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强度激光疗法(low-level laser therapy, LLLT)常用波长600~1 000 nm, 功率5~500 mW, 为红光或近红外光(near-infrared, NIR)。LLLT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治疗方式, 作用于细胞色素C氧化酶(cytochrome C oxidase, CCO)等靶点, 激活PI3K/Akt、MAPK/ERK等信号通路, 增强线粒体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合成并调节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 具有抗氧化、抗炎及促细胞修复功能, 在皮肤相关疾病、癌症和骨关节疾病等临床领域被广泛应用。近年来研究表明, LLLT可改善勃起功能障碍(erectile dysfunction, ED)模型动物阴茎海绵体病理变化, 康复治疗ED的潜在效果与激活PI3K/Akt、MAPK/ERK等信号通路相关。LLLT处理新鲜及冻融精子的研究发现, LLLT显著提升精子运动能力和顶体完整性效果与调节线粒体能量代谢重编程(如CCO介导的电子传递链激活)、氧化应激动态平衡(ROS/GSH-Px/SOD轴)及表观遗传修饰(DNA甲基化、组蛋白乙酰化)等有关; 在LLLT治疗阴囊热应激诱导的少精子症模型中, LLLT可显著促进生精上皮细胞分化, 其提升血清睾酮水平与抑制脂质过氧化、降低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水平有关。这些研究结果提示, LLLT的光生物调节作用在男性生殖与性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中具有潜在效果。未来有待于开展融合生命科学、工程学与物理学的多学科研究, 以优化LLLT设备的物理参数; 同时, 通过高质量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促进其在相关疾病治疗中的转化应用。

中国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研究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在方法学上经历了从多地区调查到全国代表性研究的演进。1982年, 由沈渔邨院士团队开展的首次调查显示我国12个地区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10.54‰, 1993年第二次调查显示我国7个地区该患病率上升至11.18‰。2002年, 北京与上海城区的调查首次引进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CIDI)3.0及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诊断与统计手册: 精神障碍》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rth Edition)(简称DSM-Ⅳ)诊断标准, 在方法学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但其样本代表性仍有限。此后的多项地区性研究为全国代表性调查积累了方法学经验。2013—2015年, 黄悦勤教授团队联合43家单位完成了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 CMHS), 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7个县/区的32 552名社区成人, 是我国首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主要成果显示, 中国社区成人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16.6%, 其中心境障碍7.4%、焦虑障碍7.6%, 仅9.5%抑郁障碍患者接受治疗且充分治疗率低至0.5%。基于CMHS框架的宁夏、乌鲁木齐、内蒙古等区域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西部农村女性高患病风险及普遍治疗不足的现象。CMHS方法学成果转化为国家《社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指南及技术标准(2015版)》及软件著作权, 主要数据发表于The Lancet Psychiatry, 研究结果被用于指导《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等政策的制定。CMHS建立了从科学调查到政策转化的完整过程, 填补了国家层面数据空白, 为全球尤其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范式, 标志着中国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研究迈入循证决策的新阶段。

胃癌是全球高负担的恶性肿瘤，胃癌诊疗正处于从传统经验模式向精准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目前，诊疗的核心瓶颈已从技术缺乏转变为精准决策能力不足。近年来，诊断领域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辅助内镜、影像组学、分子分型及液体活检等精准化与智能化技术方面进步显著；在治疗领域，早期胃癌的功能保留、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围术期综合策略，以及晚期胃癌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精准分层治疗均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早期诊断率低、分期不精准、治疗个体化选择困难，以及疗效评估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将精准医学与人工智能技术有机结合，即通过多组学等精准化工具刻画肿瘤本质，并运用智能技术覆盖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决策与随访全流程，从而构建更高效的诊疗体系，最终提升患者生存预后。

近年来，我国持续面临口腔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高质量口腔诊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作为以数据驱动、算法支持和模型推理为核心的智能技术体系，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在口腔医学中持续拓展其应用边界。为此，本文系统回顾了AI在口腔医学领域的最新应用进展，涵盖临床诊疗、基础与材料科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医院管理等多个关键环节。具体而言，在临床方面，AI显著提升了口腔疾病的诊断准确性、治疗方案的制定效率，以及手术操作的智能化水平；在科研方面，机器学习加快了口腔疾病生物标志物的识别、口腔微生态的解析与新型生物材料的研发进程；在教育方面，AI助力构建口腔医学知识图谱，推动个性化学习与虚拟仿真训练，促进教学模式的深度变革；在医院管理层面，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体已广泛应用于智能分诊、预问诊生成、病历文书处理与质控审核，有效提升了医疗服务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在此基础上，一个以“AI口腔助手”为核心的多智能体协同体系正逐步构建，涵盖影像分析、治疗规划、术中导航、随访预测、患者沟通和行政管理等多个环节，通过统一接口与知识系统，实现覆盖诊疗全流程的人机协同。尽管AI已取得显著成效，其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数据隐私保护、模型稳定性、跨机构适应性及可解释性等多重挑战。未来亟需构建联邦学习框架、开展多中心验证、引入因果推理方法并健全伦理治理体系，以保障AI在临床中的安全性与可用性。在上述基础上，AI有望从“辅助工具”迈向“可信伙伴”，以持续推动我国口腔医学服务体系向更加可及、高效与高质量的方向迈进。

目的: 探究抗PM/Scl抗体的风湿性疾病谱特征及其在特发性炎性肌病(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 IIM) 中的意义。方法: 回顾性纳入经免疫印迹法检测血清抗PM/Scl抗体阳性的患者，收集并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免疫学指标，比较不同抗PM/Scl抗体亚型(抗PM/Scl75、抗PM/Scl100及双阳性) 患者的临床与免疫学差异。结果: 在纳入的422例抗PM/Scl抗体阳性患者中，结缔组织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CTD) 占83.2% (351/422)，未诊断为CTD者占7.8% (33/422)，未明确临床诊断者占9.0% (38/422)。在422例患者中，IIM占19.7%(83/422)，其次为系统性硬化症(14.2%，60/422)、重叠综合征(11.8%，50/422)、未分化结缔组织病(10.4%，44/422)、类风湿关节炎(6.9%，29/422)、干燥综合征(6.4%，27/422)、系统性红斑狼疮(6.2%，26/422)，其余占24.4%(103/422)。在抗PM/Scl抗体阳性IIM患者中，皮肌炎占比最高(74.7%，62/83)，其次为抗合成酶综合征(21.7%，18/83)和免疫介导坏死性肌病(3.6%，3/83)。在抗PM/Scl抗体阳性患者中，单一抗PM/Scl75抗体阳性患者占52.1% (220/422)，单一抗PM/Scl100抗体阳性占43.6% (184/422)，抗PM/Scl75/100抗体双阳性患者占4.3% (18/422)。在亚组分析中，抗PM/Scl抗体双阳性患者相比于单一抗PM/Scl75阳性或抗PM/Scl100阳性者更易出现系统性硬化症(38.9% vs. 14.1% vs. 12.0%, P=0.015) 和间质性肺病(70.6% vs. 28.8% vs. 35.4%, P=0.002)。抗体双阳性患者及抗PM/Scl75阳性患者较抗PM/Scl100阳性患者更易出现雷诺(Raynaud)现象(29.4% vs. 21.3% vs. 10.9%，P=0.007)，外周血CD8⁺T细胞比例更高(35.9%±14.1% vs. 30.4%±11.2% vs. 26.5%±9.7%，P=0.008)。抗PM/Scl75阳性患者调节性T细胞水平低于抗PM/Scl100阳性患者，而抗体双阳性患者与两组单一抗体阳性患者间的调节性T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6% (5.4%, 10.9%) vs. 9.0% (7.9%, 12.0%) vs. 8.8% (5.2%, 9.7%), P=0.017]。抗PM/Scl抗体合并肌炎相关抗体/肌炎特异性抗体时，发生间质性肺病的比例升高(P＜0.05)。结论: 抗PM/Scl抗体阳性患者疾病谱广，以IIM、系统性硬化症、重叠综合征和未分化结缔组织病为主；抗PM/Scl75/100双阳性多见于系统性硬化症及肺部损害者。

产甲胎蛋白胃癌(alpha-fetoprotein-producing gastric cancer，AFPGC)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胃癌，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和临床表现。AFPGC大多数属于染色体不稳定型(chromosomal instability, CIN)，其基因突变特征包括TP53、MUC16突变和ERBB2、周期蛋白CCNE1等的扩增。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FP)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且与肿瘤T分期和患者预后相关。部分AFPGC患者虽血清AFP水平正常，但胃癌组织中AFP表达呈阳性。组织中的AFP在肿瘤的侵袭性和免疫逃逸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可能促使肿瘤生长和转移。临床上，AFP、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人绒毛膜促性腺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Ⅱ诱导的蛋白质(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PIVKA-Ⅱ，又称异常凝血酶原)等标志物的联合升高提示胃癌的高恶性潜能，尤其在晚期患者中，此类患者预后较差。免疫治疗在AFPGC中的应用显示出一定潜力，但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尽管已有个案报告，但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个体化、多模式治疗是提高AFPGC治疗效果的关键，因此，综合评估AFP水平、影像学和病理特征对临床治疗至关重要。

目的: 利用基于汇总数据的孟德尔随机化(summary-data-based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MR)、共定位分析和细胞实验, 从多组学角度研究氧化应激相关基因与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 PCa)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基因甲基化、基因表达和循环蛋白质的汇总级数据在下载后进行筛选, 将PRACTICAL队列作为观察队列, deCODE数据库作为验证队列, 使用SMR分析和依赖性工具异质性(heterogeneity in dependent instruments, HEIDI)检验评估氧化应激相关基因与PCa的关联性和异质性, 采用共定位分析确定氧化应激相关基因与PCa之间是否存在共享突变。进一步对筛选出的基因采用CCK-8、细胞划痕实验、Transwell侵袭实验、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探究其对PCa细胞系C4-2生物学行为的影响。结果: 经过多组学分析, SCP2在基因甲基化、基因表达和循环蛋白质层面均被确定为与PCa风险增加存在显著关联性, 而GSTP1在基因甲基化和循环蛋白质层面, LPO在循环蛋白质层面被认为与PCa风险增加存在显著关联。在基因甲基化层面, SCP2的cg00581603(OR=1.11, 95%CI: 1.05~1.17)和cg13078931(OR=1.12, 95%CI: 1.05~1.18)甲基化被认为是PCa的致病因素; GSTP1的cg05244766(OR=0.89, 95%CI: 0.84~0.95)甲基化被认为是PCa的保护因素。在基因表达层面, SCP2(OR=1.05, 95%CI: 1.02~1.07)同样被确定为PCa的致病因素。在循环蛋白质层面, SCP2(OR=2.10, 95%CI: 1.34~3.29)显示出了与基因甲基化和基因表达层面一致的PCa致病趋势, 此外, GSTP1(OR=1.16, 95%CI: 1.07~1.25)和LPO(OR=1.12, 95%CI: 1.05~1.19)都与PCa风险增加显著相关。进一步的细胞实验表明, 敲除SCP2能显著降低PCa细胞的致癌表型。结论: 通过多组学分析和细胞实验验证, 本研究证实了SCP2与PCa发生风险增加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性, 这一发现加深了对PCa发病机制的了解, 并为PCa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和治疗方向。

目的: 比较肾透明细胞癌与非透明细胞癌伴静脉癌栓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 连续性纳入2014年1月至2024年2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肾细胞癌伴静脉癌栓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根据病理类型分为透明细胞癌组和非透明细胞癌组, 比较两组患者基线、术中和预后情况。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共纳入437例患者, 中位年龄58岁, 男性317例, 女性120例, 透明细胞癌组366例, 非透明细胞癌组71例。非透明细胞癌组包括乳头状肾细胞癌38例(53.5%)、嫌色细胞肾细胞癌2例(2.8%)、未分类肾细胞癌11例(15.5%)、分子定义的肾细胞癌19例(26.8%)和肾集合管癌1例(1.4%)。相较于肾透明细胞癌组, 非透明细胞癌组患者发病年龄较早(59岁vs. 55岁, P=0.010), 肿瘤直径更大(8.4 cm vs. 9.5 cm, P=0.025)、淋巴结转移比例较高(56.8% vs. 70.6%, P=0.034)、癌栓分级(P < 0.001)和病理分级较晚(P=0.010)、手术时间较长(272 min vs. 289 min, P=0.023)、总生存期较短(80个月vs. 35个月, P < 0.001)。多因素Cox分析显示与肾细胞癌伴静脉癌栓患者预后相关的因素为病理类型、远处转移、癌栓分级、肉瘤样或横纹肌样分化。两组在性别、体重指数、肿瘤侧别、远处转移、肉瘤样或横纹肌样分化、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手术方式选择、转为开放手术比例、失血量、输注红细胞、输注血浆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相较于肾透明细胞癌伴静脉癌栓患者, 非透明细胞癌伴静脉癌栓患者发病年龄早、疾病侵袭性强、预后差。

口腔颅颌面骨缺损由创伤、肿瘤、感染及先天畸形等多种因素引起，严重影响患者生理功能与生活质量。传统的骨修复方法(如自体或异体移植)在复杂、大范围缺损修复中仍面临供区损伤、免疫排斥及远期吸收等局限，其内在原因是缺乏对骨组织再生过程中复杂的细胞行为、信号网络及材料-宿主相互作用的深入解析，导致现有治疗策略难以精准调控修复进程。因此，发展基于机制探索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材料，是目前口腔颅颌面骨再生研究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系统综述了本课题组围绕“调控细胞命运-构建智能材料-实现功能重建”这一核心理念，在口腔颅颌面骨再生领域取得的系列原创性研究进展。从骨骼干细胞命运调控机制入手，阐明了表观遗传修饰、泛素化系统和单细胞水平下功能性干细胞亚群在骨再生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凋亡囊泡作为新型无细胞治疗载体的再生机制及其工程化增强策略；在材料层面，发展了可降解镁、锌金属的生物功能化设计和增材制造技术，并构建了形态与功能双重动态可调的4D打印智能支架，同时引入人工智能，实现精准设计和数字化制造，构建了从机制到转化的系统性创新体系。

长期以来，“综合征”一词被用于“干燥综合征(Sjögren syndrome)”这一疾病的命名，根据是否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干燥综合征被分为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和继发性干燥综合征。然而，这种命名及其“原发性”与“继发性”的分类方式近年来引发了争议。“综合征”通常指独立于发病机制、与疾病状态相关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的集合。随着对其发病机制认识的深入，已经明确“干燥综合征”是一种独立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特征性的临床表现、自身抗体、组织病理学改变以及发病机制，因此，使用“综合征”来指代这一疾病并不准确。此外，传统的“原发性”与“继发性”的分类方式未能充分体现重叠的自身免疫疾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基于这一背景，国际干燥病命名工作组应运而生，旨在就干燥综合征的学术命名达成共识。通过文献回顾以及汇集专家、患者的共同意见，国际干燥病命名工作组于2025年发布了关于该病学术命名的《2023年干燥病命名国际罗马共识》。共识共提出了五项建议，正式推荐使用“Sjögren disease”作为该疾病的命名，简称为“SjD”。同时，共识还建议，当与另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共同出现时，应使用“伴发的”而非“继发性”。从“Sjögren syndrome”到“Sjögren disease”的改变，提高了临床实践和科研中的表述清晰度，突出其独立的发病机制，促使我们对“干燥综合征”到“干燥病”的命名变迁进行思考。

肿瘤血管形成是乳腺癌进展与治疗应答的重要决定因素，本文首先回溯了肿瘤血管形成理论的提出与演变历程，系统梳理了其多样化的发生模式，包括出芽性血管生成、血管内生性分裂、血管拟态与血管共选等，深入剖析了不同模式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在肿瘤进展各阶段的生物学意义。在分子调控机制层面，重点总结了缺氧诱导因子-1轴、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血管生成素/血管生成素受体及Delta样配体4/Notch受体信号通路等核心调控网络的作用机制。此外，本文还全面回顾了抗血管生成治疗在乳腺癌中的临床探索历程，同时探讨了该治疗策略面临的疗效不稳定、耐药、缺乏精准分层标志物及治疗相关毒性等现实挑战。最后，本文提出了面向精准治疗的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优化血管正常化窗口、基于多维标志物的患者分层策略，以及利用空间组学解析肿瘤血管异质性等，为乳腺癌抗血管生成治疗的优化与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

目的: 总结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移植肾切除术的经验, 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2023年8月至2024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移植肾切除术的患者, 收集患者围术期资料, 总结手术步骤和技术要点。连续变量采用中位数(范围)进行描述。结果: 共有5例患者纳入分析, 包括男性2例、女性3例, 中位年龄37(31~68)岁, 移植肾切除距离肾移植手术的中位时间为10(3~22)年。移植肾切除的指征包括反复血尿、腹痛、移植肾恶性肿瘤、移植肾积水伴反复感染。5例患者切除的移植肾均为单支肾动脉、单支肾静脉, 患者的中位手术时间为212(145~351) min, 中位出血量为300(20~500) mL, 中位术后住院日为7(4~25) d。只有1例患者发生术中并发症, 因髂外动脉损伤行缝合修补, 围术期无患者发生死亡。术后病理结果显示3例患者为终末期无功能肾, 1例患者为BK病毒感染相关性尿路上皮癌, 1例为慢性肾盂肾炎伴肾实质萎缩。结论: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移植肾切除术是一种安全且可行的手术方法, 与传统开放移植肾切除术相比, 其优势在于能直接观察并优先处理移植肾肾蒂, 同时在肾背膜外完整地游离并切除移植肾。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 该术式有望成为传统开放移植肾切除术的一个有力替代方案。

伴随微创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不断更新迭代，早期胃癌的外科治疗逐步进入个体化、精准化、智能化时代，以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为代表的保功能手术逐步成为早期胃癌的主流术式选择，但是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在前哨淋巴结定义、示踪剂选择、显影时间、手术范围和策略、病理学检查及术后补充根治手术指征等方面尚存争议。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和实践经验，建议基于淋巴结转移规律和示踪剂显影情况综合判断前哨淋巴结区域，从而重新定义早期胃癌前哨淋巴结；建议选择吲哚菁绿作为早期胃癌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的示踪剂，吲哚菁绿显影时间的界定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予以证实；关于术中切缘冰冻病理检查，需要注意胃黏膜的完整留取，尽量避开超声刀或电刀的烧灼缘；关于术中前哨淋巴结冰冻病理检查，建议根据淋巴结短径是否超过4 mm采取不同的取材方式；同时基于前期的实践经验，在前哨淋巴结清扫策略、胃局部切除范围和策略及术后补充二次手术指征等方面提出了我们团队的建议，未来仍需开展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验证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而提高我国乃至全球的早期胃癌外科治疗水平。

目的: 评估国产模块化海山一^Ⓡ腔镜手术机器人辅助肾盂成形术在治疗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ureteropelvic junction obstruction，UPJO)中的技术可行性与围术期安全性。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4年11—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海山一^Ⓡ腔镜手术机器人辅助肾盂成形术的5例UPJO患者，收集其人口学特征、术中关键参数(包括设备对接时间、控制台时间和出血量等)、围术期相关指标、随访数据以及术者对系统性能的主观评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连续变量以中位数(范围)表示，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结果: 本研究包含4例女性和1例男性患者，均顺利完成机器人辅助肾盂成形术，无1例中转开放或腹腔镜手术。患者中位年龄32岁(24~37岁)，中位体重指数为21.6 kg/m²(15.8~27.3 kg/m²)。设备对接中位时间8 min(3~12 min)，中位控制台时间91 min(71~125 min)，术中出血量均为20 mL。中位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3 d(0~4 d)，中位术后住院时间4 d(4~9 d)，围术期所有患者未出现Clavien-Dindo分级≥Ⅲ的并发症，中位随访时间6个月(5~6个月)，所有患者在术后2个月拔出双J管，5例患者术前患侧肋腹部疼痛均得到缓解，手术主观成功率100%。术者反馈显示，设备运行稳定，手术过程中未出现机械臂干涉或视野漂移等影响操作流畅度的设备异常。结论: 模块化海山一^Ⓡ腔镜手术机器人辅助肾盂成形术具有良好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目的: 评估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和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为代表的国际集中采购机制对疫苗价格的影响。方法: 基于2013—2024年188个国家的14 497条疫苗采购交易记录，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与事件研究法识别价格效应及动态趋势，并进行多维异质性分析。结果: (1) 基准模型表明，相比单一国家的自主采购，通过UNICEF进行集中采购的疫苗价格平均显著降低27.6%(β=-0.323, P < 0.01)；PAHO机制同样显示出约30.9%的初步降价潜力(β=-0.370, P=0.052)。(2)事件研究法严格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事前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F=0.27, P=0.845)，动态追踪显示，在由自主采购转换为集中采购的当年，即可实现约30.0%的价格降幅(β=-0.356, P < 0.01)，且该降价效应在后续年份中保持持续稳定。(3)异质性检验揭示，集中采购具有显著的“扶弱”效应，即小规模买家获得的降价幅度(38.5%, β=-0.487, P < 0.01)显著高于大规模买家(22.5%, β=-0.255, P < 0.01)；非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GAVI)援助国家的边际降价系数(β=-0.418, P < 0.01)远大于GAVI受援国(β=-0.118, P < 0.05)；高收入国家组的降幅最大(β=-0.475, P < 0.01)。(4)供给侧调节效应分析表明，UNICEF的集体议价能力具备跨市场结构的鲁棒性(robustness)，未因市场集中度的上升而发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衰减(交互项β=0.095, P>0.10)。结论: 制度化集中采购能够显著降低疫苗价格；对处于免疫规划融资转型期及面临高自主采购基准价的国家，加入高效的国际集中采购平台是替代外部资金援助、维持疫苗长期可负担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胃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病例数及死亡数均居前列。随着腔镜技术和手术机器人系统的普及，胃癌外科已进入了微创时代。机器人胃癌根治术(robotic gastrectomy，RG)在复杂淋巴结清扫和消化道重建中展现出独特价值，且在减少术中失血、加快恢复速度和降低并发症方面相对腹腔镜胃癌根治术(laparoscopic gastrectomy，LG)更具有优势，但手术时间长和费用高仍是RG的劣势。目前，国内外指南均将RG纳入早期及部分局部进展期胃癌的治疗适应证，但强调需在经验丰富的医疗中心开展。同时，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ICG)近红外光成像示踪技术引导淋巴结清扫、减孔/单孔手术、5G远程手术及人工智能融合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正在推动RG向精准化和智能化发展。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临床研究和指南共识，重点评估RG的技术特点、学习曲线、短期/远期疗效和适应证扩展，分析其主要局限性，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讨论。

目的: 探讨miR-488-5p促进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r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rBMSCs)成神经或成骨分化的作用, 以及对神经化骨再生的影响。方法: 体外诱导rBMSCs向成神经或成骨向分化,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检测成神经或成骨分化过程中不同时间点(第0、2、4、7天)miR-488-5p的表达水平。建立miR-488-5p模拟物组、miR-488-5p抑制剂组以及各自的阴性对照组(negative control, NC)共四组, 分别探讨miR-488-5p对rBMSCs神经向分化及成骨向分化的影响。构建大鼠颅骨缺损模型(直径5 mm全层圆形临界骨缺损), 光固化甲基丙烯酰化明胶(gelatin methacryloyl, GelMA)负载rBMSCs形成以下四组并进行体内成骨实验: ①BLANK组: GelMA; ②BMSCs组: GelMA+rBMSCs; ③NC-BMSCs组: GelMA+转染miR-488-5p模拟物NC的rBMSCs; ④miR-488-5p-BMSCs组: GelMA+转染miR-488-5p模拟物的rBMSCs。术后4周和8周获取标本, 进行显微CT扫描及影像学骨参数分析, 并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Masson染色和神经特异性蛋白可溶性蛋白100(soluble protein-100, S100)组织免疫荧光染色, 评估缺损区神经化组织工程骨的生成效果。结果: 成功诱导rBMSCs向成神经或成骨向分化, 在rBMSCs成神经或成骨向分化过程中, miR-488-5p从第0天至第7天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给予干预后, rBMSCs的模拟物组成神经相关基因及蛋白表达较其对照组增高, 抑制剂组则呈相反结果; 模拟物组的成骨相关基因及蛋白表达较其对照组增高, 碱性磷酸梅(alkaline phosphatase, ALP)染色及茜素红染色加深, ALP活性增强, 抑制剂组则呈相反结果。骨缺损动物模型结果显示, 术后4周和8周, BLANK组新生骨量最少, BMSCs组和NC-BMSCs组新生骨量居中且相近, miR-488-5p-BMSCs组新生骨量最多, 4周时miR-488-5p-BMSCs组骨矿物质密度[(0.63±0.05) g/cm³ vs. (0.51±0.03) g/cm³]、骨体积分数(33.17%±6.43% vs. 18.11%±1.52%)、骨表面积密度[(3.43±0.69) /mm vs. (2.46±0.20) /mm]及骨小梁数量[(0.92±0.21) /mm vs.(0.59±0.07) /mm]显著高于NC-BMSCs组, 8周时miR-488-5p-BMSCs组的骨矿物质密度[(0.80±0.04) g/cm³ vs. (0.68±0.04) g/cm³]、骨体积分数(56.69%±6.22% vs. 42.36%±3.86%)及新生骨周围被S100标记的神经细胞数量(46.33±4.04 vs. 26.00±3.61)显著高于NC-BMSCs组。结论: miR-488-5p同时具有促进rBMSCs成神经及成骨分化的作用, 并促进大鼠颅骨缺损神经化组织工程骨的形成。

目的: 探索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患者肌肉量减少的生物标志物。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标记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检测基线病情活动且2年随访期间保持肌肉量正常或肌肉量减少的RA患者血清蛋白组学特征，并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两组患者血清中的差异蛋白；进一步纳入102例RA患者(肌肉量减少组和肌肉量正常组各51例)及招募志愿者51例作为健康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HC)进行差异蛋白的ELISA验证，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RA患者基线肌肉量减少的相关因素。结果: 10例肌肉量减少组与9例肌肉量正常组RA患者通过基线血清蛋白组学分析筛选出38个差异蛋白，其中间-α-胰蛋白酶抑制蛋白重链3(inter-alpha-trypsin inhibitor heavy chain H3，ITIH3)表达差异显著(log₂FC=2.09)，并在所有血清样本中稳定表达。ELISA验证结果显示102例RA患者血清ITIH3水平显著高于HC组[(119.4±79.7) mg/L vs. (42.3±16.6) mg/L, P < 0.001]，且肌肉量减少组RA患者血清ITIH3显著高于肌肉量正常组[(148.1±94.7) mg/L vs. (90.8±46.6) mg/L, P < 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混杂因素后，血清ITIH3水平仍是RA患者肌肉量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24，95%CI：1.013~1.038，P < 0.001)。结论: 血清ITIH3水平是RA患者肌肉量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ITIH3可能是RA肌肉量减少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目的: 肾损害是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rimary Sjögren syndrome，pSS)常见的腺体外损伤之一，总体预后不良，但早期免疫治疗有助于减轻肾损伤，改善远期肾功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利妥昔单抗(rituximab，RTX)治疗干燥综合征的系统损害有效。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探索RTX治疗pSS肾损害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检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大数据应用平台，连续纳入2013年7月至2025年1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和肾内科就诊，且应用RTX治疗的pSS继发肾损害的患者17例，匹配同期年龄、性别、基线病情相当的，应用传统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患者34例，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数据，RTX组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联合RTX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联合传统免疫抑制药物进行治疗，分析治疗6个月后的病情变化，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一般实验室检查结果、肾损害指标、免疫学指标等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6个月后，肾损害指标方面，RTX组患者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尿β2微球蛋白、肌酐、尿素氮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01、P < 0.05)，24小时尿蛋白水平、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血钾高于对照组；免疫学指标方面，RTX组免疫球蛋白G (immunoglobulin G, IgG)、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P < 0.05)，补体C3、C4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05)；RTX组的欧洲抗风湿病联盟干燥综合征疾病活动指数(European League Against Rheumatism Sjögren syndrome disease activity index，ESSDAI)总分和肾脏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分析两组患者治疗6个月时的激素减量情况，RTX组的泼尼松减至小剂量(0~5 mg，每日1次)的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64.71% vs. 32.35%，P=0.038)。比较两组患者半年内的感染发生率，RTX组为1/17例，对照组为3/34例，两组均未见严重的不良反应。结论: RTX可通过靶向清除致病性B细胞，有效治疗pSS患者的肾小管间质以及肾小球损害，改善肾脏代谢及酸碱平衡功能，其治疗效果可能优于传统免疫抑制药物，有助于激素减量，且患者的依从性、安全性良好，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是中国高发的恶性肿瘤，以手术为核心的新辅助化疗或放化疗虽已成为局部晚期患者的标准治疗模式，但由于远处转移风险高，患者的远期生存获益仍遭遇瓶颈。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引入显著改变了ESCC的围手术期治疗格局。本文综述了ESCC新辅助免疫治疗单药、免疫联合化疗、免疫联合放化疗及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的最新临床研究进展。现有证据表明，新辅助联合放疗在提高局部控制率及根治性切除率方面优势明显，但在转化为远期生存获益方面仍存在局限；与之相比，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在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率的同时，亦通过更强的全身控制有效降低了远处转移风险。尽管新辅助免疫联合放化疗进一步提升了局部缓解率，但毒性负担增加，且远期生存获益尚待证实。因此，围手术期治疗策略应趋向个体化分层：对于局部肿瘤负荷大(T分期高)者，推荐引入放疗以强化局部控制，提高根治性切除率；对于淋巴结转移负荷较重(N分期高)、远处复发风险高者，应侧重以免疫为基础的全身治疗。在术后辅助治疗方面，免疫治疗可改善新辅助放化疗后非pCR患者的预后。结合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等动态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以及对新型免疫靶点的探索，将有助于ESCC围手术期精准治疗的进一步优化。

目的: 分析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合并慢性病贫血(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 ACD)的相关因素, 以指导临床合理诊疗。方法: 选取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RA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关节病变情况、关节外表现及合并症)、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情况, 分析RA合并ACD(RA-A组)与不合并ACD(RA-nA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差异, 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RA合并ACD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纳入468例RA患者, 其中RA-A组194例(41.5%), RA-nA组274例(58.5%),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发病年龄、病程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RA-A组较RA-nA组患者的关节肿胀数更多[13(2, 14) vs. 10(2, 11)], 压痛数更多[10(2, 12) vs. 7(2, 10)], 28个关节疾病活动度评分(28 joint disease activity scores, DAS28)更高[DAS28-CRP(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5.2±1.4 vs. 4.6±1.5;DAS28-ESR(红细胞沉降率,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5.9±1.5 vs. 5.1±1.8],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 0.05)。RA-A组胸腔积液(4.6% vs. 1.1%)、静脉血栓形成(5.7% vs. 1.5%)的发生率更高(P均 < 0.05)。RA-A组患者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ESR、CPR、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 IgG)均显著高于RA-nA组(P均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ESR>20 mm/h、CRP>3 mg/dL、DAS28评分>5.1是RA患者发生ACD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RA合并ACD的患者关节受累更严重, 炎症指标更高, 疾病活动度更高, 且更容易出现胸腔积液和静脉血栓; 高疾病活动度、高炎症状态、静脉血栓是RA合并ACD的危险因素。

发生于口腔颌面部的肿瘤因解剖结构复杂且个体差异大, 传统"经验依赖型"诊疗模式存在术前规划无法三维可视化、术中缺少精准导航、术后缺乏量化评估等局限性。本文系统综述了本课题组十余年来在口腔颌面部肿瘤"数智化外科"领域的探索与临床应用成果。在数字化外科方面, 课题组建立了基于CT、MRI、PET/CT等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术前三维可视化技术, 开发了颌骨缺损重建、眶底钛网预成形、3D打印个性化钛板、软组织皮瓣虚拟设计与种植修复等个性化手术方案设计方法, 并将外科导航系统、混合现实技术应用于术中精准定位与肿瘤切除。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 课题组探索了基于深度学习的肿瘤影像自动分割与分类、颌骨重建方案自动生成、术后面型预测及唾液腺恶性肿瘤预后评估等智能化技术。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数智化外科"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诊疗模式转型, 显著提升了口腔颌面部肿瘤诊疗的精准性、安全性和效率, 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治疗方案。本课题组还展望了未来"数智化外科"在口腔颌面部肿瘤诊疗中的发展方向。

目的: 评估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妊娠者使用阿司匹林的情况，以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连续纳入2010—2024年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出院的SLE患者，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不良妊娠史，血栓、高血压、肾脏病病史)、受累脏器、抗磷脂抗体、妊娠期SLE疾病活动度评分(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SLEDAI)、妊娠期SLE用药方案以及妊娠结局。比较阿司匹林用药组和未用组之间临床特点的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阿司匹林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171例SLE患者，平均年龄为(31±4)岁，46例患者合并不良妊娠史。受累脏器以皮肤、关节最为常见，分别为68.4%和45.6%，肾脏受累52例，占30.4%。87.1%的患者妊娠期SLEDAI评分≤4分。阿司匹林使用比例占48.5%(83/171)，其中在2010—2017年使用比例为43.2%，2017年以后为50.4%，呈增长趋势。171例SLE患者妊娠后出现胎儿丢失、早产、子痫前期/子痫、早发子痫的比例分别为14.0%、23.4%、22.8%、10.5%。调整年龄、不良妊娠史、SLEDAI评分、抗磷脂抗体等协变量后，阿司匹林使用是活产的保护因素(OR＝2.34，95%CI：1.18~4.65，P＝0.015)，可以降低子痫前期/子痫、早发子痫的发生比例(分别为OR＝0.42，95%CI：0.19~0.91，P＝0.028；OR＝0.31，95%CI：0.11~0.89，P＝0.029)。在无子痫前期/子痫高危因素的SLE妊娠者中，阿司匹林使用是活产的保护因素(OR＝8.22, 95%CI：1.61~42.16，P＝0.012)，可能有助于降低早发子痫前期/子痫发生比例(OR＝0.26，95%CI：0.06~1.10，P＝0.067)。结论: 阿司匹林可降低SLE妊娠者子痫前期/子痫、早发子痫、胎儿丢失的比例，对于无子痫前期/子痫高危因素的SLE妊娠者也需在医生的评估和建议下使用阿司匹林。SLE患者妊娠期管理在临床实践中与指南建议尚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规范管理。

目的: 通过无监督聚类的方法分析B细胞单细胞转录组数据，将干燥综合征(Sjögren syndrome, SS)患者区分为不同亚型，建立SS的分子分型框架；同时根据不同亚型特征基因集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以探索不同亚型的核心调控机制，为精准的分子分型提供依据，并揭示SS潜在的治疗靶点，同时探索不同亚型患者的自身抗体及B细胞亚群特点。方法: 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获取SS患者(n=24)和健康对照(n=4)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构建B细胞图谱并识别SS患者与健康对照的B细胞差异基因。通过无监督聚类将SS患者区分为不同亚型，并通过富集分析其特征基因集推测其生物学过程或通路。利用相互作用基因/蛋白质检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the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Proteins，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PPI网络，推断不同亚型特征基因集的核心功能和潜在的靶点。统计并分析不同亚型患者的自身抗体情况及B细胞亚群比例。结果: 将B细胞识别为8个细胞亚群，包括过渡B细胞、初始B细胞、记忆B细胞、双阴性B细胞1型、双阴性B细胞2型、VAV3⁺IRF1⁺B细胞、GP9⁺B细胞和浆细胞。使用FindAllMarkers功能识别出SS患者与健康对照的B细胞差异基因792个，通过对差异基因无监督聚类分析，将SS患者分为3个亚型。通过富集分析，按照其生物学过程或通路，将3个亚型分别命名为干扰素主导亚型、B细胞活化亚型、内质网应激亚型。针对每个亚型特异的基因表达特征，构建了PPI网络，并筛选出每个亚型中的核心枢纽蛋白。每个亚型拥有不同的B细胞亚群及自身抗体特征：干扰素主导亚型有着最高的初始B细胞和过渡B细胞比例，且抗干燥综合征抗原B (Sjögren syndrome antigen B, SSB)抗体阳性率最高；B细胞活化亚型有着最高的记忆B细胞和双阴性B细胞1型比例；内质网应激亚型则有着最高的VAV3⁺IRF1⁺B细胞比例。结论: 通过无监督聚类分析SS患者与健康对照的B细胞差异表达基因，成功将SS患者分为3个分子分型，各亚型表现出特征性的自身抗体谱和优势B细胞亚群，此分子分型框架揭示了SS的B细胞特征，为探索潜在治疗靶点和指导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

胰腺腺鳞癌(pancreatic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PASC)是一种罕见的胰腺外分泌恶性肿瘤，兼具腺癌与鳞癌双重特征。相较于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PASC表现出更强的侵袭性与异质性，且患者预后更差。PASC的生物学行为特殊，目前临床缺乏特异性的术前诊断方法和针对性的治疗策略，临床治疗多沿用PDAC方案，患者生存获益有限。此外，PASC的细胞起源与演化路径、分子分型图谱也有待阐明。本文系统综述了PASC的流行病学与临床病理特征，并探讨含铂化疗方案、放疗及免疫治疗在改善患者预后方面的潜在价值，同时，总结了PASC在克隆起源模式、独特的基因组和转录组改变以及肿瘤微环境异质性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肾移植是儿童终末期肾病的最佳治疗方法，能够改善患儿生长发育，提高患儿生活质量，但是，对于低龄(< 5岁)、低体重(< 15 kg)儿童的肾移植，因患儿血管纤细、手术空间狭小、围术期管理复杂等原因，仍面临很多临床困难。本文报道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例低龄、低体重儿童肾移植：病例1，男，2岁3个月，体重8.8 kg；病例2，女，3岁8个月，体重11.25 kg。均采用经腹膜外途径，供肾动脉和静脉分别与髂总动脉、髂总静脉行端侧吻合，输尿管与膀胱以隧道法吻合，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患儿肾功能恢复良好，均未出现血栓、输尿管狭窄或腹腔间隔室综合征等并发症。结合既往低龄、低体重儿童肾移植的文献报道，以及目前此类肾移植的全球发展现状，讨论低龄、低体重儿童肾移植的临床管理思路，探讨腹腔内途径与腹膜外途径两种手术策略的选择。本中心采用经腹膜外途径完成的2例手术，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希望能为低龄、低体重患儿肾移植提供单中心经验。

目的: 评价全身应用抗生素对Ⅲ期和Ⅳ期牙周炎患者牙周机械治疗短期疗效的辅助作用, 并探索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 为临床精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2007年11月至2015年2月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接受过牙周机械治疗的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共纳入521例Ⅲ/Ⅳ期牙周炎患者, 根据是否在龈下刮治和根面平整(scaling and root planing, SRP)基础上全身应用抗生素, 将患者分为抗生素组(n=204)和非抗生素组(n=317), 根据抗生素使用时机将抗生素组分为SRP前, SRP中和SRP后3个亚组。主要结局指标为探诊深度(probing depth, PD)≥5 mm的位点百分比变化。通过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确定各因素与疗效的关联, 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确定抗生素使用、抗生素组年龄和用药时机等因素与疗效的关联, 进一步采用平滑曲线拟合与分段线性回归模型评估抗生素组中年龄和疗效的非线性关联和阈值效应, 阈值通过在预定义区间内寻找使模型似然值最大的转折点来确定。结果: 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牙周指标均显著改善(P < 0.001)。多因素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后发现, 与非抗生素组相比, 抗生素组PD≥5 mm位点百分比减少更显著(β=16.33, 95%CI: 13.40~19.27, P < 0.001)。在抗生素组内, 年龄与疗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以38岁为拐点, ≤38岁的患者疗效显著优于>38岁的患者(P=0.022)。此外, 用药时机显著影响疗效, 在SRP治疗期间(SRP中)使用抗生素的疗效最佳, 优于SRP前或SRP后用药。结论: 在SRP基础上辅助全身应用抗生素, 可进一步改善Ⅲ期和Ⅳ期牙周炎患者的短期临床疗效; 在SRP治疗期间, 对年龄较轻(≤38岁)的患者辅以全身抗生素治疗, 可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唾液腺疾病是口腔颌面部常见疾病, 主要分为肿瘤性与非肿瘤性两大类。唾液腺非肿瘤性疾病主要包括唾液腺炎症、干燥综合征、肉芽肿性疾病及发育异常等多种类型。此类疾病部分为局部病变, 部分与系统性疾病相关, 常伴随唾液分泌功能受损, 引发口干及继发性病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唾液腺疾病研究中心近二十余年来围绕着紧密连接蛋白对唾液腺分泌功能的调控、新型慢性唾液腺炎[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 Ig)G4相关唾液腺炎、¹³¹I相关唾液腺炎和嗜酸性唾液腺导管炎]的临床病理特征与防治、牙髓干细胞治疗干燥综合征及唾液腺发育异常等领域开展了系统性深入研究, 为相关疾病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诊治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的: 评估采用光纤铥激光前列腺剜除术(thulium fiber laser enucleation of the prostate，ThuFLEP)治疗超大体积(>200 mL)前列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4年5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由同一泌尿外科医师进行手术的485例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采用光纤铥激光，根据前列腺总体积(total volume of the prostate，TPV)将患者分为三组：A组TPV < 100 mL、B组100 mL≤TPV < 200 mL、C组TPV≥200 mL。三组患者的年龄[(69.38±7.79)岁、(69.64±8.69)岁、(70.32±7.44)岁]、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IPSS)[(22.7±1.9)分、(22.8±2.7)分、(25.8±3.7)分]、最大尿流率(maximum urinary flow rate，Qmax)[(7.9±2.7) mL/s、(9.3±4.3) mL/s、(9.9±3.3) mL/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的前列腺体积[(103.49±46.19) mL、(75.73±30.69) mL、(273.49±49.19) mL]、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3.52 (1.05, 8.76) μg/L、6.78 (1.61, 7.45) μg/L、8.52 (5.05, 12.76)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 所有患者的手术均顺利完成，三组患者的剜除时间[30.0 (21.2, 44.5) min、41.6 (31.2, 52.5) min、45.1 (35.2, 50.0) min]、住院时间[(6.06±1.21) d、(6.15±1.50) d、(7.71±1.74) 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三组患者的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4.0±1.4) d、(4.0±1.3) d、(6.6±1.1) d]、手术时间[61 (42, 89) min、82 (62, 105) min、115 (96, 142) min]、剜除效率[1.29 (0.71, 1.56) g/min、1.67 (1.23, 2.15) g/min、2.74 (2.20, 3.34) g/min]、血红蛋白下降值[12 (7, 19) g/L、17 (11, 24) g/L、27 (19, 35)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剜除效率与剜除重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线性相关(r=0.880，P < 0.001)，剜除效率随着前列腺体积增加而提高。术后三组患者之间的IPSS[(6.6±1.7)分、(6.2±1.4)分、(4.6±1.1)分]、Qmax[(18.9±3.1) mL/s、(16.8±3.8) mL/s、(22.9±7.1) mL/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的IPSS、Qmax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术后C组Qmax的提高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 < 0.05)。术后并发症以Clavien-Dindo并发症系统评分为标准，分为Clavien-Dindo Ⅰ (尿潴留、持续性血尿)、Clavien-Dindo Ⅱ (腺体残余、泌尿系感染、输血)和Clavien-Dindo Ⅲ (尿道狭窄、膀胱颈挛缩、出血并再次手术)，三组患者术后均随访3个月，Clavien-Dindo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5.2% (13例)、6.7% (12例)和12.1% (7例)，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泌尿系感染、输血及出血并再次手术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他并发症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前列腺体积越大，输血及再次手术的风险增高，剜除效率随着前列腺体积的增加而提高，光纤铥激光前列腺剜除术治疗超大体积的BPH安全、有效。

胃肝样腺癌(hepatoid adenocarcinoma of the stomach，HAS)是一种罕见且高度侵袭性的胃癌亚型，其组织学特征类似于肝细胞癌，并常伴有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显著升高。HAS预后极差，对于初始不可切除的HAS，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因此，转化治疗成为实现根治的关键策略。本文报道1例56岁男性患者，初诊为局部晚期、初始不可切除的HAS，伴有血清AFP升高。一线转化治疗采用奥沙利铂为基础的化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后续加用曲妥珠单抗，但治疗失败，疾病进展。肿瘤组织检测显示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扩增。随后启动二线高度个体化的联合方案，包括维迪西妥单抗(靶向HER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仑伐替尼(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及短期应用的卡培他滨。该方案持续降低患者血清AFP水平，并使原发肿瘤及转移淋巴结明显缩小，达到部分缓解，成功实现降期。随后患者成功接受R0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ypT1bN1期。术后继续给予2个周期相同靶向-免疫维持治疗，后因累积毒性转为观察随访。术后1年半随访，患者无肿瘤复发。本病例表明，对于化疗耐药、HER2阳性的HAS，采用以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为核心，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治疗的强效、分子导向策略，可有效克服治疗耐药，实现显著降期，并获得长期无病生存。

恶性肿瘤是一类以异常增殖和侵袭性生长为特征的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肿瘤细胞普遍存在瓦博格效应(Warburg effect)，即在有氧条件下仍进行高速糖酵解，产生大量乳酸。乳酸传统上被视为代谢废物，近年研究发现其不仅是重要的代谢物，更可作为信号分子，通过新型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乳酸化修饰，在基因表达和细胞功能调控中发挥核心作用。组蛋白乳酸化修饰的发现，揭示了细胞代谢状态与表观遗传调控间直接相连的全新机制。随后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证实，乳酸化修饰广泛存在于各类非组蛋白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方式。乳酸化修饰是由写入酶催化、消除酶去除的动态可逆过程。在恶性肿瘤中，乳酸化修饰通过作用于组蛋白和非组蛋白两大类底物，广泛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在表观遗传层面，组蛋白乳酸化重塑染色质状态，重编程基因表达；在功能层面，非组蛋白乳酸化直接调控信号通路关键蛋白、代谢酶和DNA修复因子的活性，二者协同驱动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塑、转移扩散、治疗抵抗及代谢异常等核心恶性表型。本文系统综述了乳酸化修饰的发现历程、分子机制，并重点阐述了其在肿瘤代谢、免疫及治疗抵抗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同时，探讨了针对乳酸化修饰的潜在治疗策略，包括调控乳酸代谢、干预修饰酶系统，以及开发特异性阻断工具。尽管该领域在酶的特异性和功能研究方面仍面临挑战，但针对乳酸化修饰的深入研究，为理解肿瘤代谢-表观遗传交叉对话提供了全新视角，并为开发创新的肿瘤诊断与治疗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目的: 总结结石相关输尿管狭窄患者接受上尿路修复重建的手术技术及临床结局。方法: 连续性纳入2014年3月至2023年11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71例接受上尿路修复手术的结石相关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收集患者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影像学特点、手术方式及随访情况。手术成功定义为术后症状缓解、肾积水程度改善或未再加重、肾功能处于正常范围且保持稳定。结果: 上、中、下段输尿管狭窄患者分别为36、9、15例, 另有11例患者为多段狭窄。中位狭窄长度为5.0(3.0~15.0) cm。上段输尿管狭窄最常用的修复方式为口腔黏膜补片输尿管成形术(13/36, 36.1%)和阑尾补片输尿管成形术(8/36, 22.2%); 中段输尿管狭窄患者根据狭窄长度, 可选用球囊扩张术(1/9, 11.1%)、输尿管狭窄段切除再吻合(1/9, 11.1%)、自体黏膜补片输尿管成形术(3/9, 33.3%)和回肠代输尿管术(4/9, 44.4%); 下段输尿管狭窄患者最常用的修复方式为输尿管膀胱再植术(10/15, 66.7%); 所有多段狭窄患者均接受回肠代输尿管术。中位随访时间为14.2(6.1~107.1)个月, 总体成功率97.2%。结论: 结石相关输尿管狭窄个体差异大, 根据具体狭窄位置和长度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可获得较满意的临床预后。

报告1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抗接触蛋白1(contactin 1，CNTN1)抗体阳性自身免疫性郎飞结病(autoimmune nodopathy，AN)患者诊断和治疗经过，以期为相关疾病的早期识别与精准管理提供参考。患者为48岁女性，2023年3月因四肢麻木无力1年余、双下肢水肿8个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患者2021年10月因双足麻木、四肢远端无力就诊于外院，脑脊液提示“蛋白-细胞分离”、肌电图符合“周围神经病”，诊断“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神经根神经病(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radiculoneuropathy，CIDP)”。先后予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及甲泼尼龙冲击治疗，疗效欠佳且症状持续进展。8个月前(2022年7月)患者出现双下肢水肿，化验提示外周血白细胞3×10⁹/L，尿蛋白/肌酐4.5 g/d伴低白蛋白及高脂血症，抗CNTN1抗体阳性，腰椎MRI示双侧腰骶神经束增粗，腓总神经神经束水肿，臂丛神经弥漫性增粗，诊断为“免疫介导性周围神经病、肾病综合征”，予利妥昔单抗600 mg静脉滴注1次，地塞米松15 mg/d静脉滴注，5 d后序贯泼尼松60 mg/d并逐渐减停。患者肢体无力及麻木均好转，复查白细胞升至正常范围，但双下肢水肿逐渐加重。1周前患者出现明显脱发，复查尿蛋白/肌酐7.05 g/g，外院查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1 ∶ 1 000胞浆颗粒型，抗双链DNA(double-strand DNA，dsDNA)、抗SSA、抗Ro52抗体阳性，抗SSB抗体弱阳性，考虑系统性红斑狼疮。为进一步诊治患者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就诊并入院治疗，入院后复查抗dsDNA抗体137 IU/mL，C4减低，血清与脑脊液抗CNTN1抗体均转为阴性，肾穿刺活检病理符合不典型膜性肾病，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抗CNTN1抗体阳性自身免疫性郎飞结病、狼疮性肾炎，加用甲泼尼龙40 mg/d静脉滴注序贯泼尼松50 mg/d口服并逐渐减量，羟氯喹0.2 g每日两次口服，利妥昔单抗500 mg/周，连续4周诱导后序贯每6个月1次500 mg静脉滴注。随诊2年，患者脱发、肢体无力麻木好转，白细胞正常，尿蛋白/肌酐降至0.19 g/g。自身免疫性郎飞结病是在2021年7月被首次正式命名的新型周围神经病变，本文报道1例确诊患者以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与AN共病的机制、疾病特征及B细胞耗竭疗法为核心的治疗策略。

颅颌面组织再生修复是口腔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关键挑战。间充质基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stem cells, MSCs)作为核心效应细胞, 其功能受代谢、表观遗传与免疫网络的多维精密调控。本文系统综述了MSCs在颅颌面组织再生中的功能调控机制, 重点探讨了力学刺激、代谢重编程、H₂S气体信号以及表观遗传修饰对MSCs干性维持、定向分化及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同时, 阐述了MSCs通过外泌体等载体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 共同调控骨稳态与再生进程的双向机制。文末展望了基于MSCs及其工程化外泌体的靶向治疗策略所面临的挑战与临床转化前景, 旨在为颅颌面缺损的再生修复提供新的见解。

目的: 研究泛素特异性蛋白酶35(ubiquitin-specific protease 35, USP35)对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rheumatoid arthritis-fibroblast like synoviocytes, RA-FLS)铁死亡的作用及机制，加深对RA发病机制的理解，并为其治疗提供潜在的标靶。方法: (1) 体外培养RA-FLS，用慢病毒载体感染以构建稳定敲低USP35的细胞系(short hairpin ribonucleic acid of USP35，shUSP35)和其对照细胞系(negtive control of short hairpin ribonucleic acid，shNC)，以及稳定过表达USP35的细胞系(overexpression of USP35，USP35 OE)和其对照细胞系(Vector)。为了探究USP35在铁死亡调控中的作用，使用1 μmol/L依拉司亭(Erastin)诱导RA-FLS细胞构建铁死亡模型。将细胞分为6组，第一组是shNC细胞，第二组是用Erastin处理shNC细胞(shNC+Erastin)，第三组是用Erastin处理shUSP35细胞(shUSP35+Erastin)，第四组是Vector细胞，第五组是用Erastin处理Vector细胞(Vector+Erastin)，第六组是用Erastin处理USP35 OE细胞(USP35 OE+Erastin)。(2)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 CCK8)检测细胞活力；(3)分别使用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检测试剂盒、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检测试剂盒、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和氧化型谷胱甘肽(glutathione sulfide，GSSG)检测试剂盒、亚铁离子含量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中ROS、MDA、Fe²⁺的含量以及GSH/GSSG比值；(4)采用蛋白免疫印迹实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溶质载体家族7成员11(solute carrier family 7 member 11，SLC7A11)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 GPX4)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 (1) 与shNC+Erastin组相比，shUSP35+Erastin组的RA-FLS细胞活力显著降低(P＜0.001)，而与Vector+Erastin组相比，USP35 OE+Erastin组的细胞活力显著升高(P＜0.001)，表明USP35可显著缓解Erastin对RA-FLS细胞活力的抑制作用。(2)与shNC+Erastin组相比，shUSP35+Erastin组细胞的ROS(P＜0.001)、MDA(P＜0.05)和Fe²⁺水平(P＜0.001)显著升高，GSH/GSSG比值显著增加(P＜0.05)；而与Vector+Erastin组相比，USP35OE+Erastin组细胞的ROS(P＜0.001)、MDA(P＜0.05)和Fe²⁺水平(P＜0.05)显著降低，GSH/GSSG比值显著下降(P＜0.05)，表明USP35可显著抑制Erastin诱导的RA-FLS细胞氧化应激和脂质过氧化。(3)在Erastin诱导的RA-FLS中，USP35的表达与SLC7A11和GPX4蛋白水平呈正相关。结论: USP35抑制RA-FLS的铁死亡，可能与增加SLC7A11和GPX4表达相关。

目的: 通过非靶向代谢组学技术，系统比较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rimary Sjögren syndrome，pSS)血小板减少与血小板正常患者的血清代谢谱差异，鉴定出差异代谢物，分析差异代谢物的相对定量与血小板数量之间的关系，筛选出与pSS血小板减少患者的血小板数量相关的代谢途径。方法: 将pSS患者根据有无血小板减少分组，收集患者血清样本，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LC-MS)技术对样品进行分析。通过人类代谢组学数据库(human metabolome database，HMDB)、脂质代谢途径研究计划(lipid metabolites and pathways strategy，LIPID MAPS)等数据库进行分类注释；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PLS-DA)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筛选出组间差异代谢物。基于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进行富集分析，研究代谢物的功能和代谢途径。对pSS伴血小板减少患者的血清差异代谢物的表达量与血小板计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共纳入62例pSS患者，其中32例伴有血小板减少，30例血小板正常。与pSS不伴血小板减少患者相比，pSS伴有血小板减少患者血清中一共有137种差异表达的代谢物，分别富集于54条代谢途径。其中，去氧皮质酮、氢化可的松、牛磺酸的表达量与血小板计数呈正相关，新蝶呤的表达量与血小板计数呈负相关。富集分析显示，去氧皮质酮和氢化可的松富集于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途径，牛磺酸富集于牛磺酸和亚牛磺酸的代谢途径，新蝶呤富集于叶酸生物合成途径。结论: pSS患者血小板减少可能与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途径、牛磺酸和亚牛磺酸代谢途径活性减弱以及叶酸生物合成途径活性增强有关。

目的: 数字化精准测量分析上颌切牙前伸和正中咬合接触解剖特征, 建立标准化测量流程并获得特征性切导功能相关数据, 为优化修复体的切导设计提供参考。方法: 招募30名切导稳定的正常受试者, 口内扫描获得数字化牙列模型, 并采用改良动态咬合记录法获取前伸运动数据。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重现前伸运动中的咬合接触区域并记录其分布, 使用图像分析软件测量各个牙位引导部位面积占比。通过逆向工程软件测量分析牙尖交错位咬合接触与解剖特征, 测量指标包括: 正中咬合接触面积占比与分布、边缘嵴与切嵴面积占比、舌面中央曲率半径、舌面倾斜度与覆牙合、覆盖。以上每项指标重复测量两次, 计算组内相关系数以评价复测信度。结果: 所有指标的复测信度良好, 且在双侧同名牙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前伸运动时, 中切牙引导部位面积占比显著大于侧切牙(73.4%±12.3% vs. 26.6%±12.3%, P < 0.001), 近远中边缘嵴与切嵴发生咬合接触的频率显著高于舌窝和舌隆突(P < 0.05)。牙尖交错位时, 中切牙与侧切牙咬合接触面积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8.8%±20.0% vs. 51.2%±20.0%, P=0.758), 近远中边缘嵴发生咬合接触的频率显著高于切嵴、舌窝和舌隆突(P < 0.05)。中切牙的覆牙合、覆盖显著大于侧切牙(P < 0.05), 且近远中边缘嵴面积占比显著小于侧切牙(P < 0.05), 但切嵴面积占比在中切牙和侧切牙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牙位的舌面倾斜度与舌面中央曲率半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上颌切牙前伸和正中咬合接触解剖特征表现出左右对称性。前伸运动时以上颌中切牙引导为主, 中切牙的引导面积约为侧切牙的3倍, 近远中边缘嵴与切嵴是主要的引导部位; 正中咬合时上颌中切牙与侧切牙有相近的咬合接触面积。

目的: 检测特发性炎性肌病(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y，IIM)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黑色素瘤缺失因子2(absent in melanoma 2，AIM2)及其介导的细胞焦亡通路关键组分——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cysteine aspartate-specific protease-1，caspase-1)和焦孔素蛋白D(gasdermin D，GSDMD)的表达，并探讨其在IIM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招募2020年5月至2022年6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风湿免疫科就诊的30例IIM患者(IIM组)，同期于医院体检中心招募30名性别和年龄与IIM患者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健康对照组)，收集研究对象临床信息、血液生化和免疫标志物，以及静脉血样本。通过荧光定量法检测血清双链DNA(double-stranded DNA，dsDNA)水平，通过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PCR(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RT-qPCR)检测PBMC中AIM2、caspase-1、GSDMD、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 1β，IL-1β)和IL-18的mRNA表达水平，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PBMC中AIM2、caspase-1、GSDMD、IL-1β和IL-18的蛋白表达水平，应用酶联免疫吸附(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检测血清中IL-1β和IL-18的表达水平。结果: IIM组包含皮肌炎(dermatomyositis，DM，n=10)、多发性肌炎(polymyositis，PM，n=5)、重叠性肌炎(overlap syndrome，OM，n=11)和免疫介导的坏死性肌病(immune-mediated necrotizing myopathy，IMNM，n=4)4个亚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IM组及其各亚组的血清中dsDNA、IL-1β和IL-18水平均显著增加(P＜0.05)。除IMNM亚组PBMC中AIM2 mRNA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IIM组及其他亚组AIM2、caspase-1和GSDMD mRNA表达均显著增加(P＜0.05)；除IMNM和OM亚组PBMC中IL-1β mRNA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IIM组及其他亚组IL-1β和IL-18 mRNA表达均显著增加(P＜0.05)；亚组间比较表明，DM亚组PBMC中IL-1β mRNA表达明显高于OM和IMNM亚组，PM亚组IL-18 mRNA表达明显高于DM和OM亚组(P＜0.05)。IIM及其各亚组的PBMC中，AIM2、caspase-1、GSDMD、IL-1β和IL-18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各亚组间比较发现，OM亚组的IL-18蛋白表达显著高于PM亚组(P＜0.05)。相关性分析表明，IIM组caspase-1、GSDMD和IL-18 mRNA与AIM2 mRNA呈正相关，caspase-1、GSDMD、IL-1β和IL-18蛋白与AIM2蛋白表达也呈正相关。结论: AIM2炎性小体介导的细胞焦亡通路可能参与IIM的发病机制，这一结论可以为研究IIM的病因及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目的: 探讨全腹腔镜保留贲门和部分胃底的根治性胃次全切除术在中上部胃癌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分析2025年1月至6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41例中上部胃癌患者的病例资料, 根据手术方式分为观察组(n=21)和对照组(n=20), 前者行全腹腔镜根治性胃次全切除术, 后者行腹腔镜全胃切除术。观察并分析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术后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病理诊断结果及营养状况等随访资料。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 无术中转为开放手术或更改术式情况。观察组手术总时间平均为(156.1±14.2) min, 显著短于对照组的(169.8±6.7) min(P < 0.05);两组消化道重建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恢复方面, 观察组首次饮水时间平均为(2.1±0.4) d、首次进食流质时间平均为(3.4±0.5) 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为(6.3±0.5) d, 均显著短于对照组的(2.9±0.6) d、(3.9±0.5) d、(7.1±1.0) d(P均 < 0.05)。两组围手术期均无吻合口瘘、术后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病理诊断结果显示两组术后病理分期、淋巴结清扫数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随访未见复发转移病例; 营养及生活质量方面, 观察组23.8%的患者体重指数较术前下降,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0.0%(P=0.046);观察组术后3个月血清维生素B12水平为(416.0±145.3) ng/L,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15.0±128.2) ng/L(P=0.026)。结论: 全腹腔镜保留贲门和部分胃底的根治性胃次全切除术, 可保证中上部胃癌的肿瘤根治性, 且相较于腹腔镜全胃切除术, 具有手术时间更短、术后恢复更快、能更好维持患者术后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的优势, 安全可靠, 可为中上部胃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新选择。

目的: 评价捐赠人乳库建立后对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母乳喂养率及临床并发症的影响，为极/超低出生体重儿喂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选择2022年2月至2023年11月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的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将捐赠人乳库建立前136例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作为对照组，捐赠人乳库建立后143例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作为观察组。收集极/超低出生体重儿及其母亲的临床资料，母亲信息包括分娩年龄、合并症、分娩方式；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信息包括性别、体重、胎龄、接受母乳喂养时间、达到全肠道喂养时间、住院天数、并发症(早产儿喂养不耐受、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晚发型败血症)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产妇年龄分别为(33.5±4.2)岁、(32.5±3.9)岁，接受剖宫产的例数分别为95(70.4%)例、81(66.9%)例；两组极/超低出生体重儿胎龄分别为(29.2±2.1)周和(29.1±2.2)周，出生体重分别为(1 140.5±247.1) g和(1 169.4±228.6) g，男婴分别为72例(50.3%)和63例(46.3%)。两组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纯母乳喂养率分别为10.5%和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778，P=0.016)。达到完全肠内喂养的时间从13 d缩短至10 d (Z=-4.567，P < 0.001)，首次母乳喂养时间从入院第3天提前至第1天(Z=-11.812，P < 0.001)，住院期间喂养不耐受发生率从34.0% 降至10.0%(χ²=17.015，P < 0.001)，但发现首次接受亲母母乳喂养时间从入院第3天延长至第4天(Z=-4.652，P < 0.001)。两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晚发型败血症、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总住院时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捐赠人乳库的应用可提高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母乳喂养率、缩短首次母乳喂养时间、降低喂养不耐受发生率，为临床治疗该类患儿提供了参考依据。

目的: 评价全髋关节置换术(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合并终末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osteonecrosis of femoral head，ONFH)的临床随访结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年3月至2024年6月行THA治疗的SLE合并终末期ONFH患者235例(340髋)的临床资料。常规收集患者基线资料，包括人口学数据、疾病相关数据、髋关节及手术相关数据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末次随访通过门诊问卷、电话或线上问卷星形式进行。髋关节主观评分采用Harris髋关节评分(Harris hip score，HHS)系统，客观评分采用12项简明版生活质量短表(short form 12，SF-12)评分系统。患者术后满意度采用四度分级系统进行评价，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结果: 患者随访时间为12.4~283.2个月，中位58.0(34.7，101.2)个月。至末次随访时，HHS从术前的32.0 (23.8，39.3)分提高至88.0(84.0，91.0)分，SF-12心理功能评分(mental component score，MCS)从术前的42.3(35.7，48.7)分提高至52.3 (47.8，55.9)分，SF-12躯体功能评分(physical component score，PCS)从术前的36.8(28.3，43.4)分提高至52.0(46.7，54.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患者对髋关节满意度的评价结果显示，200髋(58.8%)为非常满意，120髋(35.3%)为比较满意，14髋(4.1%)为较不满意，6髋(1.8%)为非常不满意，总满意度为94.1%。术后内科并发症包括肺部感染6例(1.8%)、泌尿系统感染10例(2.9%)、胆囊炎1例(0.3%)、颅内感染1例(0.3%)、脑梗塞2例(0.6%)、肺栓塞2例(0.6%)、房颤2例(0.6%)；根据术后内科并发症结果，将患者分为内科并发症组(25髋)和无内科并发症组(315髋)，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术前SF-12 PCS(P=0.031)、术后SF-12 PCS(P=0.007)和术后HHS(P=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骨科并发症包括切口延迟愈合28例(8.2%)、关节弹响11例(3.2%)、假体周围感染3例(0.9%)、脱位3例(0.9%)以及假体周围骨折2例(0.6%)；根据术后骨科并发症结果，将患者分为切口延迟愈合组(28髋)和正常愈合组(312髋)，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术前SF-12 PCS(P=0.009)、术后SF-12 MCS(P=0.025)以及使用陶瓷对聚乙烯负重面的髋关节占比(P=0.009)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SF-12 PCS(P=0.014，OR=0.94)和是否使用陶瓷对聚乙烯负重面(P=0.014，OR=2.90)是THA术后发生切口延迟愈合的相关因素。结论: THA治疗SLE合并终末期ONFH的临床随访结果可靠，具有较高的临床评分和患者满意度，但存在较高比例的术后内科和骨科合并症，如泌尿系感染和切口延迟愈合等，因此，应特别重视该类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以求最大限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报告1例53岁男性VEXAS综合征的诊疗经过，患者表现为多发皮下结节、耳鼻软骨炎，查血白细胞减少，大细胞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升高，ANA、抗ENA抗体谱、ANCA均阴性，抗心磷脂抗体、抗β2糖蛋白Ⅰ抗体、抗磷脂酰丝氨酸-凝血酶原复合物抗体均阳性，UBA1基因Exon3突变检测阳性，突变位点为p.Met41Val(c.121A>G)；骨髓涂片示粒细胞系统空泡变性，皮肤活检示嗜中性皮肤病改变，诊断为VEXAS综合征，主要累及耳鼻软骨、皮肤及血液系统。应用足量糖皮质激素、磷酸芦可替尼治疗后病情好转。本病例提示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软骨炎患者，出现顽固性自身炎症表现和(或)难以解释的血液系统异常时，应重视骨髓评估，进行UBA1基因检测，警惕VEXAS综合征可能，尽早明确诊断和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探索细胞膜囊泡(cell membrane vesicles, CMVs)作为广泛适用的基因沉默工具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递送平台的可行性, 并以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诱导的人牙髓干细胞(dental pulp stem cells, DPSCs)炎症模型验证其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细胞松弛素B处理3T3细胞制备CMVs, 并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动态光散射检测CMVs理化性质。利用洋地黄皂苷透化CMVs将靶向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的siRNA(siTNF-α)负载至CMVs中, 构建CMVs@siTNF-α。通过流式细胞术和共聚焦显微镜检测siRNA负载与胞内转运效率。以LPS(1 mg/L)刺激DPSCs建立炎症模型, 并与CMVs或CMVs@siTNF-α共培养。采用细胞活力检测试剂盒(cell counting kit-8, CCK-8)检测细胞毒性,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 IL)-1β和IL-6的表达与分泌。结果: CMVs呈球形, 由细胞膜及细胞质构成, 平均粒径为903 nm, 表面电位为-9.39 mV。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 负载荧光素酰胺(fluorescein amidite, FAM)标记siRNA(FAM-siRNA)后CMVs荧光强度升高; DPSCs加入CMVs@FAM-siTNF-α培养24 h后, 荧光信号增强。CCK-8检测结果显示CMVs及CMVs@siTNF-α对DPSCs无明显毒性。LPS处理显著上调DPSCs中TNF-α、IL-1β和IL-6的表达, 与LPS组相比, CMVs@siTNF-α下调TNF-α mRNA及其蛋白表达水平, 并抑制IL-1β和IL-6的转录与分泌。单独CMVs处理无明显差异。结论: CMVs可作为一种低毒性的siRNA递送平台, 在体外炎症模型中实现TNF-α沉默及下游炎症反应抑制, 具有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的潜力。

口腔医学是以维护、促进口腔健康，防治口腔器官和口领系统疾病为主要内容的一级学科。通过数代口腔医学工作者的不解奋斗，我国口腔医学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快速的发展，口腔医师人数达到33.4万，口腔医师与人口的比例为1:4 600，已经建成了口腔医学大国，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众的口腔健康整体水平还有较大距离。加强口腔医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强化基层口腔医师培养；优化口腔医学教育，提高口腔医学毕业生的质量；强化基层口腔医疗，夯实口腔医疗服务的基础；规范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强化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建设；普及口腔健康科普知识，增强民众的口腔健康意识，改善民众的口腔健康行为；发挥口腔医学新理念、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引领作用，这些是发展口腔医学、建设口腔医学强国的关键环节。

目的: 描述2019年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和等效球镜度数情况，并对比分析其在2020年及2024年的变化情况，以获得相关基础数据并探究视屏时间变化对视力的潜在影响，为相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近视防控措施提供参考数据。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对象为2019年(基线时期)、2020年(视屏时间增加期)、2024年(视屏时间恢复期)视力筛查的全部小学生，年级、性别、视力与屈光检查数据均来自筛查数据库。应用FKR-710电脑验光仪在未散瞳状态下进行屈光检查，获得球镜度数和柱镜度数；应用K238-AZ液晶视力表检测裸眼远视力。等效球镜度数=球镜度数+1/2×柱镜度数；近视定义为任意一眼裸眼远视力＜5.0且该眼等效球镜度数≤-0.50 D。采用百分比、均数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描述近视患病率和等效球镜度数，采用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份近视患病率和等效球镜度数差异，再按年级分层分析。结果: 共筛查小学生183 204名，2019年45 294名、2020年52 922名和2024年84 988名。2019年近视患病率为30.8%(95%CI: 30.4%, 31.2%)，男生28.4%(27.8%, 29.0%)、女生33.7%(33.1%, 34.3%)(P＜0.001)；一年级11.0%(10.4%, 11.6%)，二至六年级35.7%(35.2%, 36.2%)，呈随年级而升高的趋势(P＜0.001)。2020年近视患病率为35.1%，较2019年上升4.3 (3.7, 4.9)个百分点(P＜0.001)；2024年为41.8%，较2020年继续惯性上升6.7 (6.2, 7.2)个百分点(P＜0.001)。分年级看，与2019年相比，2020年一年级升幅最大；与2020年相比，2024年一年级惯性升幅最小。此外，对等效球镜度数的定量分析显示，2020年等效球镜度数(-0.72 D)较2019年下降0.21 D (0.19 D, 0.23 D)(P＜0.001)，2024年等效球镜度数(-0.68 D)较2020年回升0.04 D (0.02 D, 0.06 D)(P＜0.001)；按年级分层显示一年级学生2024年(0.08 D)已接近2019年水平(0.09 D)。结论: 研究地区小学生2019年近视患病率为30.8%，高于全球水平，接近美国的两倍、德国的四倍，提示小学生近视防控工作依旧面临挑战。2020年和2024年近视患病率高于2019年；低年龄组2020年升幅最大，2024年惯性升幅最小且定量的等效球镜度数已恢复至2019年水平，但高年龄组则不然，提示视屏时间增加等生活习惯变化影响小学生近期视力，低龄学生眼球结构具有可塑性，对负性暴露较敏感并且脱离暴露后又易于恢复，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女生高于男生且随年级而上升的特点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目的: 分析非梗阻性无精子症(nonobstructive azoospermia，NOA)患者在睾丸穿刺取精术(percutaneous testicular sperm aspiration，TESA)和显微镜下睾丸切开取精术(microdissection testicular sperm extraction，mTESE)两种取精方式下，选择精子库供精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周期数据，选择数据完整的NOA患者及其伴侣的ART周期(以末次治疗周期为准)，比较不同取精方式和精子状态(新鲜mTESE、新鲜TESA、解冻mTESE、解冻TESA)的精子库供精使用率，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取精方式与精子来源的关系。结果: 在1 730对NOA患者及其伴侣中，总体精子库供精使用率为12.66%。新鲜mTESE组的精子库使用率最高(23.42%)，其次为解冻mTESE组(5.87%)和新鲜TESA组(5.22%)，而解冻TESA组无一例选择精子库供精。对数线性模型显示，取精方式与精子来源显著相关(mTESE：Estimate=4.499；TESA：Estimate=2.780；P < 0.001)。结论: ART周期中的总体精子库供精使用率较低，可能说明新鲜取精ART的高效性。NOA患者选择精子库供精的比例受取精方式影响，相比于采取TESA的患者，采取mTESE取精患者更倾向于失败后使用供精。

血小板减少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最常见的血液系统并发症之一。本文报道1例38岁的女性SLE患者，妊娠17周时出现重度血小板减少(9×10⁹/L)，实验室检查提示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 1 ∶ 320、补体C3下降、抗磷脂抗体升高，血管超声提升右下肢腘静脉血栓。骨髓穿刺示巨核细胞分化成熟障碍，诊断为SLE、继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抗磷脂综合征。病程中患者仅对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大剂量激素冲击有短暂应答(＜1周)，对常规剂量激素、免疫抑制剂(如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西罗莫司等)、生物制剂(如利妥昔单抗)以及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hrombopoietin receptor agonists，TPO-RAs)艾曲泊帕均无效。血小板长期波动于1×10⁹/L~10×10⁹/L，伴间断牙龈及阴道出血。最终，患者在接受阿伐曲泊帕治疗5 d后，血小板快速升至正常并长期稳定。本例提示，阿伐曲泊帕可作为传统治疗无效的难治性SLE合并血小板减少的有效挽救方案；不同类型TPO-RAs之间存在疗效差异，更换TPO-RAs类型可能获得良好效果。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慢性对称性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合并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的类风湿关节炎有其自身特征, 但也应警惕合并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 Ig)G4相关性疾病的可能。本文报道1例以多关节肿痛伴晨僵为主要表现的患者, 抗角蛋白抗体、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核周因子抗体及类风湿因子阳性, 红细胞沉降率明显升高, 明确诊断类风湿关节炎。该患者病程中逐渐出现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 使用来氟米特、雷公藤多苷等药物治疗效果欠佳。调整为甲氨蝶呤及托珠单抗治疗后, 患者关节症状明显好转, 但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无明显改善。病程中患者出现淋巴结及腮腺肿大, 淋巴结超声提示左侧锁骨上低回声结节, 双侧腋下、右侧腹股沟区异常淋巴结, 双侧颈部、左侧腹股沟区淋巴结可见。腮腺超声提示双侧腮腺内低回声结节, 腮腺导管增宽, 骨髓穿刺活检未见明显异常, 淋巴结病理活检提示有IgG4⁺细胞浸润, 进一步完善血清IgG4, 发现血清IgG4升高。最终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合并IgG4相关性疾病可能, 调整治疗为甲氨蝶呤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 患者关节肿痛明显好转, C反应蛋白逐渐恢复正常, 嗜酸性粒细胞明显下降, 病情缓解。因此, 对于合并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类风湿关节炎应警惕IgG4相关性疾病的可能, 采用利妥昔单抗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目的: 总结上颌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medication-related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MRONJ)的手术治疗效果, 比较不同手术方式治疗Ⅲ期病变患者预后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24年2月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颌面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136例上颌MRONJ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美国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ons, AAOMS)2022年发布的分期标准, 将患者分为Ⅰ期(8例)、Ⅱ期(30例)和Ⅲ期(98例)三组。手术方式包括局部病变切除直接缝合、颊脂垫填塞及碘条填塞。患者术后随访1年, 评估黏膜愈合、疼痛、感染控制及上颌窦炎症改善情况。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全部患者短期(3个月)总治愈率为91.2%(124/136), 长期(1年)总治愈率为94.9%(129/136)。Ⅲ期患者中, 颊脂垫填塞组在短期和长期随访中的口腔上颌窦瘘消除率均显著高于碘条填塞组(79.4% vs. 23.4%, P < 0.001;85.3% vs. 54.7%, P=0.002)。然而, 碘条填塞组在上颌窦炎症改善方面的表现更优, 其短期和长期炎症评分改善程度均显著高于颊脂垫填塞组(P=0.029, P=0.014)。结论: 手术治疗适宜于Ⅰ~Ⅲ期的上颌MRONJ患者, 对于Ⅲ期上颌MRONJ, 颊脂垫填塞更有利于口腔上颌窦瘘的闭合, 而碘条填塞在上颌窦炎症控制方面更具优势, 临床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个体化手术方案。

目的: 了解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患者就医行为的特点及治疗现状。方法: 对2021年9月至2025年10月就诊的APS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首诊主诉、首诊及确诊科室、确诊时间、随诊时间间隔、既往及目前用药情况, 以及健康状况调查量表(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36)、医院焦虑抑郁量表、普适性药物依从性量表。选取年龄及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对照, 在同时期采用SF-36量表及医院焦虑抑郁量表进行测评。结果: 参与调查的APS患者共196例, 中位年龄36岁, 男女比例为1:6.8, 中位病程3.0年。患者首次就诊科室最多的为风湿免疫科(33.2%), 其次为血液科(21.9%)和生殖科(18.4%), 其他科室还包括神经内科(5.6%)、血管外科(5.1%)、急诊(4.1%)等。患者首次就诊主诉以流产或不孕(46.9%, 92/196)、血小板减少(28.1%, 55/196)及血栓(20.9%, 41/196)为主。患者主要于风湿免疫科确诊(83.2%), 其次为生殖科确诊(6.1%)。患者从出现初始症状到确诊APS所需的中位时间为6.0个月, 诊断延迟超过1年的占32.1%。在随访方面, 仅有56.6%的患者规律随访, 随访时间间隔≤3个月, 有7.1%的患者随访时间间隔>12个月。APS患者的用药以羟氯喹、华法林等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药物为主, 76.1%的患者用药依从性高或良好。APS患者的一般健康(general health, GH)评分较对照组显著减低(P < 0.05);APS患者中, 焦虑症状存在的比例较对照组显著增加(13.8% vs. 6.7%, P < 0.05)。结论: APS患者的首诊科室分布广泛, 确诊科室以风湿免疫科为首, 延迟诊断现象仍然普遍。与健康人群相比, APS患者的健康感知显著降低, 焦虑水平显著升高。APS患者的随诊须进一步规范, 还要重视对其疾病认知及心理功能方面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