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价耻骨上吸脂术联合改良Devine术治疗因肥胖所致的成人隐匿性阴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及北京怡德医院外科于2017年9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26例成人隐匿性阴茎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平均年龄(33.0±5.7)岁，平均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29.0±5.4) kg/m²，术前仰卧位非勃起状态下阴茎长度为(2.9±1.3) cm，所有患者均运用耻骨上吸脂术联合改良Devine术进行治疗。术后统计分析阴茎长度改善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随访患者的满意度(1分=不满意；2分=基本满意；3分=满意；4分=非常满意)。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bar x \pm s$) 表示, 数据比较采用非参数Friedman检验和多重分析方法。结果: 26例患者的平均吸脂量是(450.0±90.2) mL。术后即刻阴茎长度为(7.4±2.1) cm，较术前增加(4.5±1.6) cm；术后3个月阴茎长度为(5.3±1.8) cm，较术前增加(2.4±0.7) cm, 术前、术后即刻及术后三个月时的阴茎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所有患者术后均无性交障碍或排尿困难。术后出现水肿11例(42.3%)、皮下瘀斑7例(26.9%)、包皮伤口愈合不良2例(7.8%)、血肿1例(3.8%)，有5例(19.2%)患者术后未出现并发症，所有患者术后均无伤口感染。17例(65.4%)患者对术后阴茎外观和功能非常满意, 6例(23.1%)患者满意, 3例(11.5%)患者基本满意，无患者不满意，所有患者对术后阴茎外观和功能满意度评分为(3.5±0.7)分。结论: 使用耻骨上吸脂术联合改良Devine术治疗成人获得性隐匿性阴茎安全有效。

目的: 分析1990—2019年中国5~24岁人群伤害死亡率情况，为预防伤害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使用《2019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提供的中国5~24岁人群伤害死亡数据，描述伤害死亡率在1990—2019年间的变化情况，并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道路交通伤害、溺水、自伤等原因导致死亡率变化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结果: 1990—2019年，中国5~24岁人群总体伤害死亡率从46.22[95%不确定性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 UI)：40.88~52.12]/10万下降至20.36(95%UI：17.58~23.38)/10万，各亚组变化趋势与总体基本一致。溺水由该人群首位伤害死因下降为第二位，道路交通伤害则成为首位伤害死因，自伤处于伤害死因第三位。各亚组前三位死因与总体基本一致，但排序有所不同。年龄-时期-队列分析结果表明，道路交通伤害、溺水和自伤的死亡率均随着时期的推移和队列年份的增加而下降，其中道路交通伤害死亡风险随年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溺水死亡风险随年龄增加而降低，自伤死亡风险随年龄增加而升高。结论: 中国5~24岁人群伤害死亡情况在过去30年中整体得到改善，但具体原因导致的伤害死亡在不同亚组中表现有所差异。未来应针对不同亚组伤害的死亡特点，提出针对性政策和干预手段，减少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率。

目的: 副肿瘤性天疱疮合并实体肿瘤的重症患者通常需要在手术后收住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治疗，这类患者的长期死亡率较高。本研究对这类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远期预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5年1月至2020年12月间63例副肿瘤性天疱疮合并实体肿瘤、手术后收住ICU重症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并对患者的生存状况进行随访。结果: 63例患者中，原发肿瘤为Castleman病的占79.4%，其他病理类型为20.6%；皮损程度在重度-广泛的占69.8%，其他皮损程度占30.2%；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占44.4%，不合并的占55.6%。23.8%的患者并发术后真菌感染，无真菌感染占76.2%。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95个月，25例患者在研究期间死亡，术后1年、3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74.6%(95%CI 63.8%~85.4%)、67.4%(95%CI 55.6%~79.2%)和55.1%(95%CI 47.9%~62.3%)。通过对分类因素采用Log-rank法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40岁(P=0.042)、发病后体质量下降＞5 kg(P=0.002)、术前白蛋白 < 30 g/L(P < 0.001)、并发闭塞性细支气管炎(P=0.002)、围术期存在真菌感染(P＜0.001)的患者死亡率增加；Cox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体质量下降>5 kg(P=0.005)、术前白蛋白 < 30 g/L(P < 0.001)、术前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P=0.009)、术前肺部细菌感染(P=0.007)、手术时间长(P=0.048)、术后入ICU时氧合指数(P=0.012)和白蛋白(P=0.010)、血红蛋白浓度低(P=0.035)、入ICU后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态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APACHE Ⅱ, P=0.00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P=0.010)，以及术后真菌感染都是影响远期存活的危险因素(P < 0.001)。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术前体质量下降＞5 kg(HR 4.44; 95%CI 1.47~13.38; P=0.008)、术前白蛋白 < 30 g/L(HR 4.38; 95%CI 1.72~11.12; P=0.002)、术前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HR 2.69; 95%CI 1.12~6.50; P=0.027)及术后并发真菌感染(HR 4.85; 95%CI 2.01-11.72; P＜0.001)是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因副肿瘤性天疱疮合并实体肿瘤而接受手术治疗的重症患者术后的5年存活率约为55.1%，术前体质量下降＞5 kg、白蛋白 < 30 g/L、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和术后并发真菌感染是术后近远期死亡风险增加的影响因素。

目的: 拟在1 008个中国人群非综合征型唇腭裂(non-syndromic oral clefts, NSOC)核心家系中探索WNT信号通路相关基因位点单体型在疾病发生风险中的作用。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研究人群为“唇腭裂基因和交互作用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中国地区募集的806个非综合征型唇裂合并或不合并腭裂(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 NSCL/P)核心家系和202个非综合征型单纯腭裂(non-syndromic cleft palate, NSCP)核心家系。分别在NSCL/P和NSCP家系中，通过传递不平衡检验(transmission disequilibrium test, TDT)探索基因单体型与疾病的关联。经过Bonferroni多重检验校正后，统计学检验的显著性阈值均设为P < 3.47×10^-4。单体型关联分析通过plink(v1.07)软件完成。结果: 经过数据质量控制后，NSCL/P核心家系和NSCP核心家系各纳入7个基因上的144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位点进行分析。NSCL/P家系中69个单体型与NSCL/P存在关联(P < 0.05)，NSCP家系中34个单体型与NSCP存在关联(P < 0.05)，但经过Bonferroni多重检验校正后，关联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3.47×10^-4)。结论: 未发现WNT信号通路相关基因位点单体型在NSCL/P和NSCP发病风险中的作用。

目的: 在中国人非综合征型唇裂伴或不伴腭裂(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palate, NSCL/P)核心家系中，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探索与NSCL/P发病相关的新生突变位点。方法: 对22个中国NSCL/P核心家系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采用基因组分析工具包(Genome Analysis ToolKit, GATK)通过对比亲代与子代同一位点的等位基因识别新生突变位点，采用SnpEff软件对位点进行功能注释。对新生突变位点进行富集分析，检验全外显子区域内存在的新生突变数量是否高于预期值，以及是否存在包含新生突变数量显著高于预期值的基因。通过查阅文献总结既往研究提示与NSCL/P发病存在较强证据支持的基因，根据注释信息筛选能够引起蛋白质改变的新生突变位点，对该类位点所在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与NSCL/P相关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进行交互作用分析。利用R软件的denovolyzeR包进行富集分析(Bonferroni多重检验校正：P=0.05/n，n为基因个数)。利用STRING数据库预测新生突变所在基因与已知NSCL/P致病基因编码的蛋白质间的交互作用。结果: 全外显子组测序得到的位点中共有339 908个位点通过质量控制，经GATK软件比对共筛选出345个高置信度新生突变，其中错义突变44个，无义突变1个，经典剪接位点2个，同义突变20个，内含子区或基因间区位点278个。富集分析显示，全外显子组中引起蛋白质改变的新生突变数量显著高于预期值(P < 0.05)，KRTCAP2、HMCN2、ANKRD36C、ADGRL2和DIPK2A 5个基因所含的新生突变位点高于预期(P < 0.05/(2×19 618))。蛋白质交互作用分析纳入46个包含能够引起蛋白质序列改变的新生突变所在的基因及13个既往研究提示与NSCL/P存在关联的基因，两类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之间存在6组交互作用，其中RGPD4与SUMO1编码的蛋白质的交互作用证据可信度最高，STRING数据库交互作用评分为0.868。结论: 研究为NSCL/P的发病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携带新生突变的基因进行功能分析有助于揭示复杂疾病的遗传结构。

探讨胸部SMARCA4缺失性未分化肿瘤(SMARCA4-deficient undifferentiated tumor，SMARCA4-UT)的临床病理特点和治疗策略。SMARCA4-UT是2021版《世界卫生组织胸部肿瘤分类》中的新类型，各科医生对其诊断、治疗、预后等问题均较为陌生。本次多学科研讨会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例胸部SMARCA4-UT为例，集中研讨了该类肿瘤的病理诊断、分子检测、治疗相关分子靶点、免疫检验点抑制剂治疗以及新辅助治疗反应的病理学评估等问题。患者为老年男性，有长期吸烟史，以右肺下叶实性肿瘤快速进展入院。病理学检测，肿瘤细胞上皮样，组织结构上无任何分化特点；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CD34弥漫阳性，SALL4部分细胞阳性，SMARCA4基因编码的蛋白BRG1表达缺失；二代测序证实，肿瘤存在SMARCA4基因突变(c.2196T>G，p.Y732Ter)。综上，病理诊断符合胸部SMARCA4-UT。术前TNM分期为T1N2M0(ⅢA)。程序性细胞死亡1-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ligand 1, PD-L1，克隆号SP263)抗体免疫组化染色显示，阳性肿瘤细胞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为2%。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检测结果为16.3/Mb, 微卫星检测结果为微卫星稳定型(microsatellite stability, MSS)。经化疗联合免疫检测点抑制剂新辅助治疗两周后，行胸腔镜下右肺下叶切除术。术后新辅助治疗反应的病理学评估结果为病理学完全缓解(complete pathologic response，CPR)，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学分期为ypT0N0M0。术后完成了5周期化疗联合免疫检测点抑制剂辅助治疗。随访截止2022年10月，肿瘤无复发、转移，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检测阴性。目前认为, 只要BRG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阴性，无论是否检测到SMARCA4基因突变，均可归入SMARCA4缺失性肿瘤，SMARCA4缺失性肿瘤包括多种癌和肉瘤。SMARCA4-UT的诊断，除了BRG1表达缺失以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组织形态，并排除其他伴有BRG1表达缺失的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胸部常见恶性肿瘤。SMARCA4-UT恶性度高、总体预后差，几乎没有靶向治疗驱动基因突变，化疗效果差，而免疫检测点抑制剂是目前唯一显示疗效的药物。本病例是SMARCA4-UT病理诊断、分子检测和免疫检测点抑制剂治疗的一个成功案例，对于所有SMARCA4缺失性肿瘤的诊治都有启发意义。

目的: KRAS G12V是最为常见的KRAS突变类型之一，是一个T细胞表位抗原，目前尚无针对该位点的靶向药物，本研究旨在克隆能够特异性识别该表位抗原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通过体内外实验对该TCR基因修饰T细胞(TCR engineered T cells, TCR-T)靶向KRAS G12V突变肿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方法: 从1例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获得靶向KRAS G12V_8-16表位的高亲和力TCR序列，构建该TCR慢病毒载体并感染人源T细胞，获得TCR-T。采用抗原肽激活、γ-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T细胞体外增殖等实验，体外评价该TCR-T的免疫杀伤活性和脱靶-交叉反应性；通过体内实验评价该TCR-T的抑瘤效果、安全性等指标。结果: 获得了能特异性识别HLA-A^*11：01限制性KRAS G12V_8-16表位的高亲和力TCR序列KVA11-01。KVA11-01 TCR-T能够显著杀伤体外过表达HLA-A^*11:01和KRAS G12V的多种肿瘤细胞。非特异杀伤实验显示，KVA11-01仅杀伤同时表达HLA-A^*11:01和KRAS G12V的肿瘤细胞。体内抑瘤实验显示，KVA11-01 TCR-T可以显著抑制PANC-1和HeLa(体外过表达HLA-A^*11:01和KRAS G12V)细胞裸鼠皮下移植瘤的生长。TCR-T细胞可以显著浸润至肿瘤组织内部，有良好的实体肿瘤归巢能力。结论: KVA11-01 TCR-T能够在体内外有效靶向并杀伤携带KRAS G12V突变的多种恶性肿瘤细胞，具有良好的实体瘤组织归巢能力，KVA11-01 TCR-T有望成为携带KRAS G12V突变的实体恶性肿瘤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

目的: 分析多节段胸椎后纵韧带骨化症(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OPLL)术中超声辅助下环形减压术的手术疗效和术后神经功能改善情况。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21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多节段胸椎OPLL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所有病例均完成后壁切除后行术中超声检查确定环形减压节段, 并进行环形减压。纳入研究的30例患者男性14例, 女性16例, 平均年龄(49.3±11.4)岁。首发症状以下肢麻木无力为主(83.3%), 平均症状持续时间为(33.9±42.9)个月(1~168个月)。神经功能通过术前及末次随访时改良日本骨科协会(modified Japanese Orthopedic Association, mJOA)评分(0~11分)评估, 神经功能改善率根据Harabayashi法计算。根据神经功能改善率是否大于25%将患者分为较优改善组和较差改善组, 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病程时间、手术时间、出血量、mJOA评分、手术节段、脑脊液漏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病例平均手术时间为(137.4±33.8) min(56~190 min), 平均出血量为(653.7±534.2) mL(200~3 000 mL); 术前mJOA评分为(6.0±2.1)分(2~9分), 末次随访时mJOA评分为(7.6±1.9)分(4~11分), 所有患者神经功能均较术前改善(P < 0.001)。神经功能改善率平均为(38.1±24.4)%(14.3~100.0%), 其中神经功能改善率75%~100% 4例, 50%~74% 3例, 25%~49% 14例, 0~24% 9例。较优改善组与较差改善组相比较, 术中出血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7)。结论: 通过术中超声辅助下胸椎环形减压术可以对长节段OPLL患者进行有效的减压, 并显著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 控制患者术中出血量有助于术后神经功能的改善。

目的: 通过消化道微生态体外模拟系统探索纳米二氧化钛(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TiO₂ NPs)对人源肠道菌群组成和结构的影响。方法: 对TiO₂ NPs进行粒径、形状、晶型和团聚程度的表征。通过模拟胃、小肠、结肠的液体环境和物理条件建立体外人消化道微生态模拟系统，并对模拟系统的稳定性进行评价。从人粪便中提取菌群，采用该模拟系统稳定培养，分别暴露于0、20、100、500 mg/L TiO₂ NPs中，收集染毒24 h后的菌液，通过16S rRNA测序技术分析TiO₂ NPs对人源肠道菌群组成和结构的影响，利用线性判别效应量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effect size，LEfSe)筛选差异细菌，根据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数据库进行功能预测。结果: TiO₂ NPs为球形粒径，直径(25.12±5.64) nm，晶体结构为锐钛矿，在超纯水中水合粒径为(609.43±60.35) nm，Zeta电位为(-8.33±0.22) mV。体外消化道模拟系统培养人源肠道菌群24 h后达到相对稳定状态，肠球菌(Enterococci)、大肠杆菌(Enterobacterium)和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计数可分别达到(1.60±0.85)×10⁷个、(5.60±0.82)×10⁷个和(2.70±1.32)×10⁷个。16S rRNA测序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TiO₂ NPs染毒组(20、100和500 mg/L)在门、纲、目、科、属水平上，肠道菌群的物种数量和均匀度未受到明显影响，但部分菌种的相对丰度发生显著变化。TiO₂ NPs染毒组(20、100和500 mg/L)与对照组之间共筛选出42种不同的差异细菌(线性判别分析分数，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score，LDA score>3)，以肠杆菌属(Enterobacter)、拟杆菌科(Bacteroidaceae)、乳酸杆菌科(Lactobacillaceae)、双歧杆菌科(Bifidobacteriaceae)和梭菌属(Clostridium)等为代表。进一步的肠道菌群功能预测分析显示，TiO₂ NPs可能影响肠道菌群的氧化磷酸化、能量代谢、磷酸盐和磷酸盐代谢、甲烷代谢等代谢和功能(P < 0.05)。结论: 体外人消化道微生态模拟系统下，TiO₂ NPs可以显著改变人源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结构，以肠杆菌属和益生菌为代表，并可能进而影响机体多种物质的代谢和功能。

目的: 比较传统棉线结扎与种植体周围局部注射牙龈卟啉单胞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法，以及两种方法联合建立大鼠种植体周炎模型的效率和效果，以探索大鼠种植体周炎模型建模的最佳方法。方法: 纳入39只雄性SD大鼠，拔除上颌左侧第一磨牙，拔牙窝愈合4周后植入钛种植体。种植体植入4周骨结合后，将39只大鼠随机分为4组，分别采取棉线结扎(n=12)、种植体周围局部注射LPS(n=12)，以及两种方法联合(n=12)诱导大鼠种植体周炎，同时设无任何处理对照组(n=3)。记录实验组大鼠诱导前及诱导后2周和4周时的探诊深度(probing depth，PD)、探诊出血(bleeding on probing，BOP)和牙龈指数(gingival index，GI)。收集种植体周围牙龈组织，提取RNA，实时荧光定量分析(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RT-qPCR)检测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表达。分别于诱导2周和4周时处死实验组动物，收集上颌骨，采用微型CT(micro-CT)观察种植体边缘骨吸收状况。结果: 种植4周后，种植体骨结合良好。3个实验组均可见牙龈红肿，质软，种植体边缘骨吸收。诱导2周和4周时，各实验组PD、GI和BOP均较诱导前增加，但仅BOP在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炎症诱导2周时，棉线结扎组和联合组在每个位点均可见边缘骨吸收，且联合组每个位点边缘骨吸收程度均大于棉线结扎组，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局部注射组部分种植体的部分位点可见边缘骨吸收。炎症诱导4周时，各实验组各位点均可见边缘骨吸收，其中棉线结扎组和联合组边缘骨吸收大于局部注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诱导2周和4周时，实验组TNF-α和IL-1β均较对照组表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相比于种植体周围局部注射LPS，棉线结扎及两种方法联合可以更好且更快地诱导大鼠种植体周炎。

目的: 探讨乳头状肾细胞癌(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pRCC)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21年5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114例pRCC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91例男性和23例女性。所有病例均为手术患者，病理诊断明确，随访数据完整。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通过log-rank检验分析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与生存时间的关系，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无进展生存率的因素。结果: 114例患者平均年龄(57.3±12.6)岁。肿瘤位于左肾49例，右肾65例。48例行根治性肾切除术，66例行肾部分切除术。1型pRCC 42例，2型72例，肿瘤平均最大径为(5.5±3.6) cm。肿瘤分期pT1a期52例，pT1b期22例，pT2期4例，pT3期33例，pT4期3例。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泌尿病理学会(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Urological Pathology，WHO/ISUP)分级Ⅰ级13例，Ⅱ级44例，Ⅲ级51例，Ⅳ级6例。114例患者中34例伴有脉管癌栓，30例伴淋巴结转移，3例伴肾上腺转移。患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2个月，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95.6%。1型和2型pRCC患者在年龄(P=0.046)、体重指数(P=0.008)、手术方式(P=0.001)、肿瘤最大径(P < 0.001)、脉管癌栓(P < 0.001)、淋巴结转移(P < 0.001)、pT分期(P < 0.001)和核分级(P < 0.001)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型和2型pRCC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100%和69.4%，1型预后明显优于2型(P=0.003)。2型pRCC患者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T分期(P < 0.001)、脉管癌栓(P < 0.001)和淋巴结转移(P < 0.001)与其预后紧密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脉管癌栓为2型pRCC无进展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P=0.001)。行根治性肾切除术的pRCC患者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T分期(P=0.006)、脉管癌栓(P=0.001)和淋巴结转移(P=0.008)是影响其预后的显著因素，进一步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脉管癌栓是其无进展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P=0.006)。结论: 2型pRCC比1型pRCC发病率更高，淋巴结转移更易出现，pT分期更晚，核分级更高。在2型pRCC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pRCC患者中，脉管癌栓是其独立预后因素。

目的: 分析我国卫生人力配置公平性变化的长期趋势，为我国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均衡有序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使用基尼系数评价地区间卫生人力配置的公平性，分别计算基于人口分布、地区生产总值分布的医生和护士配置基尼系数。结果: 2019年我国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为2.77人，千人注册护士数为3.18人。2002年执业(助理)医师按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141，2014年降至0.081，随后保持稳定；2002年注册护士按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164，2018年降低至0.066。2002年执业(助理)医师按地区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236，2013年降至0.169，随后升高至0.183，并保持稳定；2002年注册护士按GDP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206，2013年降低至0.150，随后逐年升高至2019年的0.180。2002年注册护士按人口配置的公平性比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公平性更差，2016年首次反超执业(助理)医师。结论: 中国各省卫生人力配置公平性有所改善，但是地区间的公平性改善遇到瓶颈，西部地区卫生人力配置仍然相对匮乏。尽管护理人力配置公平性赶超执业(助理)医师，从绝对水平看，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而注册护士数差距较大。建议有关部门做好卫生人力培养长期规划，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卫生人力培养与引进政策，并借助医疗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医疗增加西部地区医疗服务供给，同时进一步加大护理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目的: 在学龄前儿童父母群体中检验中文版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questionnaire, ACE-IQ)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通过分层随机整群抽样，使用经跨文化调试得到的中文版ACE-IQ在北京市通州区6所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父母中开展调查，将调查数据随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数据(n=602)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条目筛选和结构效度评价，形成最终的中文版ACE-IQ；另一部分数据(n=700)用来对最终形成的中文版ACE-IQ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效标效度分析以及信度分析。同时，采用专家咨询法，对最终的中文版ACE-IQ进行内容效度评价。结果: 在删除集体暴力的4个条目后，25个条目的中文版ACE-IQ呈现七因子结构，即情感忽视、身体忽视、家庭功能不全、家庭暴力、身心虐待、性虐待和家庭外暴力。中文版ACE-IQ二元评分法总分与儿童期创伤问卷精简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aire-28 item short form, CTQ-SF，r=0.354，P < 0.001)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r=0.313，P < 0.001)的总分均成正相关。中文版ACE-IQ内容效度指数均为0.80~1.00，量表平均内容效度为0.984，中文版ACE-IQ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效标效度和内容效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18，分半信度Spearman-Brown系数为0.621，具有良好的信度。结论: 形成了25个条目、7个维度的中文版ACE-IQ，在中国学龄前儿童父母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学龄前儿童父母群体中童年不良经历的最低阈值评价。

目的: 在中国鄞州电子健康档案研究(Chines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research in Yinzhou, CHERRY)的队列人群中，评估国内外不同指南最新推荐的2型糖尿病筛查策略在我国发达地区人群中预防心血管病的效果。方法: 采用马尔可夫(Markov)模型模拟并比较的系统性筛查策略包括：(1) 根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的推荐，在40~70岁人群中筛查(策略1);(2) 根据2022年美国糖尿病学会《糖尿病医学诊疗标准》的推荐，在35~70岁人群中筛查(策略2);(3)根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2021年更新的《2型糖尿病的筛查建议声明》的推荐，在35~70岁且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24 kg/m²及以上)的人群中进行筛查(策略3)。根据指南推荐，对筛查阳性(空腹血糖7.0 mmol/L及以上)的人群强化控制血糖以达到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0%以下)。马尔可夫模型循环周期设为1年，研究期限设为10年，模拟10个周期，计算的结局指标包括心血管病事件发病数和全因死亡数等结局事件数，以及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事件或全因死亡需筛查人数等效果评价指标。马尔可夫模型的参数主要来源于CHERRY队列人群和公开发表的文献。采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探讨筛查方法的灵敏度变化对结果的影响，采用概率敏感性分析探讨糖尿病发病率、筛查方法的灵敏度、强化干预措施的效应强度等参数的不确定性。结果: 研究纳入的289 245名基线无心血管病且未诊断糖尿病的35~70岁人群中，与机会性筛查相比，在40~70岁人群中进行系统性筛查的策略1可预防的心血管病发病数为222[95%不确定性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 UI)：180~264]例，在35~70岁人群中筛查的策略2为227(95%UI: 185~271)例，在35~70岁且超重或肥胖人群中筛查的策略3为131(95%UI: 98~164)例。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发病数的需筛查人数在策略1、2和3分别为1 184(95%UI: 994~1 456)人、1 274(95%UI: 1 067~1 564)人和814(95%UI: 649~1 091)人。策略2相比策略1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的需筛查人数增加90(95%UI: -197~381)人，但心血管病预防效果相似; 策略3相比策略2的需筛查人数减少460(95%UI: 185~724)人，筛查效率更高。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与主分析结果一致。结论: 在我国发达地区人群中，根据现有的最新指南开展糖尿病系统性筛查能够减少心血管病发病和全因死亡，但仅降低筛查起始年龄从40岁到35岁对预防心血管病效果的增益并不明显，如果降低筛查的起始年龄到35岁需要同时考虑超重或肥胖的危险因素以便提高筛查效率。

目的: 探讨姜黄素(curcumin，CUR)对锰中毒大鼠神经损伤的干预效应及其机制。方法: 成年雄性SD大鼠60只，随机分为5组，每组12只。(1)空白对照组: 通过腹腔注射(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ip) 给予0.9%(质量分数)生理盐水，并通过灌胃(intragastric, ig)给予双蒸水(double distilled water，ddH₂O)；(2)锰中毒模型组: ip给予MnCl₂ 15 mg/kg(Mn²⁺ 6.48 mg/kg)，ig给予ddH₂O；(3)单独姜黄素组: ip给予0.9%生理盐水，ig给予CUR 300 mg/kg；(4)MnCl₂+CUR1组：ip给予MnCl₂ 15 mg/kg，ig给予CUR 100 mg/kg；(5)MnCl₂+CUR2组: ip给予MnCl₂15 mg/kg，ig给予CUR 300 mg/kg)。5组大鼠每周给药5 d, 连续给予4周。旷场实验、转棒实验检测动物的探索行为、焦虑抑郁状态、运动及平衡能力，Morris水迷宫(Morris water maze, MWM)实验检测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每组6只大鼠进行脑纹状体HE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检查，并且其中2只大鼠一侧纹状体进行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观察。每组另外6只大鼠的一侧纹状体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测定锰含量，另一侧纹状体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 WB)检测α-突触核蛋白(α-Synuclein，α-Syn)、细胞质和细胞核转录因子EB(transcription factor EB，TFEB)、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p-mTOR、Beclin1、P62和微管相关蛋白轻链蛋白3(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light chain-3，LC3)表达水平，脱氧核糖核苷酸末端转移酶介导的缺口末端标记法(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terase-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检测大鼠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结果: 旷场和转棒实验中，锰中毒模型组水平运动距离、直立次数、中央区运动时间和运动距离、在棒时间、在棒圈数较空白对照组显著降低(P < 0.05)，而MnCl₂+CUR2组的上述指标均较锰中毒模型组显著增加(P < 0.05)。MWM定位航行实验第3、4天时，锰中毒模型组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而MnCl₂+CUR2组则显著高于锰中毒模型组(P < 0.05)。MWM探索实验中，锰中毒模型组大鼠穿越平台次数、目标象限游泳时间、目标象限游泳时间百分比、目标象限距离及目标象限距离百分比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而MnCl₂+CUR2组大鼠这些指标均较锰中毒模型组显著增加(P < 0.05)。脑纹状体IHC和HE染色发现，锰中毒模型大鼠脑纹状体中酪氨酸羟化酶(tyrosine hydroxylase，TH)阳性多巴胺能神经细胞显著减少，嗜酸性细胞数量显著增加，MnCl₂+CUR1和MnCl₂+CUR2组TH阳性细胞显著增加，嗜酸性细胞减少，TEM观察发现，锰中毒模型组纹状体神经细胞出现染色质凝结，核固缩；线粒体水肿或空泡，可见溶酶体以及自噬泡。MnCl₂+CUR2组染色质凝结，核固缩，线粒体水肿、空泡等均较锰中毒大鼠明显改善，并可见更多的溶酶体以及自噬泡。免疫印迹检测发现，锰中毒模型组α-Syn表达水平较空白对照组显著增加，而MnCl₂+CUR2组聚集性α-Syn表达则较锰中毒模型组显著减少(P < 0.05)。TFEB及自噬相关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发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单独CUR组、锰中毒模型组、MnCl₂+CUR1和MnCl₂+CUR2组纹状体胞核TFEB表达均显著增加(P < 0.05)，与锰中毒模型组比较，MnCl₂+CUR1和MnCl₂+CUR2组其表达均显著增加(P < 0.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各组mTOR、p-mTOR、P62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Beclin1、LC3Ⅱ/LC3Ⅰ表达水平则显著增加(P < 0.05)；与锰中毒模型组相比，MnCl₂+CUR1和MnCl₂+CUR2组大鼠脑纹状体中mTOR、p-mTOR及P62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Beclin1、LC3Ⅱ/LC3Ⅰ表达水平显著增加(P < 0.05)。纹状体TUNEL检测结果发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锰中毒模型组和MnCl₂+CUR1组TUNEL阳性细胞显著增加(P < 0.05)；而与锰中毒模型组相比，MnCl₂+CUR2组TUNEL阳性细胞则显著降低(P < 0.05)。结论: 一定剂量的姜黄素干预可以减轻锰中毒大鼠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改善锰中毒大鼠的神经行为症状，减少α-Syn聚集，减少细胞凋亡，其可能的机制是通过促进TFEB核转位增强细胞自噬。

目的: 探究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家庭健康功能、大五人格与吸烟行为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1年中国家庭健康指数调查报告》中18岁及以上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健康量表简版、大五人格量表简版收集信息，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人口学特征、家庭健康功能、大五人格对吸烟行为的影响情况。结果: 纳入的18岁及以上人群共10 315例，其中有2 171例吸烟者，吸烟率为21.05%，男性吸烟率为41.76%，女性吸烟率为3.69%，城市吸烟率为20.03%，农村吸烟率为23.77%。吸烟者在总体家庭健康功能、家庭内部情感交流、家庭健康生活方式、家庭健康资源、家庭外部社会支持以及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中的得分低于不吸烟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35岁、文化程度低、离异是我国成人吸烟的危险因素(P < 0.05)；女性、未婚、核心家庭、家庭内部情感交流良好、家庭健康资源丰富、人格特质为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是我国成人吸烟的保护因素(P < 0.05)。结论: 除性别、年龄、常住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类型等吸烟的传统影响因素外，家庭健康功能及大五人格亦是我国成人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今后可针对不同人群家庭健康功能状况及人格的多样性，采取个性化的控烟措施。

目的: 在中国鄞州电子健康档案研究(Chines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research in Yinzhou, CHERRY)的队列人群中，评价西方发达国家指南普遍推荐的基于风险评估的他汀干预策略对我国发达地区人群心血管病一级预防的效果。方法: 采用马尔可夫模型比较基于风险评估的他汀干预的不同策略，具体包括：(1)不采取基于风险评估的他汀干预的常规策略，作为本研究的对照(策略0)；(2)采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心血管病风险评估简易模型(无实验室指标)进行风险分层，并对高危人群(风险20%及以上)进行他汀干预(策略1)；(3)采用WHO心血管病风险评估复杂模型(含实验室指标)进行风险分层，并对高危人群(风险20%及以上)进行他汀干预(策略2)；(4)采用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风险预测研究(prediction for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in China, China-PAR)风险评估模型进行风险分层，并对高危人群(风险10%及以上)进行他汀干预(策略3)。在上述策略的情境下，依据指南对中危人群采取生活方式干预，高危人群采取生活方式加他汀药物干预，研究期限设为10年，马尔可夫模型的循环周期设为1年，模拟10个周期并计算心血管病事件发生数和死亡数等结局事件数，以及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事件或死亡的需干预人数(number need to treat, NNT)等效果评价指标。马尔可夫模型的参数主要来源于CHERRY队列人群、公开发表的中国人群研究数据、meta分析及系统综述。采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探讨一般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率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采用概率敏感性分析探讨干预措施效应风险比参数的不确定性。结果: 纳入的225 811名基线未患心血管病的40~79岁的研究人群中，与不采取基于风险评估的他汀干预的常规策略相比，采用WHO简易模型的策略1可预防的心血管病事件为3 482例[95%不确定性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 UI): 2 110~4 661]，采用WHO复杂模型的策略2为3 685例(95%UI: 2 255~4 912)，采用China-PAR模型的策略3为3 895例(95%UI: 2 396~5 181)。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事件使用他汀的NNT在策略1、2和3分别为22人(95%UI: 14~54)、21人(95%UI: 14~52)和27人(95%UI: 17~67)。策略3能够预防更多的心血管病事件，而策略1和2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事件使用他汀的需干预人数更少。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及概率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与主分析一致。结论: 在我国发达地区人群中采用西方国家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指南普遍推荐的基于风险评估的他汀干预策略能够取得更好的健康效果；在风险评估工具的选择上，采用China-PAR模型可以获得更多的健康收益，而采用预测变量更少的WHO模型则更有效率。

目的: 探讨口腔颌面部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收治的口腔颌面部NH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结合随访结果，总结其临床病理特点及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 369例患者中，男性180例，女性189例；中位年龄56岁(3个月至92岁)，中位病期3个月。283例患者临床表现为肿块，38例为组织溃疡坏死，48例呈软组织弥漫性肿胀。病变位于面颈部软组织者90例(颈部75例，占20.3%)，大唾液腺99例(腮腺77例，占20.9%)，口腔软组织103例，颌面部骨组织50例，咽部软组织20例，颞下窝7例。247例伴发颈部淋巴结肿大，仅40例伴有B症状。298例为B细胞NHL，70例为T细胞NHL。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滤泡淋巴瘤、结外自然杀伤/T细胞淋巴瘤鼻型最常见。Ann ArborⅠ期87例、Ⅱ期138例、Ⅲ期106例、Ⅳ期38例。中位随访时间48个月，164例患者死亡，1年、2年和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0.1%、82.4%和59.9%，中位生存期为(86.00±7.98)个月。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P < 0.001)、临床分期(P < 0.001)、血清乳酸脱氢酶升高(P=0.014)、病理分型(P=0.049)是总生存期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口腔颌面部NHL具有多样化的临床表现及独特的病理类型分布，与全身性淋巴瘤存在差异。颈部软组织和腮腺为最常见的受侵部位，患者较少伴全身症状。高龄、临床晚期、伴有B症状、T细胞NHL患者的预后较差。

目的: 探讨X线检查、CT三维重建(three 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omputed tomography, 3D-CT)诊断腓骨远端撕脱骨折的敏感度差异，分析撕脱骨折块的影像学表现。方法: 收集2018年1—10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行外踝韧带止点重建术的92例腓骨远端撕脱骨折的患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入组60例。将术中诊断作为金标准，统计术前踝关节正侧位X线检查以及3D-CT对腓骨远端撕脱骨折的诊断敏感度，并测量骨块最大径以及移位程度。在3D-CT上，用骨块中心点至腓骨前结节的距离(a)和至腓骨尖的距离(b)的比值(a/b值)来表示骨块位移程度。结果: 60例患者中，术前踝关节正侧位X线检查和3D-CT的阳性诊断例数分别为36例和52例，敏感度分别为60.0%和86.7%(P=0.004)。X线检查和3D-CT上撕脱骨块的平均直径分别为(9.2±3.9) mm和(10.5±3.2) mm。撕脱骨块中心点至腓骨前结节的平均距离(a)为(17.5±3.6) mm，至腓骨尖的平均距离(b)为(17.4±4.8) mm，a/b值平均为1.1±0.7。各项测量结果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efficient, ICC)范围为0.891~0.998，具有高度一致性。结论: 与X线检查相比，3D-CT诊断腓骨远端撕脱骨折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可准确定位，便于手术方案的制定，建议对于临床上腓骨远端可疑撕脱骨折的病例应该进行3D-CT检查。

目的: 探讨儿童坏死性肺炎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的218例重症肺炎患儿的病例资料，根据是否发生肺坏死将患儿分为坏死性肺炎(necrotizing pneumonia, NP)组(96例)和非坏死性肺炎(non-necrotizing pneumonia, NNP)组(122例)，比较两组临床特征(营养不良、热程、住院时间、影像学表现、治疗及转归随访情况)、实验室检查[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比例、血小板计数(platelet，PLT)、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D-二聚体(D-dimer)、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和支气管镜下表现的差异，对坏死性肺炎相关临床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确定各指标最大诊断价值的临界值。结果: 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病原学分类、支气管镜下表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P组患儿的影像学吸收时间长于NNP组(P < 0.05)。两组患儿营养不良、热程、住院时间、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比例、CRP、PCT、D-dimer等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6岁以下患儿的影像学吸收时间短于6岁以上者，病程10 d内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的患儿影像学吸收时间短于病程10 d以上者，混合感染组的影像学吸收时间明显长于单一病原感染组。对两组病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热程、住院时间、CRP、PCT、D-dimer是继发肺坏死的危险因素(分别为P < 0.001、P < 0.001、P < 0.001、P=0.013、P=0.001)。绘制热程、CRP、PCT、D-dimer的ROC曲线，发现当热程>11.5 d、CRP>48.35 mg/L、D-dimer>4.25 mg/L时，对于预测肺坏死的发生有一定诊断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 AUC)分别为0.909、0.836、0.747，P均 < 0.001]。结论: 儿童坏死性肺炎的热程、住院时间长，混合病原感染的影像学吸收时间明显长于单一病原感染；与6岁以上组患儿及病程>10 d组患儿相比，6岁以下以及病程10 d内的患儿行电子支气管镜肺泡灌洗的疗效更具优势；炎症指标CRP、PCT、D-dimer明显升高，热程、CRP、PCT、D-dimer是重症肺炎继发肺坏死的危险因素，热程>11.5 d、CRP>48.35 mg/L、D-dimer>4.25 mg/L对诊断坏死性肺炎有较高预测价值。

目的: 编制痛风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度测量问卷并检测其信效度，调查痛风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度。方法: 选择2019年1—6月入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痛风患者150例，根据文献回顾及痛风患者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初步形成健康教育知识体系框架，通过2轮的德尔菲(Delphi)专家函询得到预试问卷，对150名痛风患者进行测量，问卷项目的分析与筛选采用变异系数法、决断值分析、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法、探索性因素分析法。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进行评价。效度检验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建构效度。另选择2019年6—12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住院及门诊痛风患者150例调查痛风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情况。结果: 问卷一级指标的指标重要性为3.83~5.00，二级指标的指标重要性为3.00~4.83，各条目的变异系数为0.31~1.23，问卷各条目决断值(critical ratio, CR)为3.168~8.333。研究各条目与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319~0.544。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后，4个维度均有题目删除，最后问卷共有16个条目。问卷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715，分半信度Spearman-Brown系数为0.785。问卷各因素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00~0.701，问卷各条目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02~0.732，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经问卷调查，痛风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度测量问卷总得分为(6.85±3.22)分，痛风相关知识得分为(2.03±1.24)分，饮食指导得分为(1.53±1.06)分，运动指导得分为(2.19±1.24)分，药物指导得分为(1.24±1.22)分。结论: 痛风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度测量问卷对于测量相关内容方面具有较好的信度及效度，编制过程较科学，涉及内容较全面，可进一步应用于临床。痛风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度较低，对痛风药物相关知识尤为缺乏。

目的: 建立长期自由饮酒小鼠的模型模拟人类自愿长期饮酒的状态，探讨长期自由饮酒小鼠模型在运动、焦虑及认知行为方面的评价标准。方法: 使用6周龄SPF级C57BL/6J雄性小鼠40只，随机分为长期自由饮酒组(n=20)和正常对照组(n=20)。两组小鼠固体饲料正常给予，长期自由饮酒组小鼠每日自由摄取10% (体积分数)酒精和水, 正常对照组每日仅摄取水。饲养时间为7个月，并应用转棒实验、平衡木、矿场、高架十字、两箱社交行为学、新物体识别、Y迷宫、水迷宫等行为学测试对模型小鼠进行评价，每次进行行为学测试前需进行24 h的酒精戒断。结果: 随着饮酒天数的增加，在酒精偏好性测试中小鼠表现出明显嗜酒现象，长期自由选择饮酒组小鼠随着酒精摄入的增加，皮毛略有光泽，饮食量减少，与对照组相比，从第3个月开始体质量增加有减缓的趋势，在第6个月和第7个月时体质量显著降低(P=0.006，P < 0.001)；在转棒和平衡木实验中小鼠表现出平衡运动能力减弱(P=0.003，P=0.001)；在旷场和高架十字实验中小鼠有明显的焦虑样行为(P < 0.001)；在两箱社交行为学测试中小鼠社交能力减少(P < 0.016)；在新物体识别和Y迷宫实验测试中表现出对新物体的探索降低(P=0.018，P=0.040)；在水迷宫中表现出学习和空间记忆等认知功能减弱(P < 0.001)。结论: 成功建立长期自由饮酒小鼠模型，为酒精成瘾的神经机制以及相关新靶点研究奠定了实验动物模型基础。

目的: 评价同步显微镜下睾丸切开取精术结合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对Y染色体长臂上无精子症因子c区(azoospermia factor c region，AZFc)缺失所致男性不育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指导AZFc缺失男性不育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自2015年1月到2019年12月因AZFc缺失所致男性不育患者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显微取精术的临床资料，追踪随访了同步显微取精手术中成功获取精子的患者使用睾丸精子行ICSI助孕的临床结局，比较了首次同步显微取精术与第二次同步显微取精术患者的临床结局，包括受精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和活产率等。结果: 共有195例AZFc缺失的男性不育患者接受显微取精术，其中14例为隐匿性精子症，术中均成功发现精子，精子获得率为100%(14/14)；181例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non-obstructive aoospermia，NOA)，122例成功发现精子，精子获得率为67.4%(122/181)，余59例NOA患者在显微取精术中未发现精子，占32.6%(59/181)。我们随访了手术成功发现精子的患者中，选择夫妻双方同步取精、取卵且不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患者的临床结局，纳入研究的99例患者共进行了118人次显微取精术和120个ICSI周期助孕，最终有38例患者成功活产，累积活产率38.4%(38/99)，总共分娩出22个健康男婴和22个健康女婴，其中在首次和二次同步显微取精术的新鲜精子-ICSI周期中，优质胚胎率、新鲜周期临床妊娠率和取卵周期活产率分别为47.7% vs. 50.4%、40.5% vs. 50.0%、28.3% vs. 41.2%，第二次同步手术组略高于首次同步手术组，但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AZFc缺失导致的男性不育患者，有较大的概率通过显微取精在睾丸中成功获取精子，并结合ICSI生育自己的遗传学后代，对首次同步ICSI周期未成功的患者，有机会通过再次手术取精和ICSI成功孕育后代。

目的: 探讨双胎妊娠孕妇孕早期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on protein，hsCRP)与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的关联，以及孕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孕期增重情况对这一关联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7年3月至2020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募集的孕前BMI ≥18.5 kg/m²的双胎孕妇，采用颗粒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孕早期血清hsCRP，前瞻性随访得到孕期增重和GDM的发生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hsCRP与GDM的关联效应，转换得到风险比(risk ratio, RR)，采用分层卡方检验、中介效应分析BMI、孕期增重情况对hsCRP与GDM关联的影响。结果: 570名双胎妊娠孕妇中，31.6%发生了GDM，26.1%孕前超重或肥胖，49.5%孕期增重超过推荐范围。调整混杂因素后，孕早期血清hsCRP中三分位和上三分位发生GDM的风险是下三分位的1.42倍(95%CI：1.02~1.89)和1.54倍(95%CI：1.12~2.02)，且呈线性趋势(P=0.022)。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孕前BMI对高水平hsCRP增加GDM风险的解释程度为23.84% (P < 0.001)，对两者的关联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联合hsCRP和孕期增重情况发现，孕期增重超过推荐范围且hsCRP较高水平(>1.21 mg/L)者发生GDM的风险是孕期增重在推荐范围内且hsCRP在下三分位者的2.31倍(P < 0.01)。结论: 孕早期高水平hsCRP显著增加双胎妊娠发生GDM的风险，hsCRP-GDM关联独立于孕期增重，且孕前BMI对hsCRP-GDM关联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双胎妊娠孕期管理要同时注重全身炎症反应和孕期体质量，以降低GDM发生风险。

目的: 探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过程中出现癫痫发作的临床特点、治疗和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2年3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收治的化疗过程中合并癫痫发作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总结癫痫发作的发病率、发病时间、病因、治疗和预后。结果: 研究期间共收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932例, 其中75例(8%)在化疗过程中合并癫痫发作症状, 男40例, 女35例, 中位年龄7.5岁(1~17岁)。43例(57.3%)患儿的癫痫发作发生在开始化疗的前2个月内, 直接原因分别为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15例)、脑出血(10例, 其中1例合并静脉窦血栓形成)、鞘内注射或全身应用氨甲蝶呤(11例)、脑脓肿(真菌性3例, 细菌性4例)、病毒性脑炎(2例)、热性惊厥(7例)、低钠血症(7例)、低钙血症(2例); 14例患儿的癫痫发作病因不明。64例患儿在癫痫发作后行头颅影像学检查, 其中37例(57.8%)异常; 44例行脑电图检查, 其中24例(54.4%)异常。55例患儿经规律化疗后骨髓持续缓解, 8例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9例死亡, 3例失访。18例(24%)患儿诊断为症状性癫痫, 多数予抗癫痫发作药物控制良好, 2例为药物难治性癫痫。结论: 癫痫发作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中不少见, 最常见的病因为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氨甲蝶呤相关性神经毒性、脑出血。癫痫发作大多发生在化疗开始的2个月内; 在首次癫痫发作后, 应尽快完善神经影像学和脑电图检查以协助明确病因及指导治疗; 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症状性癫痫, 大多数预后良好, 个别为药物难治性癫痫。

目的: 探讨国内职业人群焦虑倾向现况，分析久坐行为和体育锻炼行为二者联合作用对焦虑倾向的影响。方法: 基于2021年亚洲最佳职场(中国大陆地区)的调查数据，使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评估员工的焦虑倾向，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久坐和体育锻炼对焦虑倾向的联合影响并计算不同组别之间的优势比(odds ratio, OR)。结果: 共纳入11 903名企业员工，平均年龄32.9岁；其中3 562名员工存在焦虑倾向，检出率为29.9%；40岁以下人群焦虑倾向率(30.6%)高于40岁以上人群(26.7%)，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过去一周平均每日静坐时间为9.4 h，静坐时间超过8 h界定为久坐，久坐的比例达到76.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OR=1.24，95%CI：1.23~1.39)、更长的静坐时间和更低的体育锻炼水平是员工出现焦虑倾向的危险因素，平均每日更久的睡眠时间(OR=0.56，95%CI：0.51~0.61)是其保护因素。将体育锻炼行为和静坐行为分别进行联合相关性分析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静坐时间增加与体育锻炼水平减少相结合会导致焦虑倾向风险的显著增加，随着体育锻炼水平的增加，静坐时间作为焦虑倾向危险因素的阈值逐渐下降。结论: 本次调查职业人群焦虑倾向的检出率较高且久坐行为严重，缺乏体育锻炼与久坐行为均是焦虑倾向的独立危险因素，加强体育锻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久坐行为对焦虑倾向带来的危害。

目的: 分析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术后高血压未治愈的危险因素，评价ARS(aldosteronoma resolution score)对于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术后高血压状态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2018年1月—2021年6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高血压疾病状态，将患者分为高血压治愈组和高血压未治愈组，比较不同预后组间术前相关因素差异，分析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手术后高血压不缓解的危险因素，并评估ARS对于预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术后高血压治愈的价值。结果: 共纳入112例患者，至少6个月术后随访后，大多数患者(94.6%)都达到术后高血压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根据患者术后高血压状态，将患者分为高血压治愈组(51例)和高血压未治愈组(61例)。两组间患者年龄、体重指数、腰围、高血压病程、术前降压药物种类、术前收缩压、糖尿病病史、心脑血管疾病病史、血清肌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OR=1.111，95%CI：1.029~1.199)、腰围(OR=1.073，95%CI：1.013~1.137)、术前收缩压(OR=1.033，95%CI：1.008~1.060)和心脑血管疾病病史(OR=16.061，95%CI：1.312~196.612)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术后高血压未治愈的危险因素，但性别并不是高血压未治愈的危险因素。高血压治愈组患者中位ARS为4分，而未治愈组为2分，在ARS4~5分患者中，术后高血压治愈率为76.5%，ARS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43。结论: 心脑血管疾病病史是术后高血压不治愈的重要危险因素，ARS对于预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术后高血压状态有一定价值，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设计出更适合中国人群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手术结果的预测模型。

目的: 比较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ouble plasma molecular absorb system, DPMAS)模式和传统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 PE)模式人工肝治疗对患者血小板的影响, 评价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ecombinant human thrombopoietin, rhTPO)对此类血小板下降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2018年1月—2020年11月入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15例DPMAS模式人工肝患者, 纳入DPMAS组, 另选择同期、年龄匹配(±5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接受PE的患者15例纳入PE组, 对两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两组患者人工肝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如乏力、黄疸、少尿、水肿等)是否改善, 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常规(特别是血小板)、凝血功能等指标, 记录患者治疗期间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的使用情况以及血小板的输注量。结果: DPMAS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率为86.67%, 高于PE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90 d内转归情况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白细胞、血红蛋白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DPMAS组患者治疗后血小板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P < 0.05), 且显著低于治疗后PE组(P < 0.05)。治疗后PE组患者的国际标准化比值得到明显改善(P < 0.05), 但DPMAS组患者国际标准化比值水平变化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PMAS组使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平均约(8.2±3.1) 支, 住院期间输注血小板(1.5±0.3) IU, DMPAS组患者输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后血小板明显上升。结论: 与PE模式相比, DPMAS人工肝模式可降低患者血小板水平, 应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可刺激患者血小板再生, 提高血小板水平, 从而降低因血小板低下而发生的出血风险。

目的: 探究妇女围受孕期服用微量营养增补剂对孕早期血清维生素E(vitamin E，Vit.E)水平的影响。方法: 以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的孕期保健和医院信息系统中22 171位分娩妇女的孕期保健及血液检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以围受孕期服用营养增补剂[单纯叶酸(folic acid，FA)或复方微量营养增补剂(multiple micronutrients，MM)]情况为自变量，孕早期血清Vit.E浓度和血清Vit.E浓度是否≥11.2 mg/L为结局变量，分别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变量与结局变量的关系。结果: 妇女孕早期血清Vit.E浓度为5.2~24.0 mg/L，中位浓度为10.1(8.8~11.6) mg/L。服用MM的妇女孕早期血清Vit.E过量率为0.3%，未服用营养增补剂和服用单纯FA的妇女Vit.E过量率为0.1%。关于血清Vit.E浓度，服用MM的妇女比未服用营养增补剂及服用FA者高(P均 < 0.05)，孕前开始服用FA或MM比孕后开始服用高(P均 < 0.05)，规律服用比不规律服用高(P均 < 0.05)，且服用FA和服用MM的两组妇女血清Vit.E浓度均随服用依从性提高而升高(P < 0.05)。关于孕早期血清Vit.E浓度≥11.2 mg/L的风险，服用MM的妇女风险高于未服用营养增补剂及服用单纯FA者(OR=1.36，95%CI：1.21~1.53；OR=1.39，95%CI：1.31~1.48)，孕前开始服用FA或MM者比孕后开始服用高(OR=0.86，95%CI：0.77~0.96；OR=0.88，95%CI：0.81~0.95)，规律服用较不规律服用风险高(OR=1.16，95%CI：1.05~1.29；OR=1.13，95%CI：1.04~1.22)；且随依从性提高，服用MM者该风险升高(OR=1.10，95%CI：1.07~1.14)，但服用FA者该风险未见升高(OR=1.04，95%CI：1.00~1.08)。结论: 北京地区妇女孕早期Vit.E营养状况总体较好，其中服用MM的妇女孕早期血清Vit.E过量率较高，提示围受孕期妇女应考虑自身Vit.E营养状况选择营养增补剂配方，以免导致相关健康危害。

目的: 通过对单中心大样本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队列的分析, 对我国慢性HBV感染自然病程的划分提出修订建议。方法: 回顾性地纳入2014年1月至202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接受过肝组织活检的慢性HBV感染者。参考《欧洲肝病学会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17年版)》等国内外最新版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防治指南, 将患者按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状态及肝损伤程度分为HBeAg阳性感染(免疫耐受期)、HBeAg阳性CHB(免疫清除期)、HBeAg阴性感染(免疫控制期)和HBeAg阴性CHB(再活动期)四个自然病程分期, 并重点比较了不同分期患者的人口学和实验室检验结果。两组间年龄差异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 最终纳入符合纳排标准的患者760例, 包括197例未成年(年龄 < 18岁)和563例成年感染者, 男性456例、女性304例, 纳入患者的中位年龄为29岁, (四分位间距: 16, 39岁)。上述四个自然病程分期患者分别有173、329、95和163例, 进一步比较四期患者的年龄发现: HBeAg阴性CHB的中位年龄尽管大于HBeAg阳性CHB(37岁vs. 24岁, P < 0.001), 但却小于HBeAg阴性感染者(37岁vs. 39岁, P = 0.240)。结论: 根据本研究可以推测, HBeAg阴性CHB患者并非都是由HBeAg阴性感染者进入再活动期发展而来, 也可以由仍处于持续免疫活动状态的HBeAg阳性CHB患者发生HBeAg阴转或血清学转换而来。

目的: 分析2013—2019年北京市≥60岁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情况，探究因不同疾病住院老年人的接种趋势变化。方法: 从2013—2019年北京市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信息登记数据库和2013—2019年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库分别提取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信息和住院信息后合并分析，比较因不同疾病住院的老年人的流感疫苗接种趋势，并描述2018—2019年流感季接种人群的分布情况。结果: 北京市因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住院的老年人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分别为14.6%、13.4%、13.4%和11.8%，其中因心血管疾病住院老年人连续六个流感年度接种率均保持在最高，因糖尿病住院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保持在最低且年均下降幅度最大(-7.85%)。2018—2019年流感疫苗接种人群分布情况在不同年龄、性别、住院结局和合并症严重程度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因4种疾病住院的老年人中，70~79岁老年人接种率均为最高，而60~69岁老年人接种率均为最低。在因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的老年人中男性流感疫苗接种率优于女性，而在因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住院的人群则表现相反。住院结局较差的老年人接种率更低。糖尿病患者中无共病的接种率最低(7.9%)。结论: 北京市2013—2019年因不同疾病住院的≥60岁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应重点关注糖尿病和60~69岁老年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并开展更多流感疫苗保护作用研究以支持流感疫苗在慢性病人群中的普及。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儿童父母社会支持潜在类型，并分析社会支持与养育倦怠的关系。方法: 2020年4月采用自制问卷及量表对1~10岁儿童父母进行网络调查，应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对父母获得社会支持、感知社会支持进行分析，将得到的社会支持类别分别作为自变量，将父母养育倦怠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索获得社会支持、感知社会支持与养育倦怠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抗逆力在社会支持组别与养育倦怠间的调节作用。结果: 父母获得社会支持分为孤立型(14.1%)、正常型(78.0%)、多助型(7.9%)三种；父母感知社会支持分为贫乏型(13.7%)、中等型(29.7%)、富足型(25.3%)、分歧型(31.3%)四种，其中分歧型感知社会支持的父母具有更多的感知来自伴侣、家人、亲戚的社会支持，而较少的感知来自网友、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的社会支持的特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获得社会支持的不同组别与父母倦怠情绪的相关没有统计学意义，感知社会支持组别中，贫乏型与分歧型的社会支持与父母倦怠相关存在统计学意义(β=-0.120，P=0.003)。相较于贫乏型，分歧型父母的养育倦怠程度更低。同时，抗逆力对分歧型感知社会支持与养育倦怠有调节作用，相较于低抗逆力父母，高抗逆力父母感知分歧型社会支持会有更低的养育倦怠。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父母获得社会支持、感知社会支持存在多种类别，感知更多传统近端社会支持(来自伴侣、家人和朋友)的儿童父母会有相对更低的养育倦怠风险、更高的抗逆力父母会对近端熟人支持更敏感，能更好的抵御养育倦怠情绪。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CAH)是一类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中17α-羟化酶缺乏症(17α-hydroxylase deficiency，17α-OHD)为CAH少见类型。17α-OHD为CYP17基因突变所致，导致17α-羟化酶部分或完全缺乏，体内不能生成足够的皮质醇及性激素，表现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分泌过多，雌二醇(estradiol，E2)和雄激素降低，孕酮(progesterone，P)、促卵泡生成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和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升高。患者社会性别多为女性，按照染色体核型可分为46XX和46XY，其中46XX型更少见。临床表现为低血钾和高血压，46XX型患者可出现月经不规律、闭经和不孕。患者症状轻重可因17α-羟化酶缺乏程度不同而异，部分性17α-OHD患者因症状不典型，易漏诊或误诊。染色体核型为46XX的部分性17α-OHD患者可有不同程度内外生殖器官的发育和月经来潮，具备潜在排卵和生育机会，但由于体内高P水平对子宫内膜的不良影响，患者存在不孕的问题。目前关于46XX-17α-OHD助孕治疗的报道国外仅见4例，国内曾有文献报道2例，但未提及其助孕过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1例46XX-17α-羟化酶缺乏症患者经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治疗后成功受孕并分娩。首先给予患者糖皮质激素治疗降低P水平，随后采用超长方案促排卵，获卵10枚，冻存胚胎6枚。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GnRH-a)降调节人工周期解冻移植后，患者成功妊娠并于妊娠37周剖宫产分娩1名健康男婴。本例患者的诊治过程提示，46XX-17α-OHD患者可以有良好的卵母细胞和胚胎，IVF联合人工周期解冻移植可以是此类患者助孕的有效方法。

目的: 探索在6-羟基多巴胺(6-hydroxydopamine，6-OHDA)诱导的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小鼠模型中，应用缝隙连接蛋白43(connexin 43，Cx43)选择性抑制剂模拟肽Gap27能否改善多巴胺神经元死亡以及对Cx43表达的影响。方法: 将18只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6-OHDA组与6-OHDA+Gap27组，每组6只，进行双侧黑质脑立体定位注射。对照组注射抗坏血酸盐溶液，6-OHDA组注射6-OHDA溶液，6-OHDA+Gap27组注射6-OHDA和Gap27混合溶液，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对多巴胺神经元标志物酪氨酸羟化酶(tyrosine hydroxylase，TH)染色检测多巴胺神经元数量，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检测Cx43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mRNA)表达，免疫荧光染色检测Cx43蛋白分布，Western blot法检测小鼠中脑Cx43蛋白及Cx43的第368位点丝氨酸磷酸化(Cx43 phosphorylation at serine 368，Cx43-ps368)蛋白含量。结果: 注射6-OHDA后，小鼠出现黑质多巴胺神经元大量死亡，6-OHDA组TH阳性神经元数量降为对照组的27.7%±0.02%(P < 0.01)，模拟肽Gap27的使用减少了多巴胺神经元死亡数量，6-OHDA+Gap27组TH阳性神经元数量为6-OHDA组的(1.64±0.16)倍(P < 0.05)；此外，6-OHDA引起Cx43蛋白含量增加，Cx43-ps368蛋白含量降低。Gap27减弱了6-OHDA引起的Cx43蛋白与Cx43-ps368蛋白含量变化，6-OHDA组中脑总Cx43蛋白含量为6-OHDA+Gap27组的(1.44±0.07)倍(P < 0.05)，为对照组的(1.68±0.07)倍(P < 0.01)，且6-OHDA组Cx43-ps368蛋白含量及占总Cx43蛋白比例显著低于6-OHDA+Gap27组(P＜0.05)。结论: 模拟肽Gap27在6-OHDA诱导的小鼠模型中可减少黑质多巴胺神经元死亡从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6-OHDA引起的Cx43蛋白过表达对多巴胺神经元可能存在神经毒性，而降低Cx43蛋白水平及维持Cx43-ps368蛋白水平可能是Gap27发挥保护作用的机制。

目的: 描述宁波市鄞州区常住居民炎症性肠病发病的分布特征，了解该地区炎症性肠病的疾病负担和发展趋势。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设计，收集2010—2020年鄞州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居民健康档案中所有常住居民的登记信息，利用电子病历随访其炎症性肠病就诊情况，设置1年洗脱期，以登记1年后首次诊断且以炎症性肠病为首要诊断的患者为新发病例。采用泊松分布估算炎症性肠病的发病密度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结果: 2011—2020年累计纳入鄞州区常住居民1 496 427人，其中男性729 996人(48.78%)，总随访人年8 081 030.82，中位随访人年5.41 [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 5.29]。研究期间共有1 217例炎症性肠病新发病例，男性(624例，51.27%)多于女性(593例，48.73%)，总发病密度为15.06/10万人年(95%CI: 14.23, 15.93)，其中溃疡性结肠炎1 106例(90.88%)，发病密度为13.69/10万人年(95%CI: 12.89, 14.52)；克罗恩病70例(5.75%)，发病密度为0.87/10万人年(95%CI: 0.68, 1.09)；未定型结肠炎41例(3.37%)，发病密度为0.51/10万人年(95%CI: 0.36, 0.69)。溃疡性结肠炎的中位发病年龄为50.82岁(IQR: 18.77)，发病年龄在45~49岁组占比最高(15.01%)；发病密度随年龄增长逐渐上升，45~49岁年龄组达到较高水平，随后略有上升，65~69岁年龄组发病密度最高，为25.44/10万人年(95%CI: 20.85, 30.75)，至75~79岁组发病密度迅速下降；克罗恩病的中位发病年龄为44.34岁(IQR: 33.41)，发病年龄在25~29岁组占比最高(12.86%)，由于克罗恩病新发病例数较少，年龄分布波动较大，青年和老年各有峰值。2011—2020年间，鄞州区炎症性肠病的发病密度在2011—2013年处于较低水平，2014—2016年呈迅速上升趋势，2016年达到峰值[24.62/10万人年(95%CI: 21.31, 28.30)]，2017—2020年略有下降。结论: 2011—2020年鄞州区炎症性肠病发病密度呈较高水平，医疗机构和卫生部门需重视其所带来的疾病负担。

目的: 探讨神经根袖加固重建术治疗症状性骶管Tarlov囊肿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1年3月因症状性骶管Tarlov囊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行神经袖加固重建术的7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手术均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进行，术中行囊肿探查、囊壁部分切除、漏口缩窄、神经根袖重建及人工硬膜加固。统计手术并发症、新发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手术前后疼痛变化，采用日本骨科学会(Japanese Orthopedics Association，JOA)下腰痛评分评估手术前后神经功能变化及手术改善效果。结果: 71例患者共101个Tarlov囊肿，其中起源于左侧S1、S2、S3神经根者分别有19个(18.8%)、26个(25.7%)和3个(3.0%)，右侧S1、S2、S3神经根者分别有14个(13.9%)、33个(32.7%)和6个(5.9%)，均行神经根袖加固重建术。术后深部感染、皮下积液及切口脂肪液化各1例，泌尿系感染4例；随访12~43个月(中位数26个月)，新发尿潴留2例，分别于术后1个月、2个月拔除尿管；新发大便无力1例，3个月后好转；新发会阴部感觉异常5例，4例好转。与术前相比，末次随访时VAS显著降低[6(4~9)分vs. 1(0~5)分，Z=-7.272，P < 0.001]，JOA评分显著升高[20(16~25)分vs. 27(18~29)分，Z=-7.265，P < 0.001]。治愈18例(25.4%)，显效41例(57.7%)，有效8例(11.3%)，无效4例(5.6%)，总有效率94.4%(67/71)。2个(1.98%)囊肿复发。结论: 对于症状性骶管Tarlov囊肿患者行神经根袖重建及人工硬膜加固术，可显著改善患者疼痛及神经功能，且安全可靠。

目的: 了解社区成年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高危人群的筛查及CKD患者的管理现状，探讨社区卫生机构CKD管理的改善措施。方法: 基于西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下辖79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部医疗信息数据，建立西城区社区CKD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基于该数据平台纳入2015年7月21日至2021年11月20日期间就诊的社区患者，分析肾脏损伤相关指标的检测情况、肾脏病危险因素控制达标率、用药情况，并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肾脏病检验能力进行评估。结果: 在374 498例社区患者中，70.6%为CKD高危人群，其CKD危险因素最常见的为高血压(62.3%)、冠心病(43.3%)和糖尿病(30.4%)，仅17.2%的CKD高危人群进行过肾脏病筛查，其中CKD检出率为24.2%(10 992/45 377例)。进行过肾脏病筛查的所有社区患者中(49 908例，13.3%)，CKD检出率为22.7%(11 338/49 908例)，42.6%存在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 < 60 mL/(min·1.73 m²)，46.1%存在尿蛋白异常。社区人群中总体CKD检出率为5.2%(19 299/374 498例)，在社区医疗中CKD的总体漏诊率为38.1%。79个社区中，13个(16.5%)社区卫生中心配备尿蛋白定量(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检测，66个(83.5%)社区卫生中心能够直接报告eGFR检验结果。CKD患者中，60.3%血糖控制达标，99.7%血压控制达标。5 227例CKD合并蛋白尿的患者中，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治疗的比例为59.3%。结论: CKD高危人群在社区人群中所占比例大，在社区开展有效的CKD早期筛查和防治对改善其预后，减少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健全和完善CKD筛查和监测系统、加强社区医师肾脏疾病相关知识培训和CKD规范化管理对提升社区CKD防治能力尤为重要。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HPS) is a sever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caused by abnormal activation of lymphocytes and macrophages, which can cause multiple organ damage and even death. Panniculitis is a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inflammation of subcutaneous adipose tissue. We effectively treated 2 patients with panniculitis-associated HPS with ruxolitinib. Case 1: A 70-year-old male started with intermittent plantar swelling and pain, and then developed leukocytosis, mild anemia, multiple red maculopapules with painless subcutaneous nodules on the forehead, neck and bilateral lower legs. The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prednisone and leflunomide for improvement. After that, repeated fever and rash occurred again. After admission to our hospital, we found his leukocyte and hemoglobin decreased, ferritin raised, fibrinogen and natural killer (NK) cell activity decreased, and hemophagocytic cells were found in bone marrow aspiration. The skin pathology was consistent with non-suppurative nodular panniculitis. He was diagnosed with nodular panniculitis associa-ted HPS. He was treated with glucocorticoid, cyclosporine, etoposide and gamma globule, but the disease was not completely controlled. After adjusting etoposide to ruxolitinib, his symptoms and abnormal laboratory findings returned to normal. After 2 months he stopped using ruxolitinib due to repeated infections. During the follow-up, though the prednisone dose was tapered, his condition was stable. Case 2: A 46-year-old female patient developed from intermittent fever, erythematous nodular rash with tenderness, leukopenia, and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antibiotic therapy was ineffective. She improved after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 and relapsed after glucocorticoid reduction. There were fever, limb nodules, erythema with ulcerative necrosis, intermittent abdominal pain when she came to our hospital. Blood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her white blood cells, red blood cells and platelets were decreased, fibrinogen was decreased, triglyceride was increased, ferritin and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SIL-2R/sCD25) were significantly raised, and hemophagocytic cells were found in bone marrow aspiration. It was found that Epstein-Barr virus DNA was transiently positive, sk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 and pulmonary Aspergillus flavus infection, but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were normal, and no evidence of tumor and other infection was found. Skin pathology was considered panniculitis. The diagnosis was panniculitis, HPS and complicated infection. Antibiotic therapy and symptomatic blood transfusion were given first, but the disease was not controlled. Later, dexamethasone was given, and the condition improved, but the disease recurred after reducing the dose of dexamethasone.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infec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etoposide had a high risk of infection spread. Ruxolitinib, dexamethasone, and anti-infective therapy were given, and her condition remained stable after dexamethasone withdrawal. After 2 months of medication, she stopped using ruxolitinib. One week after stopping using ruxolitinib, she developed fever and died after 2 weeks of antibiotic therapy treatment in a local hospital. In conclusion, panniculitis and HPS are related in etiology, pathogenic mechanism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bnormal activation of Janus-kinase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pathway and abnormal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two diseases. The report suggests that ruxolitinib is effective and has broad prosp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panniculitis associated HPS.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法检测MDM2和DDIT3基因在各亚型脂肪肉瘤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病理科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诊断的62例脂肪肉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所有病例进行了MDM2基因扩增FISH检测，其中48例进行了DDIT3基因断裂FISH检测，观察MDM2和DDIT3基因信号改变模式，并综合临床病理学特征确诊不同亚型脂肪肉瘤。结果: 62例患者以男性多见(男: 女=1.75:1)，中位年龄59(31~89)岁。脂肪肉瘤组织学亚型包括20例非典型脂肪瘤性肿瘤/高分化脂肪肉瘤(atypical lipomatous tumour/well 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ALT/WDLPS)、26例去分化脂肪肉瘤(de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 DDLPS)、13例黏液样脂肪肉瘤(myxoid liposarcoma, MLPS)和3例多形性脂肪肉瘤(pleomorphic liposarcoma, PLPS)，其中23例(23/26)DDLPS和8例(8/20)WDLPS位于腹膜后，而MLPS和PLPS则均不位于腹膜后。肿瘤发生部位在不同亚型脂肪肉瘤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组织形态学上，各亚型脂肪肉瘤均可见多少不等的黏液样间质，且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MDM2基因扩增见于所有ALT/WDLPS和DDLPS(均为100%，20/20及26/26)；DDIT3分离探针典型信号表现为基因断裂/易位，仅见于MLPS(100%，13/13)，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探针还可出现非典型信号(端粒侧信号簇状扩增)，比较常见，包括绝大多数DDLPS(96.2%, 25/26)和ALT/WDLPS(83.3%，5/6，探针只随机检测6例)。对照分析探针说明书上的设计图，DDIT3分离探针之红绿色探针并未覆盖DDIT3基因本身，而是跨越了DDIT3基因，且探针端粒侧红色探针覆盖了CDK4基因，而DDIT3基因与CDK4基因距离很近，因此，当DDIT3分离探针端粒侧出现簇状扩增信号，提示CDK4基因扩增而非DDIT3基因断裂。随机挑选10例出现这种非典型信号的病例，以FISH法进一步应用CDK4和DDIT3计数探针进行验证，证实为CDK4基因扩增(100%，10/10)，其中2例同时检测到DDIT3基因扩增(20%，2/10)；DDIT3分离探针还存在另一种少见的非典型信号，即基因拷贝数增加(黄色融合信号数目≥3个)，对应形态学表现为多形性和预后差，见于1例DDLPS和2例PLPS。结论: 利用FISH技术观察MDM2和DDIT3基因信号改变模式时, 需要注意对非典型信号做出正确判读，并结合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才能对不同亚型脂肪肉瘤做出正确诊断，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

目的: 荆防颗粒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及轻症治疗的推荐用药，本文结合化学成分分析及活性检测，阐明其潜在的活性成分。方法: 采用酶学方法测定荆防颗粒提取物对新型冠状病毒3-chymotrypsin-like protease (3CL^pro)、papain like protease (PL^pro)、spike protein receptor-binding domain (S-RBD)及人cyclooxygenase-2 (COX-2)的抑制活性，利用氨水引咳小鼠模型测试其止咳作用；基于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LC/MS)技术对荆防颗粒进行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阐明其化学组成；采用酶学实验、分子对接、定点突变等方法测定荆防颗粒中抑制3CL^pro、PL^pro的主要活性成分并阐明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 荆防颗粒提取物对新型冠状病毒3CL^pro、PL^pro蛋白酶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具有COX-2抑制活性及止咳药效。进一步在荆防颗粒鉴定了56个成分，其中16个成分经与对照品比对，准确鉴定其化学结构，并测定了其含量，总量为2 498.8 μg/g。16个成分中的主要成分升麻素苷对3CL^pro和PL^pro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活性，8 μmol/L的抑制率分别为76.8%和78.2%；新橙皮苷、柚皮苷对PL^pro有抑制活性，8 μmol/L的抑制率分别为53.5%和46.1%。分子对接结果表明，升麻素苷可与3CL^pro、PL^pro活性口袋的氨基酸残基形成氢键，结合能分别为-7.7和-7.3 kcal/mol。定点突变结果表明，氨基酸残基K157是升麻素苷与PL^pro相互作用的重要活性位点。结论: 荆防颗粒的主要成分升麻素苷、新橙皮苷、柚皮苷等具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3CL^pro及PL^pro的活性，为荆防颗粒的临床合理使用提供了依据。

目的: 探讨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hypothyroidism, HT)对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相关性干眼(primary Sjögren’ s syndrome related dry eye, pSS-DED)患者眼表状态的影响。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选择2020年12月—2021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干眼门诊就诊的pSS-DED患者36例，其中合并HT的pSS-DED患者12例，并纳入同时期就诊的单纯干眼症(dry eye disease, DED)患者24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填写眼表疾病指数(ocular surface disease index, OSDI)问卷，并进行泪膜破裂时间(tear film break-up time, BUT)、泪液分泌Schirmer试验、泪河高度、角/结膜荧光素染色、睑板腺分泌能力、睑酯性状评估，以及共聚焦显微镜检查。结果: (1) 较pSS-DED及单纯DED患者，合并HT后pSS-DED患者的平均BUT[(2.7±0.8) s]、Schirmer试验结果[(4.9±4.8) mm]以及泪河高度[(0.13±0.03) mm]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2.43，P < 0.01；F=6.96，P < 0.01；F=3.31, P < 0.05)。(2)合并HT后pSS-DED患者的睑板腺分泌能力与睑酯性状评分较DED与pSS-DED患者多集中于高分区，3组患者的睑板腺分泌能力(χ²=10.72，P < 0.05)及睑酯性状评估分数分布(χ²=8.34，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pSS-DED+HT患者血清总甲状腺素、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水平与其BUT(r=0.60；0.60)、Schirmer试验(r=0.64；0.66)，以及泪河高度(r=0.61；0.62)正相关(P < 0.05；P < 0.05)，与睑板腺分泌能力无关；未发现促甲状腺激素、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与眼表状态存在明显相关性。(4)相较pSS-DED，合并HT后患者基底下神经丛纤维密度降低(t=2.06，P < 0.05)，曲率评分增加(t=2.13，P < 0.05)。结论: 合并HT的pSS-DED患者较pSS-DED以及DED患者的眼表状况更差，主要表现为泪液分泌减少、泪膜稳定性下降、睑板腺分泌功能降低、睑酯性状变差、基底下神经丛纤维密度降低与曲率增加，其机制可能与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有关。

目的: 观察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在中国高发实体瘤，包括食管癌(esophageal cancer，EC)、胃癌(gastric cancer，GC)、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ncer，NPC)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中的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PK)、疗效和安全性数据。方法: 本研究为开放标签的Ⅰ期临床试验，于2016年8月4日至2019年4月15日在中国6个研究中心进行。入组患者年龄≥18岁，患有经组织学证实的无法治愈或转移性的实体瘤，且既往抗肿瘤治疗失败。PK阶段研究了阿替利珠单抗单药治疗的PK和安全性；扩展阶段研究了阿替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入组EC、GC、HCC、NPC患者)和联合化疗(入组NSCLC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果: 共入组120例患者(PK阶段20例；扩展期每队列20例)。阿替利珠单抗单药组患者(n=100)中有42例(42.0%)为PD-L1阳性，9例(9.0%)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阿替利珠单抗的清除率为0.219 L/d，重复给药6~9周(2~3个周期)后达到稳态。EC、GC、HCC、NPC和NSCLC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10.0%、15.0%、10.0%、5.0%和40.0%。在PD-L1阳性的肿瘤患者中，阿替利珠单抗的ORR为11.9%，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的ORR为46.2%。2例GC患者在假性进展后获得了持久的肿瘤缩小。阿替利珠单抗单药组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是疲劳、贫血、发热和白细胞计数减少，联合组最常见的治疗相关AE是贫血、白细胞计数减少和食欲下降。本试验没有发现新的安全信号。结论: 中国患者应用阿替利珠单抗的PK、疗效和安全性与之前研究中入组的全球患者的数据相似。

Infective endocarditis in pregnancy is extremely rare i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addressing prophylaxis and management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do not extensively deal with concomitant pregnancy, and case reports on infective endocarditis are scarce. Due to increased blood volume and hemodynamic changes in late pregnancy, endocardial neoplasms are easy to fall off and cause systemic or pulmonary embolism, respiratory, cardiac arrest and sudden death may occur in pregnant women, the fetus can suffer from intrauterine distress and stillbirth at any time, leading to adverse outcomes for pregnant women and fetuses. The disease is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to treat,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s the lives of mothers and babies. Early diagnosis and reasonable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requires early, adequate, long-term and combined antibiotic therapy. Moreover, surgical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indication and timing of treatment exist, especially in pregnancy. In terms of the timing of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the timing of cardiac surgery, and the method of surgery, individualized programs must be adopted. A pregnant woman with 30⁺⁵ weeks of gestation is reported. She was admitted to hospital due to intermittent chest tightness, suffocation and fever, with grade Ⅲ cardiac insufficiency. Imaging revealed large mitral valve vegetation, 22.0 mm×4.1 mm and 22.0 mm×5.1 mm, respectively, and severe valve regurgitation. Mitral valve perforation was more likely, blood culture suggested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infection, after antibiotic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effect was poor. After the joint consultation including cardiology, neonatology, interventional vascular surgery, anesthesiology, and obstetrics, the combined operation of obstetrics and cardiac surgery was performed in time. The heart was blocked for 60 minutes, the bleeding was 1 200 mL, the newborn was mildly asphyxiated after birth, and the birth weight was 1 890 g. Nine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patient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the newborn was discharged with the weight of 2 020 g. Critical cases like this require a thorough weighing of risks and benefits followed by swift action to protect the mother and her unborn child. An optimal outcome in a challenging case like this greatly depends on eff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patient, and concerted action among the specialists involved.

目的: 探讨睡眠行为(睡眠时长、睡眠效率、入睡时间)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提示阳性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 IS)基因位点与IS风险的关联，以及睡眠-基因交互作用与IS风险的关联。方法: 基于北京市房山家系队列，在基线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血生化检测和基因型检测。采用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睡眠、基因与IS的关联。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4 648人，平均年龄(58.5±8.7)岁，其中IS患者有1 316人。相比于非患者，IS患者睡眠时长≥9 h、睡眠效率 < 80%及入睡时间早于22:00占比更高(P均 < 0.05)。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下，未见睡眠时长与IS风险的线性关联(OR=1.04，95%CI：0.99~1.10，P=0.085)。睡眠效率与IS风险呈线性负相关(OR=0.18，95%CI：0.06~0.53，P=0.002)；相比于睡眠效率≥80%，睡眠效率 < 80%的IS风险为其1.47倍(95%CI：1.03~2.10，P=0.033)。相较于在22:00—22:59入睡，入睡时间早于22:00的IS风险是其1.26倍(95%CI：1.04~1.52，P=0.017)。多因素模型发现ABO基因上rs579459位点与入睡时间存在交互作用(P_交互=0.040)，rs579459致病等位基因T个数为2时，相比于入睡时间22:00—22:59，早于22:00入睡者IS风险显著升高，为其1.56倍(95%CI：1.20~2.04，P=0.001)，而致病等位基因个数为0或1时无显著关联。仅调整性别、年龄、家系的模型中，睡眠时长与PITX2基因上rs2634074致病等位基因T的个数对IS存在交互作用(P_交互=0.033)。结论: 睡眠效率降低与IS风险增高有关，入睡时间早于22:00与较高的IS风险相关。入睡时间与ABO基因上rs579459和IS风险存在交互作用；睡眠时长与PITX2基因上rs2634074和IS风险可能存在潜在的交互作用。

目的: 研究中国高血压人群中H型高血压的比率和特征，并与美国的相关人群数据进行比较。方法: 在中英文多个数据库(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检索发表于2022年4月30日前的关于中国人群H型高血压患病率的观察性研究，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H型高血压在高血压患者中的比率以及总体患病率，采用分层分析探索中国H型高血压的分布特点，采用meta回归分析寻找异质性的来源。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数据库1999—2006年的人群中，根据数据发布时间将其分为4个阶段，从数据库获取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分析H型高血压的患病率。结果: 本研究最终纳入33项研究，包括78 470名高血压患者，其中59 842名H型高血压患者。中国H型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的比率为73.1%(95%CI：69.3%~76.9%，I²=99.4%，P < 0.001)，普通人群的总体患病率为26.9%(95%CI：21.1%~32.8%，I²=99.8%，P < 0.001)。分层分析中，H型高血压的比率在≥65岁的老年人、男性、少数民族、内陆、西部、北部和农村地区较高。2011—2020的10年间，中国H型高血压比率缓慢下降(2011—2013年79.2% vs. 2014—2016年70.4% vs. 2017—2020年66.6%，P < 0.001)。Meta回归显示地域为异质性的来源。美国H型高血压比率随着时间的增长，在2003—2004年达到高值，随后在2005—2006年出现下降。美国H型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的比率和总体患病率均低于中国。结论: 中国高血压患者中H型高血压的比率虽有下降趋势，但仍远超美国，特别是在老年人、男性、少数民族、内陆、西部、北部和农村地区中，了解H型高血压的流行病学可为进一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供科学的循证医学证据。

目的: 验证数字化制作简易口内哥特式弓与传统口内哥特式弓在全口义齿修复正中关系确定中的一致性。方法: 选择门诊无牙颌患者10例, 分别采用数字化制作简易口内哥特式弓(T1)与传统口内哥特式弓(T2)两种方法确定每例的正中关系; 记录两种方法临床操作时间的差异; 扫描两种上下无牙颌石膏模型的正中关系, 将Standard Triangle Language (STL)文件导入Geomagic studio软件中, 上无牙颌模型多点完全最佳拟合后, 测量T1组与T2组下颌中线区和磨牙区垂直向及唇(颊)舌向最大位置偏差; 临床试戴牙时观察T1组与T2组口内有无中线偏斜和后牙区咬合是否稳定。结果: T1、T2组临床确定正中关系时间分别为(41.90±2.64) min和(57.50±2.37) min, 配对t检验, P < 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组与T2组在下颌中线区唇舌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32±0.14) mm, 垂直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40±0.23) mm; 磨牙区颊舌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35±0.23) mm, 垂直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33±0.20) mm, 在垂直向及水平向, T1组下颌相对T2组下颌的最大位置偏差均控制在0.5 mm内。在临床试戴牙过程中, T1组及T2组均未发现全口义齿中线偏离及翘动、摆动等稳定性不良现象。结论: 数字化制作简易口内哥特式弓可以用于临床全口义齿修复正中关系的确定, 不仅可以节约临床操作时间, 而且也能保证正中关系的准确性。

目的: 青春期启动及其提前与儿童肥胖的关联一直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将大样本横断面调查数据与长期纵向队列数据相结合，探索并分析青春期启动提前与儿童不同肥胖类型的关联，为进一步明确青春期启动提前的健康危害和肥胖防控提供线索。方法: 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横断面调查数据和厦门市青少年青春期发育队列数据，先通过对横断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青春期启动与肥胖的关联，然后使用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分析青春期启动提前与各类型肥胖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 横断面调查和队列调查研究分别纳入儿童43 137人和1 266人，横断面研究发现，女生青春期启动提前与单纯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复合型肥胖均呈正相关关系，OR值(95%CI)分别为1.86(1.42~2.44)、1.95(1.65~2.32)和1.86(1.41~2.45)，男生未发现显著关联。通过研究队列数据发现，在女生中，与青春期启动未提前组相比，提前组发生单纯性肥胖的风险为6.00倍[RR (95%CI)：6.00 (1.07~33.60)]，发生中心性肥胖的风险为3.30倍[RR (95%CI)：3.30 (1.22~8.92)]，发生复合型肥胖的风险为5.76倍[RR (95%CI)：5.76 (1.03~32.30)]，而在男生中未发现青春期启动提前与肥胖存在关联。结论: 同时基于横断面调查和纵向队列调查证实，女生青春期启动提前可能增加单纯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复合型肥胖的发生风险，而在男生中未发现青春期启动提前与肥胖存在显著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