1 654)和甲状腺功能正常组(n=14 792)。三次超声测量胎儿生长指标由超声科医生在常规产前超声检查时按照统一方法测量得到, 采用基于位置、尺度、形状参数的广义加性模型, 校正胎龄及性别计算超声测量胎儿生长指标Z评分, 胎儿生长结局指标包括预测胎儿体质量、腹围、双顶径(biparietal diameter, BPD)、股骨长和头围的Z评分以及胎儿生长受限。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单纯TPOAb阳性与多次重复测量的胎儿生长结局指标的关联。对广义估计方程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结果, 进一步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单纯TPOAb阳性与不同孕周的结局指标之间的关联。结果: 三次超声测量孕周中位数分别为23.6(23.3, 24.1)、30.3(29.7, 30.9)和37.3(37.0, 37.7)周。单纯TPOAb阳性组BPD的Z评分比甲状腺功能正常组高0.057(95%CI: 0.014~0.100, P=0.009)。进一步根据孕周进行分层分析, 结果比较稳定(P＜0.05), 与甲状腺功能正常组相比较, 单纯TPOAb阳性组BPD的Z评分在21~25孕周高0.052, 在29~32孕周高0.055, 在36~40孕周高0.068。单纯TPOAb阳性组与甲状腺功能正常组预测胎儿体质量、腹围、股骨长和头围的Z评分以及胎儿生长受限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孕早期单纯TPOAb阳性略微增宽胎儿BPD, 但未见其影响其他生长指标, 该结果的可重复性与实际意义有待确定。

目的: 麻醉前超声测量胃窦部横截面积(cross-sectional area, CSA), 观察术前2 h口服碳水化合物300 mL对妇科腹腔镜手术特殊头低臀高仰卧截石体位患者麻醉前胃容量(gastric volume, GV)的影响, 并评估患者发生反流误吸的风险。方法: 选择2020年6月至2021年2月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择期行妇科腹腔镜手术特殊头低臀高仰卧截石体位患者80例, 年龄18~65岁, 体重指数18~35 kg/m², 美国麻醉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分级Ⅰ或Ⅱ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每组40例。干预组患者手术前一日24:00后禁食, 对于首台手术患者, 手术日5:30口服碳水化合物300 mL; 对于接台手术患者在预计手术开始前2 h口服碳水化合物300 mL。对照组患者于手术前一日24:00后常规禁食禁饮。麻醉前分别在仰卧位和右侧卧位下行胃窦部超声检查。记录仰卧位和右侧卧位下CSA, 计算出两组患者麻醉前GV, 使用Perlas A半定量评级及胃容量/体质量(gastric volume/weight, GV/W)评估患者发生反流误吸的风险, 记录术前口渴感、饥饿感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等。结果: 两组共80例患者均完成胃窦部超声评估及测量, 干预组和对照组麻醉前GV分别为(58.8±23.6) mL和(56.3±22.1) mL, GV/W分别为(0.97±0.39) mL/kg和(0.95±0.35) mL/kg, 上述指标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erlas A半定量评级: 干预组0级24例(60%), 1级15例(37.5%), 2级1例(2.5%); 对照组0级25例(62.5%), 1级13例(32.5%), 2级2例(5%), 两组评级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共3例(干预组1例, 对照组2例)Perlas A半定量评级为2级的患者, 经干预, 均未发生反流误吸。与对照组比较, 干预组术前口渴感、饥饿感VAS明显降低(P＜0.05)。结论: 妇科腹腔镜手术特殊头低臀高仰卧截石体位患者术前2 h口服300 mL碳水化合物, 麻醉前胃容量未见增加, 反流误吸风险未见增加, 对患者生理需求的干扰减少, 患者舒适度增加。

目的: 比较骨质疏松患者腰椎椎间融合术中植入自体下关节突骨块或聚醚醚酮(polyetheretherketone, PEEK)椎间融合器的疗效, 评估自体下关节突骨块替代椎间融合器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21年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接受后路腰椎改良开窗减压、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且术前合并骨质疏松(双能X线骨密度T值≤-2.5)患者的病例资料, 随访时长不低于术后12个月。根据椎间融合材料的差异分为两组, 椎间植入自体下关节突骨块的患者纳入下关节突组, 植入PEEK椎间融合器的患者纳入PEEK组, 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发病时长、主诊断及融合节段分布、腰椎骨密度、术前合并症的发病率)、围手术期资料(手术时长、术中失血量、术后引流量、围术期异体血输血率)及术后并发症的差异, 同时对比两组术前、术后1周、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及末次随访时的影像学参数(椎间隙高度、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融合间隙角、椎间隙高度改善率、融合率)以及腰椎功能评分[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下腰痛日本骨科协会(Japanese Orthopedics Association, JOA)评分], 评价两种椎间融合材料的临床疗效。结果: 共纳入118例患者, 其中下关节突组68例, PEEK组50例, 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发病时长、主诊断及融合节段分布、腰椎骨密度、术前合并症的发病率、术前各影像学参数及腰椎功能评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组间具有可比性。两组在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异体血输血率方面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下关节突组有3例浅表手术部位感染, PEEK组有2例; 末次随访时下关节突组有3例椎间移植物塌陷, PEEK组有5例; 下关节突组有1例移植物后退, PEEK组也有1例。各随访时间节点两组的椎间隙高度、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融合间隙角均明显大于术前(P < 0.05), 但术后3个月与术后1周相比, 上述参数均明显下降(P < 0.05)。组间比较显示, 术后1周时下关节突组的椎间隙高度及融合间隙角小于PEEK组(P < 0.05), 椎间隙改善率小于PEEK组(P < 0.05)。两组病例自术后3个月开始出现椎间融合, 术后6个月时下关节突组的融合率为75%, 明显高于PEEK组的56%(P < 0.05), 但两组末次随访时的融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腰椎功能评分的组内比较显示, 两组术后的腰痛VAS评分、ODI均明显低于术前(P < 0.05), JOA评分明显高于术前(P < 0.05);组间比较显示, 下关节突组术后6个月时的ODI更低, 而JOA评分更高(P < 0.05)。结论: 骨质疏松患者腰椎椎间融合术中, 椎间植入自体下关节突骨块或PEEK椎间融合器均能获得良好的椎间融合率及腰椎功能改善, 但术后6个月时自体下关节突骨块的融合率及腰椎功能改善优于PEEK椎间融合器。PEEK椎间融合器在术后早期的椎间撑开及椎间隙前凸改善作用优于自体下关节突骨块。骨质疏松患者腰椎椎间融合术后3个月内会出现明显的椎间隙沉降, 椎间植入PEEK椎间融合器比自体下关节突骨块的沉降更为明显。

目的: 探讨不同整形外科治疗方案在脊柱后路内固定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纳入16例脊柱后路内固定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患者, 根据创面特征及缺损情况决定不同整形外科治疗方案, 包括清创、创面密闭式负压吸引(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根据创面缺损部位及程度设计不同组织皮瓣覆盖等。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16例, 其中3例使用清创联合VSD治疗后创面直接缝合, 6例使用清创联合Z皮瓣修复创面, 1例使用双侧骶棘肌肌瓣修补硬脊膜缺损联合Z皮瓣修复皮肤创面, 1例使用背阔肌皮瓣修复创面, 3例使用第四腰动脉穿支皮瓣修复创面, 1例使用局部旋转皮瓣修复创面, 1例使用臀大肌肌皮瓣修复创面。16例患者中, 有7例创面细菌培养阳性, 其中3例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1例铜绿假单胞杆菌, 1例表皮葡萄球菌, 1例大肠埃希菌, 1例肺炎克雷波杆菌, 其余9例创面细菌培养均为阴性。术后有7例患者出现创面不同程度愈合不良, 其中3例进行换药治疗, 2例进行二次清创缝合, 1例采用头皮游离皮片移植, 1例进行局部积液抽吸, 以上7例患者均好转出院, 其余9例患者手术后创面均一期愈合良好。16例患者均未行内固定取出。结论: 多种因素可以导致脊柱后路内固定术后切口愈合不良, 早期干预、彻底清创、去除坏死/感染组织、选择合适的皮瓣有效创面填充覆盖是保证脊柱术后创面愈合、减少内固定取出的重要手段。

目的: 观察男性急性痛风发作的昼夜差异, 为临床精准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单中心、横断面研究设计, 选取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风湿免疫科门诊确诊为痛风的患者, 记录其本次或最近1次急性痛风发作的信息, 包括发作日期和时间、关节症状和体征、药物使用, 以及就诊当日相关生化检测等指标。分析男性痛风患者急性发作的昼夜时间差异, 进一步对急性痛风发作的昼夜差异与临床特点、生化指标等进行单因素比较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共纳入100例男性痛风患者, 记录100次急性发作。急性痛风发作人数的昼夜时间分布为: 上午(6:00~11:59, 18, 18%), 下午(12:00~17:59, 11, 11%), 前半夜(18:00~23:59, 22, 22%), 后半夜(0:00~05:59, 49, 49%); 白天(包括上午和下午, 29, 29%), 夜间(包括前半夜和后半夜, 71, 71%)。急性痛风夜间发作的比率明显高于白天, 夜间: 白天约为2.5 : 1。痛风无论是初发还是复发, 也无论病程长短, 其急性发作均存在昼少夜多的昼夜差异。夜间发作者与白天发作者相比, 血尿酸(serum urate, SU)水平更高(P=0.044);是否合并共病在急性痛风发作例次的昼夜构成比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SU水平(OR=1.005, 95%CI: 1.001~1.009)、合并共病(OR=3.812, 95%CI: 1.443~10.144)是急性痛风夜间发作的相关因素。结论: 痛风无论初发和复发, 也无论病程长短, 其急性发作均具有以夜间多发为特点的昼夜差异; SU水平增高、存在共病是痛风患者夜间急性发作的相关因素。

目的: 分析高原地区不同类型过敏性紫癜(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HSP)藏族患者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 为高原地区正确识别过敏性紫癜高危患者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2014年4月至2022年3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血液内科收治的304例藏族HSP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收集患者性别、年龄、过敏史、家族史、实验室指标[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嗜酸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白蛋白、免疫球蛋白G、免疫球蛋白A、补体C3、补体C4和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等数据, 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类型过敏性紫癜藏族患者发病的危险因素。结果: 肾型HSP患者表现出较高的IgA[(9.2±1.7) g/L vs. (6.4±2.4) g/L, P=0.015]、较低的补体C3[(203.3±21.6) mg/dL vs. (301.1±19.5) mg/dL, P=0.043]和补体C4[(33.5±2.3) mg/dL vs. (53.0±7.2) mg/dL, P=0.032], 腹型HSP患者表现出较低的血红蛋白[(119.6±19.6) g/L vs. (146.6±47.3) g/L, P=0.038]和血浆白蛋白[24.8 (22.1, 33.9) g/L vs. 32.6 (24.6, 35.1) g/L, P=0.045], 关节型HSP患者表现出更高的CRP[13.5 (0.2, 20.6) g/L vs. 7.5 (0.1, 15.2) g/L, P=0.036]和ESR[24 (5, 40) mm/h vs. 15 (4, 30) mm/h, P=0.049]。IgA升高、补体C4减低是肾型HSP的危险因素, 贫血、血浆白蛋白降低是腹型HSP的危险因素, CRP升高是关节型HSP的危险因素。结论: 高原地区不同类型的HSP临床特点存在差异, 对于高IgA血症、低补体C4、贫血、低白蛋白血症、CRP明显升高的患者应高度警惕, 给予早期有效干预可以提高临床疗效, 避免病情向重症发展, 改善预后。

目的: 深入了解(Sjögren’s syndrome, SS)干燥综合征相关口腔疾病治疗的临床特点, 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导。方法: 回顾2015年1月至2021年9月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综合科进行口腔诊疗的部分SS患者, 分析其口腔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情况。对本研究纳入的SS患者, 进行全面的口腔检查, 包括腮腺区检查、口腔黏膜检查、牙列检查、牙体检查、牙周检查、静态唾液流率、念珠菌感染情况及影像学检查。根据检查结果, 按顺序给予患者氟化物治疗、抗真菌治疗、根管治疗、直接充填修复、间接修复治疗, 并记录治疗情况。结果: 共纳入9例SS患者, 其中4例原发性SS患者(primary SS, pSS), 5例继发性SS患者(secondary SS, sSS), 平均年龄(49.2±16.2)岁, 平均口干病程5年, 静态唾液流率均 < 1 mL/10 min。8例患者唾液念珠菌培养阳性(>200个/mL), 1例患者唾液念珠菌培养阴性。治疗前9例患者平均龋失补牙数(decay, missing, filling teeth, DMFT) (24.8±4.2)个, 平均龋失补牙面数(decay, missing, filling tooth surfaces, DMFS) (59.2±21.9)个, 平均切端龋(2.5±1.3)个, 平均冠修复体(4.5±3.6)个。9例SS患者均局部应用了氟化物治疗, 其中8例念珠菌感染者进行了抗真菌治疗。9例SS患者中6例患者人均3.2个全冠修复体由于继发龋而拆除。修复治疗阶段, 1例SS患者仅充填修复治疗, 1例SS患者进行了全口咬合重建治疗, 其余7例患者均进行直接充填联合固定修复治疗。9例SS患者中3例患者进行了种植义齿修复。结论: SS口腔疾病的治疗需要序列进行, 应先进行全面检查和诊断, 再控制感染, 然后进行口腔功能的恢复。

目的: 以琼脂稀释法为金标准, 评价Epsilometer试验(Epsilometer test, E-test)法检测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对甲硝唑敏感性的一致性。方法: 纳入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因消化不良症状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行胃镜检查的H. pylori感染初治患者, 取胃黏膜组织活检行H. pylori培养, 分别采用E-test法和琼脂稀释法检测H. pylori对甲硝唑的敏感性, 比较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相关性。结果: 成功培养105株H. pylori, 将最小抑菌浓度≥ 8 mg/L定义为耐药。琼脂稀释法检测甲硝唑耐药菌株68株, 耐药率64.8%, E-test法检测耐药菌株66株, 耐药率62.9%, 其中, 琼脂稀释法和E-test法检测均为耐药的菌株66株, 均为敏感的菌株37株, 两种方法的一致率为98.1%。2例菌株被琼脂稀释法评价为耐药, 而E-test法评价为敏感, 非常严重错误率为1.9%。没有菌株被琼脂稀释法评价为敏感, 而E-test法评价为耐药(严重错误率为0%)。以琼脂稀释法为金标准, E-test法检测甲硝唑耐药的灵敏度为97.1%(95%CI: 0.888~0.995), 特异度为100%(95%CI: 0.883~1.000)。Cohen’s kappa系数为0.959 (95%CI: 0.902~1.016, P < 0.001), Spearmans相关性检测r=0.807(P < 0.001)。采用Bland-Altman法进行一致性评价, 结果提示较好, 未出现一致性区间外的测值。E-test法比琼脂稀释法的成本更低, 平均完成1例试验两者的成本分别为269.8元和356.6元。结论: E-test法检测H. pylori对甲硝唑的药敏试验与琼脂稀释法相比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E-test法省时、省力、价廉, 可以作为H. pylori药敏试验的优选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