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卫生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下，为建立强有力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系统，促进国际合作，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启动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修订工作。《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案于2024年6月1日通过，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亟需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实现国内法与本条例的有效衔接，推动国际法的转化适用。相较于原条例内容，修正案调整完善了相关卫生措施，加强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了世界卫生组织和缔约国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这引起《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案在中国的适用问题。为此，需要分别从完善国内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国内核心能力建设；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着手，努力促进这些难题的解决。

目的: 对国家层面出台的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相关政策进行文本分析，揭示我国医联体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及其与政策目标的匹配关系，发现政策设计的结构性矛盾，为优化医联体制度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访问北大法宝、中国知网政府文件数据库和政府官方网站，以“医联体”“医疗联合体”等作为关键词，收集相关政策文件。结合政策文本内容，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二维分析框架，量化分析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分布特征及其与政策目标的交互关系。结果: 研究共纳入2009—2024年50份政策文件，文件类型主要以单独发布(56%)为主。文本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能够使用各种政策工具完成政策目标，但是政策工具存在使用失衡的情况。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46.48%)，集中于制度保障(27.27%)与组织管理(22.73%)，但宣传引导(6.82%)薄弱；供给型政策工具(38.38%)过度依赖信息化建设(24.77%)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24.77%)，人才队伍建设(9.17%)与资金投入(4.59%)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15.14%，由医保支付(37.21%)与推进试点(32.56%)主导，服务外包(9.30%)等市场化工具应用匮乏。交互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工具主要集中于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政策目标，对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政策目标支撑不足，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不能合理匹配。结论: 医联体政策制定在不同部门间的协同较弱，且政策工具呈现结构性失衡，高度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与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严重不足，各个类型政策工具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使用偏好，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不佳。未来政策制定需要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探索使用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同时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强化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支撑。

目的: 探索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总甘油三酯(total triglyceride, 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的配偶相关性及其产生原因。方法: 研究对象与资料来自北京房山家系队列和福建土楼家系队列的基线调查，使用Pearson相关、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GLM)计算配偶表型相关性，从伴侣趋同、选择性婚配、社会同质性三个角度探索相关性的产生原因。采用GLM评价伴侣趋同，利用遗传风险评分(genetic risk scores, GRS)、配偶特异性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评估选择性婚配，分别使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配偶特异性MR与Q统计量从人群遗传背景差异、人群间选择性婚配差异两个层次对社会同质性进行评价。结果: 共纳入342对配偶(房山287对，福建55对)，平均年龄(64.91±8.76)岁。TC、TG、HDL-C、LDL-C的配偶相关性在调整协变量前后均有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分别为0.229(95%CI：0.125~0.327)、0.179(95%CI：0.074~0.280)、0.257(95%CI：0.155~0.354)、0.181(95%CI：0.076~0.282)。在伴侣趋同方面，结婚时间每增加1年，ΔTC增加0.016 mmol/L(95%CI：0.001~0.033 mmol/L)，ΔLDL-C增加0.017 mmol/L(95%CI：0.002~0.031 mmol/L)；在选择性婚配方面，配偶血脂的GRS相关性与潜在因果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在社会同质性方面，不同学历人群的GRS差异与选择性婚配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北京房山家系和福建土楼家系队列的血脂存在配偶表型相关性，未观察到伴侣趋同、选择性婚配、社会同质性对血脂表型配偶相关性的影响, 未来有待更大样本独立研究进一步验证。

目的: 在大样本社区人群队列中探索甘油三酯-葡萄糖(triglyceride-glucose, TyG)指数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关联。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纳入中国鄞州电子健康档案研究(CHines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Research in Yinzhou, CHERRY)队列中40~79岁基线无心血管病史的人群。根据个体的基线甘油三酯和血糖水平计算TyG指数，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TyG指数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关联，调整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地、吸烟状态、体重指数、收缩压及总胆固醇等影响因素后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方法进一步分析TyG指数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非线性关联，并按性别、年龄分层探索其关联在不同亚组的差异。结果: 共纳入226 406名研究对象，人群的基线平均年龄为(55.0±9.7)岁，46.8%为男性，TyG指数的中位数为8.68。在中位随访7.99年期间，9 815人(4.34%)出现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调整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地、吸烟状态、体重指数、收缩压及总胆固醇等影响因素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呈现随TyG指数增加而增大的趋势(P < 0.001)，TyG指数处于上四分位数(TyG>9.10)组与下四分位数组(TyG≤8.32)相比，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增加42%(HR=1.42，95%CI：1.34~1.51)。TyG指数对于60岁以下低年龄组人群的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风险增加的效应值相比60岁及以上人群更明显(HR：1.71 vs. 1.27，P < 0.05)。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在总人群中TyG指数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关联呈现“反L型”关系(非线性趋势P < 0.001)，TyG指数超过8.67阈值时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随该指数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非线性关联的风险阈值存在性别差异，女性(8.51)低于男性(8.67)。结论: TyG指数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存在明显阈值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当TyG指数超过一定阈值时，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发生的风险增加，且女性的阈值低于男性，提示后续利用TyG指数开展综合风险预测与危险因素干预时，需要按性别分层管理，特别是在60岁以下人群中开展早期干预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

目的: 构建儿童青少年近视与肥胖共病综合干预实施性研究结局指标，为儿童青少年多病共防及实施性研究结局测量提供依据。方法: 基于RE-AIM框架初步构建指标集，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通过函询问卷对初步制定的指标集进行评分和建议征询，每一轮专家咨询结束后计算专家积极指数、专家权威程度、专家意见协调程度和专家意见集中程度，整理专家意见，结合专家咨询结果和筛选标准修改、删除或新增指标，并进行下一轮专家咨询，经过两轮专家咨询，意见一致后形成最终指标集。结果: 两轮专家咨询实际纳入专家28名，Kendall协调系数W分别为0.352 (χ²=413.952，P < 0.001)和0.499 (χ²= 405.044，P < 0.001)，经检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可取。最终构建的儿童青少年近视与肥胖共病综合干预实施性研究结局指标包含人群覆盖、干预效果、机构采纳、干预实施和效果维持5个(维度)一级指标下13条二级指标和20条三级指标。人群覆盖维度包括参与项目儿童青少年人数、项目参与者代表性和项目全程参与者代表性；干预效果维度包括共病新发率、近视新发率、等效球镜度数、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超重肥胖患病率、腰围身高比、综合健康知识水平得分和综合健康行为水平得分；机构采纳维度包括参与项目学校的代表性和参与项目执行的校医、教师代表性；干预实施维度包括保真度、内容调整和成本；效果维持维度包括个体健康结局和机构持续采用。结论: 构建了基于RE-AIM框架的儿童青少年近视与肥胖共病综合干预实施性研究结局指标，可以为中国儿童青少年常见多病干预策略优化提供借鉴。

目的: 描述我国10省或直辖市(以下简称为“省”)幼儿园5~6岁儿童近视和近视前期的流行特征，为防控近视和配置相关资源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抽取我国10省21个地级市幼儿园，对其中5~6岁儿童行睫状肌麻痹屈光检查。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近视、近视前期流行特征，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男女生近视和近视前期的分布差异，双侧检验水准α=0.05。结果: 共调查幼儿园5~6岁儿童12 926名，近视率为5.5%，近视及近视前期总的发生率为43.4%。男女生的近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7% vs. 5.2%)，但男生近视及近视前期总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46.4% vs. 40.1%)。按省分层发现，8省男生近视率均略高于女生(P>0.05)，10省男生近视及近视前期总的发生率均高于女生，其中5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将各省调查地区按人均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分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和相对较低两类，近视率在2省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更高，在2省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更高，在另外6省两类地区的近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近视及近视前期总的发生率在3省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更高，在3省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更高，在另外4省两类地区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幼儿园5~6岁儿童近视及近视前期总的发生率较高，男生近视及近视前期总的发生率略高于女生，近视率无明显差异，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近视及近视前期的发生率均未呈现统一关联。

目的: 基于肥胖相关基因遗传多效性识别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IS)遗传风险位点，为理解IS遗传病因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利用“北方农村地区居民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家系队列研究”所收集的资料，采用表型不一致同胞对设计，通过多基因传递不平衡检验(polygenic transmission disequilibrium test，pTDT)，比较患IS同胞的实际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遗传风险与其期望风险，分析BMI多基因风险与IS的关联关系，确定与BMI和IS存在遗传多效性的遗传变异集合，然后将该集合作为候选分析基因集，通过传递不平衡检验进一步识别与IS相关的风险位点并进行验证，最后探索相关位点的功能。结果: 共纳入541例研究对象，组成326对IS表型不一致的同胞对。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58.4±8.1)岁，男性占57.3%。利用不同P值筛选的基因集度量的BMI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进行分析，IS同胞的BMI实际遗传风险均高于其预期风险，提示与高BMI水平相关的遗传风险与IS患病状态存在共同传递的倾向，其中，P值小于5×10^-4构建PRS得分的pTDT检验显著性水平最优，对应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集合对IS的遗传度解释最大，该集合与BMI和IS存在遗传多效性。该集合中有45个SNP与IS存在连锁和关联，它们定位于43个独立基因座，映射在40个基因上，这些基因在脂质代谢通路中显著富集，其中关联验证通过多重检验校正的rs2232852位点映射于CYB5R1和ADIPOR1基因，与脂质代谢、铁死亡通路有关。结论: BMI相关基因和IS存在遗传多效性，在多效性基因集中发现了45个IS相关位点，映射到40个基因上，其功能富集于脂质代谢通路。关联验证分析通过多重检验校正的rs2232852位点映射于CYB5R1和ADIPOR1基因，与脂质代谢、铁死亡通路有关，提示脂质和铁死亡代谢通路可能在IS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

目的: 探讨肥胖相关指标与DNA甲基化时钟及其加速指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两者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双生子登记系统在2013年和2017—2018年开展的两次专题调查。通过Illumina Infinium人类甲基化450K芯片和EPIC芯片测定外周血DNA甲基化数据，并采用DNA甲基化年龄计算器(https://dnamage.genetics.ucla.edu/)或研究者提供的R代码计算DNA甲基化时钟指标GrimAA、PCGrimAA和DunedinPACE。肥胖指标包括体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腰围、腰臀比、腰高比。横断面分析纳入1 070名双生子，对内分析同卵双生子378对，异卵双生子155对，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肥胖指标与DNA甲基化时钟及其加速指标的相关性。纵向分析纳入314名双生子，对内分析同卵双生子95对，异卵双生子62对，采用交叉滞后模型进一步探索肥胖与DNA甲基化时钟指标间的时间顺序关联。上述分析均分别在全部双生子和同卵、异卵双生子对内进行。结果: 横断面分析人群中同卵双生子占71.0%，男性占68.0%，平均实足年龄为(49.9±12.1)岁；纵向分析人群中同卵双生子占60.5%，男性占60.8%；基线平均实足年龄为(50.4±10.2)岁，平均随访时间(4.6±0.6)年。除随访时腰臀比均值高于基线外，其他肥胖指标基线与随访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在全部双生子中，体重、BMI、腰围、腰臀比、腰高比均与DunedinPACE时钟呈正相关，其中腰高比与DunedinPACE时钟的关联最为显著(β=0.21，95%CI：0.11~0.31)；体重和BMI均与GrimAA呈负相关(β=-0.03，95%CI：-0.05~-0.01; β=-0.07，95%CI：-0.12~-0.02)，体重与PCGrimAA呈负相关(β=-0.02，95%CI：-0.03~0.00);但双生子对内分析中的相关性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交叉滞后分析显示，基线体重升高可能引起随访时GrimAA增加，基线体重、BMI和腰围升高可能引起随访时PCGrimAA增加，基线腰臀比升高可能引起随访时DunedinPACE升高。结论: 肥胖指标与DNA甲基化时钟指标存在相关，基线肥胖指标对随访时部分DNA甲基化时钟指标的变化具有影响，肥胖可能通过加速DNA甲基化时钟和衰老进程对个体健康产生长期影响，但二者间的关联受双生子共享的遗传或环境因素影响。

目的: 评估基于移动健康技术的生活方式干预对超重或肥胖妇女的孕期体重管理的有效性，探索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为超重或肥胖妇女的孕期体重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于2024年4—8月招募200名18~40岁的孕前超重或肥胖的孕早期单胎孕妇，根据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分类、年龄、产次进行分层区组随机化。对照组接受常规诊疗和保健，干预组接受基于移动健康技术的生活方式干预，包括每2周1次面对面或电话随访；指导孕妇在微信公众号记录每周饮食行为目标实现情况并提供个性化反馈；每天走6 000步，每周健步走150 min；每周记录1次体重并进行个性化反馈。基于意向性分析原则，利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干预对孕24~28周前增重及增重速率、妊娠糖尿病和饮食运动行为的影响。采用亚组分析和交互作用分析，探索孕24~28周前增重干预效果是否受孕妇不同特征影响。结果: 干预组和对照组孕妇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0.49±3.99)岁、(29.83±3.95)岁，入组孕周分别为(11.35±1.61)周、(11.26±1.52)周，两组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失访10人和12人，共计178名孕妇完成中期随访。孕24~28周中期随访时，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增重(5.00±3.72) kg和(6.57±4.28) kg，调整年龄、孕次、产次、地区、孕前BMI分类、社会经济状况等协变量后，孕24~28周前增重的组间差异为-1.63 kg(95%CI：-2.80~-0.46；P=0.007)，增重速率的组间差异为-0.07 kg/周(95%CI：-0.11~-0.02；P=0.005)。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空腹血糖降低0.19 mmol/L(95%CI：0.04~0.33；P=0.013)。两组妊娠糖尿病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年龄、地区、社会经济水平、产次等因素的不同亚组中，孕期体重干预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基于移动健康技术的生活方式干预能有效控制超重或肥胖妇女的孕24~28周前增重，并改善空腹血糖。

目的: 了解北京市通州地区围产儿死亡率情况，探索母亲围受孕期服用叶酸营养素补充剂与围产儿死亡率的关系。方法: 基于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系统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94 490例围产儿结局及其母亲围受孕期服用叶酸营养素补充剂的信息，应用泊松(Poisson)对数线性模型分析母亲围受孕期服用叶酸营养素补充剂情况与围产儿死亡率的关系。结果: 通州区围产儿死亡率为2.71‰。母亲围受孕期服用叶酸营养素补充剂组与未服用营养素补充剂组围产儿死亡率分别为2.63‰和3.4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粗风险比(crude risk ratio，cRR)=0.77，95%CI：0.54~1.14]。调整母亲民族、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户籍地、产次、胎数、孕周、是否应用辅助生殖技术、分娩年份和孕前体重指数潜在混杂因素后，母亲围受孕期服用叶酸营养素补充剂与围产儿死亡率的关联也未见统计学意义[调整风险比(adjusted risk ratio，aRR)=0.93，95% CI：0.77~1.13]。服用单纯叶酸组与服用含有叶酸的复合营养素组的围产儿死亡率分别为2.23‰和2.9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R= 1.34，95%CI: 1.02~1.76)，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aRR=1.31, 95%CI: 1.06~1.62)。进一步分析叶酸营养补充剂开始服用时间和服用频率与围产儿死亡的关系，服用组开始服用的时间及服用频率(孕前或孕后及低频或高频)与未服用叶酸营养素补充剂组比较，无论是否调整混杂因素，围产儿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北京市通州区围产儿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尚未发现母亲围受孕期服用叶酸营养素补充剂与围产儿死亡率间存在关联，围受孕期服用含叶酸的复合营养素与围产儿死亡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 描述婴儿母亲回应性照护行为的现况，借助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IMB)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和路径，为进一步开展回应性照护行为相关干预、全面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提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通过方便抽样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潍坊市部分婴儿母亲，了解其回应性照护行为以及回应性照护知识、社会支持、育儿自我效能情况，采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回应性照护行为的相关因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将回应性照护得分不高于总分的下四分位数(P₂₅)定义为回应性照护不足。结果: 被调查的510名婴儿母亲的回应性照护行为平均得分为(16.41±3.99)分，回应性照护不足比例为25.7%。回应性照护不足组的母亲知识掌握得分(7.70±1.41)、社会支持得分(57.92±15.16)和育儿自我效能得分(30.36±6.48)分别低于充足组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母亲回应性照护知识水平[调整OR(adjusted OR，aOR)=0.795，95%CI：0.566~0.838]、社会支持(aOR=0.979，95%CI：0.961~0.996)、育儿自我效能(aOR=0.894，95%CI：0.857~0.932)是回应性照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回应性照护知识(β=0.089，P=0.031)、社会支持(β=0.153，P=0.001)、育儿自我效能(β=0.296，P < 0.001)与回应性照护行为直接相关，其中回应性照护知识通过影响育儿自我效能(β=0.095，P=0.014)、社会支持通过影响育儿自我效能(β=0.497，P < 0.001)，与回应性照护行为间接相关。结论: 潍坊市部分婴儿母亲的回应性照护行为需要进一步改进，未来开发回应性照护干预策略时需针对照护者的需求给予相应的回应性照护知识，同时要从多方面为照护者提供社会支持，增强照护者的育儿自我效能，从而促进回应性照护行为的提升。

目的: 探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SLD)与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并分析心脏代谢风险指标(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 CMRF)异常的种类及其严重程度对该相关性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 选择2020年3月10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产科建档的单胎初产孕妇, 共纳入2 623名孕妇。记录基本信息和分娩结局, 并进行肝脏超声检查及相关产前检查, 对不良妊娠结局进行诊断。采用修正Poisson回归方法分析MASLD及其不同CMRF异常种类与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并探究MASLD的CMRF异常程度变化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的相关性。结果: 调整年龄、孕期增重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协变量后, MASLD与剖宫产(RR=1.531, 95%CI：1.304~1.799, P < 0.001)、妊娠期糖尿病(RR=2.409, 95%CI：1.948~2.979, P < 0.001)、妊娠相关高血压(RR=3.062, 95%CI: 2.069~4.533, P < 0.001)、早产(RR=2.145, 95%CI: 1.342~3.429, P=0.001)和大于胎龄儿(RR=2.224, 95%CI: 1.599~3.095, P < 0.001)的风险升高相关。在控制其他种类CMRF异常的影响后, 不同CMRF异常MASLD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存在差异, 体重指数异常组的剖宫产、妊娠期糖尿病、妊娠相关高血压、早产和大于胎龄儿风险升高；血糖异常组的妊娠期糖尿病风险升高；血压异常组的妊娠相关高血压风险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异常组的剖宫产、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相关高血压风险升高；甘油三酯异常组的妊娠期糖尿病和早产风险升高。随着CMRF异常程度的加重, MASLD孕妇的剖宫产、妊娠期糖尿病、妊娠相关高血压、早产和大于胎龄儿风险持续升高(P均 < 0.05)。结论: 妊娠期MASLD与多种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升高相关, 且MASLD的CMRF异常种类及严重程度对该相关性存在影响, 这提示在诊断MASLD时关注CMRF异常的具体情况, 有助于实施针对性干预并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

目的: 描述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21日期间宁波市鄞州区肺炎患者22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的流行特征。方法: 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21日期间鄞州区域健康信息平台中被诊断为肺炎或肺部感染的患者22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检验数据，计算阳性率、阳性人次和构成比，并从年度、性别、年龄组、季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时期等亚组分别描述其流行特征。结果: 共纳入77 531例肺炎患者，进行呼吸道病原体检验492 696人次。鄞州区肺炎患者呼吸道病原体检验和阳性人次呈上升趋势。34.63%肺炎患者检出至少1种病原体阳性，病原体未检出率由2015年的79.44%下降至2024年的58.38%。总体病原体阳性率为9.1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阳性率有所下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尚未回升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前水平。6~17岁儿童阳性率最高(13.99%)，60岁以上老年人最低(4.16%)。病原体阳性人次前3位为肺炎支原体、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病原体检验阳性率前3位为肺炎支原体(25.26%)、鼻病毒(12.02%)和百日咳鲍特菌(11.66%)。男性病原谱构成比与女性基本相似，仅表现出更高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和略低的肺炎支原体感染(P < 0.001)。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感染更多见于儿童，而流感病毒、结核分枝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则更多见于成人和老年人(P < 0.001)。流感病毒和偏肺病毒多发于冬季，鼻病毒和百日咳鲍特菌多发于春季，肺炎支原体则相对多发于秋季(P < 0.00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肺炎患者的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偏肺病毒感染构成比明显升高，分别达到7.53%、4.26%、2.25%，而乙型流感病毒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构成比则分别降低至4.14%和2.80%(P < 0.001)。结论: 近十年间鄞州区肺炎人群呼吸道病原体感染规模明显扩大，并存在年度、性别、年龄、季节上的分布差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肺炎患者的呼吸道病原谱具有多样化趋势。

目的: 分析2022—2024年青岛市10~59岁女性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 thyroiditis，HT)和格雷夫斯病(Graves disease，GD)两种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的患病特征，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基于青岛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数据，纳入2022—2024年确诊的HT和GD病例，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HT和GD的三年患病率和年度患病率，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分析年度患病率的时间趋势。分析不同的年龄组和地区HT和GD三年患病率的分布特征，并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组间差异。结果: 2022—2024年，青岛市10~59岁女性的HT患病总数为40 362例，在不同年龄组中30~34岁HT患者构成比最高(19.83%)，在各区县中黄岛区HT患者构成比最高(17.72%)。HT三年患病率为1 206.53/10万，2022—2024年HT的年度患病率显著上升(P < 0.001)，由2022年的385.32/10万增长至2024年的1 206.32/10万。HT三年患病率在年龄分布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01)，25~29岁(2 354.44/10万)和35~39岁(2 022.20/10万)高于其他年龄组，呈双峰分布; HT三年患病率在地区分布上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01)，市南区最高(2 392.90/10万)，其次为李沧区(1 492.41/10万)，莱西市最低(659.94/10万)。GD患病总数为2 095例，在不同年龄组中35~39岁GD患者构成比最高(15.42%)，在各区县中即墨区GD患者构成比最高(12.27%)。GD三年患病率为62.63/10万，2022—2024年GD年度患病率呈上升趋势(P < 0.001)，由2022年的20.33/10万增长至2024年的62.63/10万。GD的年龄别三年患病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01)，25~29岁年龄组的GD三年患病率达到最大值(98.90/10万)，其次是35~39岁(85.21/10万)，而10~14岁最低(14.43/10万); GD三年患病率在地区分布上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01)，其中崂山区最高(107.58 /10万)，其次是市南区(97.83 /10万)，黄岛区最低(28.92/10万)。结论: 2022—2024年青岛市10~59岁女性HT和GD三年患病率水平较低，但年度患病率呈上升趋势，25~39岁女性的HT和GD三年患病率均高于其他年龄组，需要加强该年龄段人群的筛查和监测。

目的: 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公众与医药产业联盟的三方博弈模型, 揭示健康信息质量监管的动态机制, 探索通过奖惩策略优化信息传播环境的有效路径。方法: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 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整合各主体的策略空间、支付函数及参数定义, 其中, 医药产业联盟策略包括发布高质量或低质量信息(α), 公众策略涵盖理性分析或被动响应(β), 政府策略涉及监管执行或不作为(γ)。量化关键参数(如经济收益I_yy、监管成本C_zf、惩罚F_yy和激励P_yy)以反映现实情境。通过推导复制动态方程和Jacobian矩阵分析均衡点稳定性, 并利用MATLAB 2016a进行仿真验证, 模拟不同初始条件(如I_yy=100, 150, 200; P_yy=0, 20, 35; F_yy=0, 10, 20)下的演化过程。开展敏感性分析, 考察关键参数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通过50次迭代模拟以观察收敛规律。结果: 研究发现: (1)公众理性辨别能力(β)显著影响医药产业联盟的策略选择, 仿真表明, 当信息获取收益(I_qz)提高时, 公众认知成本(C_qz)降低, β从0.4增至0.8, 推动高质量信息概率(α)稳定至1;(2)政府监管强度(γ)与低质量信息的社会危害呈正相关, 当满足F_yy+ P_yy>I_yy时, 投机行为减少, 系统收敛至均衡(α=1);(3)系统存在双稳定均衡: 高质量均衡(α=1, β=1, γ=0)下监管成本降低, 低质量均衡(α=0, β=0, γ=1)则伴随社会风险提升, 相图揭示了路径依赖性, 若初始α < 0.5, 系统将趋向低质量均衡, 除非实施动态惩罚(F_yy>20)和激励(P_yy>30)。结论: 研究提出“激励-约束”协同治理框架, 建议通过分类监管、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及动态惩戒制度优化监管效能。未来需引入情绪效用函数, 探讨非理性决策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以完善健康信息传播监管体系。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对于E-health技术，如应用程序(application, APP)或微信小程序的使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具体的作用机制。方法: 使用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依据，于2024年11—12月选取全国东中西部地区6省或直辖市的2型糖尿病患者559例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调查患者使用APP或微信小程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使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患者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并探究影响机制。结果: 共调查559例患者，平均使用意愿得分为10.68分(总分15分)，年龄与文化程度是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年龄较低、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者使用意愿更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疾病感知、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外部线索均与使用意愿正相关，感知障碍与使用意愿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感知有用性(β=0.375, P < 0.001)、疾病感知(β=-0.240, P < 0.001)、自我效能(β=0.313, P=0.019)、社会支持(β=-0.336, P=0.042)、外部线索(β=0.609, P < 0.001)对于患者的使用意愿有直接影响。感知易用性以感知有用性为中介，对使用意愿有间接影响，总效应为0.374；自我效能通过疾病感知的部分中介效应影响使用意愿；外部线索通过感知有用性的部分中介效应影响使用意愿；感知障碍以感知有用性为中介影响使用意愿；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使用意愿的影响总效应最高为外部线索(β=0.672)。结论: 2型糖尿病患者对于E-health技术如APP或微信小程序有较高的使用意愿，年龄较低、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者使用意愿更强，患者感知有用性、自我效能、外部线索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使用意愿，而高疾病感知与高社会支持者的使用意愿有所下降，感知易用性、自我效能等也可通过多重机制影响使用意愿。

目的: 分析传染病暴发应急响应阶段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机构物资和设施、组织间协作情况与医疗机构韧性指标的关联。方法: 2023年1月13日至2月9日对北京市146所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进行线上问卷调查, 共收集到1 434份有效问卷, 其中三级、二级和基层医院分别为408、117和909份。医疗机构韧性指标为医疗服务满足患者需求程度, 其影响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如物资短缺和空间改扩建等)、组织因素(如信息共享和转诊等)和心理因素[如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内在满意度)、职业倦怠(情感耗竭、去人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抑郁状况等]。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医疗服务满足患者需求程度的影响, 同时控制可能影响机构韧性的人口学因素。结果: 应急响应阶段93%的受访医院可以满足患者需求, 受访三级医院无法满足患者需求的比例较高(21.05%); 全部受访机构均出现了物资短缺, 其中三级医院出现多种物资短缺的比例更高; 机构间合作方面, 分别有87.50%的基层医院、42.86%的二级医院和31.58%的三级医院可以实现患者转诊; 各类医务人员表现为轻度抑郁, 以及中度至重度的职业倦怠。回归分析显示人员满意度高(总体满意度β=0.04, 外在满意度β=0.06, 内在满意度β=0.08)、职业倦怠程度低(情感耗竭越严重β=-0.04, 去人性化程度越高β=-0.07, 个人成就感越高β=0.01)、抑郁程度低(β=-0.06)均与较高的医疗机构韧性显著相关。此外, 物资短缺与较低的医疗机构韧性显著相关, 对诊疗空间进行改扩建、信息共享均与较高的机构韧性相关。而人口学因素(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等)对医疗机构韧性的影响不显著。结论: 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医疗机构的韧性, 人力资源是医疗机构的核心资源, 在应急响应中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源的有序调配和改善心理状况提高医疗机构韧性; 有序和及时的物资补给和调配、对诊疗空间进行改扩建可以提高医疗机构韧性; 促进信息共享也可以提高医疗机构韧性。

目的: 探讨中国成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体力活动水平与死亡风险的前瞻性关联。方法: 基于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hina Kadoorie Biobank, CKB)项目, 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中国成人COPD患者中总体力活动、不同强度(低、中高强度)及不同类型(工作、非工作)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主要死因死亡风险的前瞻性关联, 根据体力活动水平的五分位数分为5组(Q1~Q5), 将体力活动水平最低五分位数组(Q1)作为对照组, 计算其余各组(Q2~Q5)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同时实施了敏感性分析及亚组分析, 包括年龄、性别、自评健康状况、COPD严重程度等。结果: 基线时纳入33 588例COPD患者, 平均随访(11.1±3.1)年, 共记录到死亡8 314人(22.3%)。总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血管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之间存在线性负相关(线性趋势检验P值依次为 < 0.001、0.002、 < 0.001), 与总体力活动水平最低五分位数组(Q1)相比, 最高五分位数组(Q5)对应的全因死亡、血管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HR值(95%CI)分别为0.77 (0.70, 0.85)、0.77 (0.65, 0.91)、0.58 (0.48, 0.71)。低强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均与COPD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存在线性负相关关联(线性趋势检验P值依次为0.002、 < 0.001), 与低强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最低五分位数组(Q1)相比, 最高五分位数组(Q5)全因死亡风险对应的HR值(95%CI)分别为0.89 (0.82, 0.97)、0.79 (0.72, 0.87)。工作、非工作相关体力活动亦与COPD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存在线性负相关关联(线性趋势检验P值依次为 < 0.001、0.015), 与工作、非工作相关体力活动水平最低五分位数组(Q1)相比, 最高五分位数组(Q5)全因死亡风险对应的HR值(95%CI)分别为0.69 (0.61, 0.78), 0.91 (0.84, 0.98)。对于年龄≥60岁、女性、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 总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负相关性更为显著。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COPD患者, 随着总体力活动的增加, 全因死亡风险均呈下降趋势。结论: 总体力活动、不同强度、不同类别的体力活动均与COPD患者的死亡风险呈负相关, 且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对于年龄≥60岁、女性、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 总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负相关性更为显著。

目的: 描述1990—2021年中国及全球不同社会人口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 SDI)地区增龄性听力损失的疾病负担变化趋势, 并预测2022—2036年增龄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及伤残损失寿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率, 为防控增龄性听力损失疾病负担提供参考。方法: 利用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21, GBD2021)数据, 选取增龄性听力损失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 ASPR)和YLD为指标, 分不同SDI、不同性别描述1990—2021年中国及全球增龄性听力损失疾病负担的现状和长期变化趋势, 采用Joinpoint回归计算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评估疾病负担的趋势变化, 利用分解分析探讨老龄化、人口增长和流行病学改变这三个因素对疾病负担改变的相对影响, 使用自回归移动平均(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模型预测2022—2036年的ASPR和YLD率。结果: 2021年中国的增龄性听力损失患病率为82 162.49/10万(73 288.08/10万, 89 187.21/10万), 高于全球SDI水平的66 238.16/10万(59 982.54/10万, 72 669.82/10万)、高SDI地区的57 650.42/10万(52 059.12/10万, 63 889.02/10万)、中高SDI地区的69 115.59/10万(62 494.18/10万, 75 340.64/10万)、中SDI地区的72 365.56/10万(65 181.43/10万, 78 912.01/10万)、中低SDI地区的64 439.66/10万(58 368.22/10万, 71 468.27/10万)和低SDI地区的61 725.25/10万(55 749.18/10万, 68 477.67/10万)。中国增龄性听力损失的YLD率为2 762.98/10万[95%不确定性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 UI): 1 855.28~3 880.68], 高于全球SDI水平的2 236.75/10万(95%UI: 1 511.56~3 155.88)、高SDI地区的1 805.79/10万(95%UI: 1 212.69~2 577.17)、中高SDI地区的2 316.58/10万(95%UI: 1 557.53~3 274.87)、中SDI地区的2 480.99/10万(95%UI: 1 678.17~3 489.24)、中低SDI地区的2 313.28/10万(95%UI: 1 578.35~3 271.50)和低SDI地区的2 383.55/10万(95%UI: 1 623.66~3 365.68)。1990—2021年, 中国增龄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及YLD率均呈上升趋势, 平均每年分别上升0.18%(95%CI: 0.16%~0.19%)和0.29%(95%CI: 0.27%~0.30%)。男性和女性增龄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上升速度相同, 男性AAPC为0.18%(95%CI: 0.17%~0.19%, P < 0.001), 女性AAPC为0.18%(95%CI: 0.16%~0.19%, P < 0.001)。男性增龄性听力损失的YLD率上升速度均高于女性, 男性为0.32%(95%CI: 0.27%~0.37%, P < 0.001), 女性为0.27%(95%CI: 0.26%~0.28%, P < 0.001)。分解分析发现, 人口增长是全球及不同SDI地区患病率和YLD率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老龄化是中国患病率及YLD率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 2022—2036年增龄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及YLD率均呈上升趋势, 2036年的患病率和YLD率预计达到89 723.99/10万和2 872.47/10万。结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增龄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和疾病负担位居全球首位, 1990—2021年间, 增龄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和YLD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且始终高于全球各SDI地区, 预测未来15年中国及全球增龄性听力损失的疾病负担呈持续上升趋势。增龄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及疾病负担在男性老年人群中表现尤为显著, 对于这一特定人群的增龄性听力损失应给予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目的: 调查视疲劳及干眼的流行情况, 并进一步探索可能存在的职业有害因素, 为视疲劳及干眼的防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择的调查对象为银行、高校、政府部门等工作单位的视屏作业人员, 利用课题组自行研制的电子问卷进行人群横断面调查, 收集一般情况、工作情况、工作环境、眼视光健康、工效学条件等信息。根据是否罹患视疲劳和干眼对调查对象进行分析, 通过t检验、卡方检验筛选视疲劳和干眼的相关因素, 之后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确定视屏作业人员视疲劳及干眼的危险因素。结果: 视屏作业人员视疲劳的总体患病率为52.5%(235/448), 干眼的总体患病率为36.8%(165/448)。视疲劳及干眼的患病率在性别、各年龄组、各视屏作业工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低体重者的干眼患病率最高(42.9%), 其次分别为正常体重(40.6%)、超重(28.0%)和肥胖(17.4%)者, 不同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组别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505, P=0.023);视疲劳的患病率在证券工作人员中最低(22.6%), 在企业(59.5%)和其他工作单位(68.8%)人员中较高, 在不同工作单位类型间视疲劳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4.832, P=0.02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较长的视屏作业工龄(OR=1.006, P < 0.001)、较长的工作外电子设备使用时长(OR=1.002, P=0.032)、显示器亮度过高(OR=2.875, P=0.022)、工作时存在眩光(OR=1.500, P=0.038)、较大的工作环境噪声(OR=1.586, P=0.012)、罹患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s)(OR=4.366, P < 0.001)等为视疲劳的独立危险因素; 佩戴框架眼镜(OR=0.452, P=0.037)为视疲劳的独立保护因素。工作时存在眩光(OR=2.198, P < 0.001)和罹患WMSDs(OR=2.226, P=0.001)为干眼的独立危险因素, 超重(OR=0.448, P=0.006)和肥胖(OR=0.228, P=0.032)为干眼的独立保护因素。结论: 视屏作业人员视疲劳及干眼的患病率较高, 多种危险因素与之相关, 防控时应注重合理进行工间休息, 控制眩光, 加强视觉健康培训与宣传。

目的: 探索 ^99mTc-二乙基三胺五乙酸(^99mTc-DTPA)经脑细胞外间隙(extracellular space, ECS)途径在不同脑区给药后，正常成年大鼠脑内及全身的药物动态分布及消除规律。方法: 使用鼠脑立体定位仪将SD大鼠固定，将体积为2 μL、放射性活度为3.7 MBq (100 μCi) 的 ^99mTc-DTPA分别注入大鼠的尾状核区和丘脑区，使用小动物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CT)在不同时间显像，连续观察示踪剂的动态分布和消除规律。生物体内分布实验是在大鼠丘脑区和尾状核区注入 ^99mTc-DTPA，4 h后处死大鼠，收集血液、尿液，取大脑、小脑、心、肝、脾、肺、肾，称重后用γ计数器测定其放射性强度。结果: ^99mTc-DTPA经脑ECS途径给药后，放射性分布浓聚于脑、肾和膀胱，左侧尾状核区给药的示踪剂优先向右侧小脑引流，右侧尾状核区给药的示踪剂优先向左侧小脑引流，尾状核区给药存在“对侧小脑优势引流”现象，而丘脑区给药后会优先向同侧小脑引流。给药4 h后，尿液、小脑和大脑出现高放射性摄取，其次是血液和肾，心、肝、脾、肺的放射性摄取值均较低，主要经泌尿系统排泄。结论: 经脑ECS途径给药是一种极具前景的给药方法，但不同脑区经该途径给药后的动态分布与消除规律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脑分区”的内容与意义，也为未来经脑ECS途径给药进行脑病治疗和新药研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目的: 构建基于铁死亡的相关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模型，预测放射治疗(放疗)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方法: 从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下载标准化原发瘤和正常组织转录组数据，以及相应的临床信息数据，进行单变量和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分析，构建与铁死亡相关的lncRNA高、低风险组预测模型，使用数据包预测患者的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期，验证模型在高、低风险组中的差异。结果: 铁死亡相关的差异性表达基因主要富集于铁死亡、谷胱甘肽代谢、脂质和动脉粥样硬化信号通路及氧化应激、活性氧的代谢过程；用14个与铁死亡相关的lncRNA构建一个预后模型，数据分析表明铁死亡相关的lncRNA可以独立预测放疗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以年龄、性别、分期作为临床病理学变量，可预测出放疗后非小细胞肺癌高风险组预后较差。结论: 风险模型能够独立预测放疗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可为铁死亡相关lncRNA在放疗后非小细胞肺癌中预后预测提供依据，并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联合铁死亡治疗提供临床治疗指导。

目的: 分析高海拔地区结直肠良恶性肿瘤患者肠道菌群变化，并与低海拔地区人群进行比较。方法: 收集2020—2022年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接受结肠镜检查的6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分为4组高海拔对照组(29例)、非腺瘤性息肉组(12例)、腺瘤组(10例)和结直肠癌组(10例)，收集同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结肠镜检查且结果正常者17例为低海拔对照组。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前收取受试者的粪便标本，进行细菌DNA提取，对16S rRNA基因V3~V4可变区进行PCR扩增及高通量测序，得到粪便样本的菌群组成，进行物种的多样性分析。结果: α多样性分析显示，高海拔结直肠癌组样本物种多样性与高海拔非腺瘤性息肉组及低海拔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高海拔结直肠癌组样本的物种多样性较其他两组高；但5组间的β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门水平的差异分析发现，低海拔对照组中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丰度明显低于高海拔各组，而高海拔结直肠癌组放线菌门丰度明显低于其他3个高海拔组。属水平的差异分析发现，低海拔对照组中拟杆菌属(Bacteroides)、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梭状芽胞杆菌属(Lachnoclostridium)丰度明显较所有高海拔组高；布鲁菌属(Blautia)、科林斯菌属(Collinsella)在高海拔对照组中丰度最高；低海拔对照组中未检测到乳酸杆菌属(Lactobacillus)，而高海拔各组间乳酸杆菌属丰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高海拔对照组明显高于其他3组；高海拔结直肠癌组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丰度明显下降，但克里斯滕森氏菌科R-7群(Christensenellaceae_R-7_group)丰度明显升高。结论: 与高海拔及低海拔对照组相比，高海拔结直肠良恶性肿瘤患者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及丰富度存在差异，且在门及属水平上的物种丰度也存在差异，表明海拔因素可能对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影响。

目的: 探讨浙江省宁波市2015—2021年6岁以下儿童热性惊厥(febrile seizure，FS)发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FS发病趋势的影响。方法: 基于宁波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利用预防接种登记信息建立动态队列，通过电子病历的中文诊断术语“热性惊厥”“发热惊厥”“发热 & 惊厥”等，以及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revision, ICD-10)编码(R56.0)识别FS病例，在观察期间内FS发作并首次就诊定义为新发病例，发作间隔大于7 d为复发病例。采用Poisson分布估算发病密度的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结果: 2015年1月至2021年6月，累计纳入宁波市6岁以下儿童130.3万人，男性占52.87%，总随访人时为3 765 767.35人年，中位随访时间为2.83 (1.55~4.00)年。研究期间共有12 776例FS新发病例，男性多于女性，总发病密度为4.34 (95%CI: 4.27~4.40)/1 000人年，复发率为21.63%。男性、出生于宁波、非流动儿童FS的发病密度较高。相比于乡村和城乡结合部，城区FS的发病密度更高，且各区县间发病密度不同。儿童18~23月龄为发病密度高峰[8.42 (95%CI: 8.11~8.74)/1 000人年]；2015—2019年，发病密度逐年升高(P_trend < 0.001)，最高为5.62 (95%CI: 5.43~5.81)/1 000人年，2020—2021年FS发病密度显著下降；冬季FS发病密度较高。结论: 2015—2019年宁波市6岁以下儿童FS的发病密度整体呈升高趋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应更加注重高风险人群和高发地区FS的健康宣教与识别处置，减少其带来的疾病负担。

目的: 比较单绒毛膜双羊膜囊(monochorionic diamniotic，MCDA)双胎妊娠选择性减胎和自发双胎之一胎死宫内(single intrauterine fetal demise，sIUFD)后的存活儿妊娠结局，并探索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0年9月至2021年8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收治的219例MCDA双胎妊娠中一胎宫内死亡病例，根据胎死方式分为自发sIUFD组(120例)和选择性减胎组(99例)，采集孕期母体情况、宫内死亡胎儿情况和妊娠结局资料进行回顾性病例分析。结果: 自发sIUFD组和选择性减胎组的存活儿活产率分别为85.0%及81.8%，存活儿总围生期存活率则分别为73.3%及81.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自发sIUFD组相比，选择性减胎组的分娩孕周更大， < 37周早产率、新生儿窒息率和早期新生儿死亡率更低。以分娩孕周为结局变量，采用Cox回归分析发现，胎死方式并非影响存活儿分娩孕周的风险因素，而妊娠期高血压和胎死孕周为影响存活儿分娩孕周的独立风险因素；分别以是否出现 < 37周早产、存活儿宫内死亡和新生儿颅脑B超异常为结局变量，采用非条件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胎死方式、胎死孕周、死胎位置和胎儿并发症等为影响上述存活儿结局的独立风险因素；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将上述风险因素纳入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与单因素分析相同。结论: 对于存在严重双胎并发症的MCDA双胎妊娠患者，进行选择性减胎术后的存活儿预后更好，积极的宫内干预治疗对于改善存活儿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at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不良妊娠结局(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APOs)的预测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1年9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住院分娩的SLE患者318例，根据患者是否存在APOs分为APOs组85例和非APOs组233例，分析SLE患者的病程、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和疾病活动度(systemat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2000, SLEDAI-2000)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 (1) SLE的平均发病年龄为(24.65±5.26)岁。在318次妊娠中，娩出302个活产婴儿(302/318, 94.97%)，16例(16/318, 5.03%)死胎，无新生儿死亡；活产婴儿中有足月儿206例(206/302, 68.21%)，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infant, SGA)65例(65/302, 21.52%)，早产儿31例(31/302, 10.26%)。(2)APOs组SLEDAI-2000评分显著高于非APOs组(5.82±4.97 vs. 3.74±3.72, t=4.019, P=0.001)。(3)APOs组糖皮质激素用量高于非APOs组[12.50 (7.50, 50.00) mg vs. 10.00 (5.00, 15.00) mg, P < 0.001]。(4)单因素分析显示，狼疮性肾炎(31.76% vs. 21.03%, χ²=3.946, P=0.047)、血小板减少(24.71% vs. 9.01%, χ²=13.380, P < 0.001)、低补体血症(36.47% vs. 26.03%, χ²=4.847, P=0.028)、抗磷脂抗体阳性(20.00% vs. 11.16%, χ²=4.163, P=0.041)和妊娠期未接受治疗(21.18% vs. 11.59%, χ²=4.713, P=0.030)与SLE患者发生APOs相关。在多因素分析中，低补体血症(OR=1.935, 95%CI: 1.104~3.393, P=0.021)、血小板减少(OR=2.671, 95%CI: 1.309~5.449, P=0.007)及抗磷脂抗体阳性(OR=2.153, 95%CI: 1.054~4.399, P=0.035)是SLE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血小板减少、低补体血症及抗磷脂抗体阳性可以预测SLE患者APOs的发生，对指导SLE患者计划妊娠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探索体外环境下，基于直接法及间接法数字印模技术制作的氧化锆及二硅酸锂增强玻璃陶瓷高嵌体的适合性。方法: 36牙位树脂人工牙48颗，随机分成A、B、C、D 4组，每组12颗，体外完成人工牙标准近中牙合远中高嵌体牙体预备，显微镜下检查预备质量。仿头模固定于牙科治疗椅，将标准人工牙列模型固定于仿头模内。将A、B组树脂人工牙依次置于人工牙列内相应位置，口内扫描仪获取36牙位数字印模。成品托盘，聚醚硅橡胶制取C、D组树脂牙列印模，灌注石膏模型，使用模型扫描仪扫描C、D组石膏模型。4组均使用数字化设计软件完成高嵌体设计，送加工部门完成高嵌体制作(A、C组使用氧化锆材料，B、D组使用二硅酸锂增强玻璃陶瓷材料)，使用三维配准方法评价高嵌体边缘间隙及内部间隙。结果: 基于间接法数字印模技术制作的高嵌体的边缘间隙及内部间隙均小于直接法数字印模组(P < 0.05)，各处理组远中边缘间隙值最大(P < 0.05)，不同制作材料对高嵌体边缘及内部适合性均无显著影响(P>0.05)。结论: 基于间接法数字印模技术制作的高嵌体的边缘适合性及内部适合性均优于直接法，氧化锆及二硅酸锂增强玻璃陶瓷两种修复材料对高嵌体适合性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