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利用北京房山家系队列研究资料, 探索短期大气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PM)暴露和褪黑素受体1B(melatonin receptor 1 B, MTNR1B)基因多态性对甘油三酯-葡萄糖(triglyceride-glucose, TyG)指数的影响。方法: 纳入来自北京市房山区9个乡镇的先证者及其亲属作为研究对象, 使用混合线性模型评估短期PM暴露和MTNR1B基因rs10830963位点多态性与TyG指数的关联，进一步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分析, 探索rs10830963位点多态性在PM与TyG指数关联中的效应修饰作用。结果: 共纳入来自2 084个家系的4 395名参与者，研究对象平均年龄(58.98 +8.68)岁, 女性占比53.90%。关联分析结果显示, PM_2.5浓度每升高10 μg/m³, TyG指数升高0.017(95% Cl: 0.007~ 0.027), 而PM₁₀。每升高10 μg/m³, TyG指数升高0.010(95% CI: O. 003 ~0.017), 且关联均存在滞后效应。此外, rs10830963位点与TyG指数存在阳性关联。每增加一个风险等位基因G, TyG指数升高0.040(95% CI: 0. 004 ~0.076)。与CC基因型携带者相比, GG基因型携带者的TyG指数高0.079(95% CI: 0. 005 ~0. 152)。未发现该位点多态性与PM暴露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PM_2.5和PM₁₀。短期暴露与较高的TyG指数相关, MTNR1B基因的rs10830963位点G等位基因与TyG指数升高相关联。

目的: 探索亚裔人群中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与非综合征型唇裂合并或不合并腭裂(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NSCL/P)的关联及可能存在的基因-基因、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方法: 选取1 038个NSCL/P核心家系作为研究对象。对TGF-β信号通路上的10个基因的343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进行了传递不平衡检验(transmission disequilibrium test，TDT)，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基因-基因交互作用分析和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分析。研究收集的环境因素包括患儿母亲孕期吸烟、被动吸烟、乙醇摄入量以及维生素使用情况。由于患儿母亲孕期吸烟和饮酒暴露率较低(<3%)，因此，仅对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及补充多种维生素这两个环境因素与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分析。采用Bonferroni法对结果进行多重检验校正，显著性的阈值设置为P=1.46×10^-4。结果: 共有4个基因的23个SNP位点与NSCL/P之间存在关联(P<0.05)，但经过Bonferroni多重检验校正后，这些关联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经过Bonferroni多重检验校正之后，6对SNP[rs4939874(SMAD2)与rs1864615(TGFBR2)，rs2796813(TGFB2)与rs2132298(TGFBR2)，rs4147358(SMAD3)与rs1346907(TGFBR2)，rs4939874(SMAD2)与rs1019855(TGFBR2)，rs4939874(SMAD2)与rs12490466(TGFBR2)，以及rs2009112(TGFB2)与rs4075748(TGFBR2)]存在显著的统计学交互作用(P<1.46×10^-4)，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分析没有达到多重检验校正阈值的显著结果。结论: 未发现TGF-β通路基因多态性与NSCL/P的关联，该通路上部分基因可能通过基因-基因交互作用影响NSCL/P的发病风险。未来仍需其他独立研究的证据支持，以进一步的探索其中潜在的生物学机制。

目的: 基于前瞻性队列比较不同方法确定的儿童早期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轨迹与超重风险的关联，识别在儿童早期生长发育重要窗口期具有较高肥胖风险的人群。方法: 共纳入北大通州出生队列的1 330名儿童，分别在儿童刚出生, 1、3、6、9、12、18、24月龄和3岁进行随访，根据其身长/身高和体质量计算BMI Z评分。应用潜类别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ling, GMM)和基于纵向数据的k-means聚类方法(k-means for longitudinal data, KML)分析儿童早期(从出生至24月龄)BMI轨迹分组，采用线性回归比较不同方法确定的儿童早期BMI轨迹和儿童3岁时BMI Z评分的关联，通过五折交叉验证的平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比较Logistic回归模型中不同方法确定的儿童早期BMI轨迹分组对儿童3岁超重风险(BMI Z评分>1)的预测性能。结果: 在纳入的研究对象中，用GMM确定的三分类轨迹分为低、中、高轨迹，分别占39.7%、54.1%、6.2%；用KML方法确定的二分类轨迹分为低轨迹和高轨迹，分别占50.3%和49.7%；用KML方法确定的三分类轨迹分为低、中、高轨迹，分别占31.1%、47.4%、21.5%。用不同方法确定的儿童早期BMI轨迹反映的生长模式存在一定差异。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调整母亲民族、受教育水平、分娩方式、产次、分娩时年龄、分娩孕周、胎儿性别和1月龄母乳喂养等协变量后，用KML方法确定的三分类轨迹中的高轨迹组(表现为出生时BMI Z评分略高、婴儿期快速生长后持续稳定在高水平的生长模式)和儿童3岁BMI Z评分的关联最强。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KML三分类轨迹分组对儿童3岁超重风险具有最佳的预测效果。在额外调整儿童平衡膳食指数正端分、平均每天身体活动时间和视屏时间后，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采用不同方法识别具有不同变化特征的儿童早期BMI轨迹，发现KML方法确定的高轨迹组能更好地发现儿童早期具有较高超重风险的人群，为选择适宜方法开展儿童早期BMI轨迹相关研究提供了依据。

目的: 在我国青春期至成年早期人群中探索自制力与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风险的关联，为将来针对不同风险人群开展个性化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基于一项长达10年的队列研究——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纳入2010年10~19岁、中国标准下处于正常体质量、无抑郁症状、有自制力得分，且2010—2020年至少有两次抑郁症状得分和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每个家庭中唯一或年龄最小的608名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用整个随访期间平均标准化抑郁症状得分和BMI Z评分均处于高水平，或者基于潜分类轨迹模型(latent class trajectory modeling, LCTM)得到的抑郁症状和BMI随时间的轨迹分类同时属于“风险型”，或者最后一次随访调查时有抑郁症状且超重肥胖三种方式定义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人群。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标准化自制力得分与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风险的关联。结果: 校正年龄、性别、城乡、每周体力活动时长、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超重肥胖和抑郁情况后，无论哪种共病定义方式，当以健康人群为参照组时，自制力得分每升高一个标准差，个体患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的风险降低33%(95%CI: 14%~48%，基于整个随访期间平均水平)~78%(95%CI: 6%~95%，基于抑郁症状和BMI随时间变化的联合轨迹)。此外，自制力得分每升高一个标准差，个体仅患抑郁症状和仅超重肥胖的风险分别降低25%(95%CI: 4%~42%，仅基于整个随访期间平均水平)和21% (95%CI: 1%~37%，仅基于抑郁症状和BMI随时间变化的联合轨迹)。本研究主要结果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标准定义个体是否超重肥胖时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结论: 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个体自制力越高，患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的风险越低，提示未来可基于自制力开展个性化的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干预。

目的: 描述北京市中小学生每天身体活动时间现况，并分析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方法: 使用2023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的横断面调查数据，研究对象为3 157名小学生和初中生。使用问卷调查学生的基本信息、每天总体和在校身体活动时间、掌握的运动项目数量，以及感知身体活动益处和障碍情况，感知家庭、学校和社区身体活动支持性环境情况。采用Log-binomial回归模型分析身体活动与影响因素的关联，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 2023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每天总体身体活动≥2 h报告率为33.1%， 每天在校身体活动≥1 h报告率为64.8%。学生掌握的运动项目数量与每天总体身体活动≥2 h报告率呈剂量反应关系(P-trend<0.001)，感知身体活动益处得分和障碍得分比值及感知家庭、学校、社区身体活动支持性环境得分均与学生每天总体身体活动≥2 h报告率呈正相关关系(PR=1.24，95%CI：1.20~1.28；PR=1.51，95%CI：1.38~1.66；PR=1.50，95%CI：1.37~1.64；PR=1.21，95%CI：1.16~1.27)。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学生掌握的运动项目数量(β=0.11，P<0.001)、感知身体活动益处得分和障碍得分比值(β=0.15，P<0.001)，以及由家庭、学校和社区构成的支持性环境得分(β=0.13，P<0.001)均与学生每天总体身体活动≥2 h报告率直接相关，其中支持性环境得分通过影响学生掌握的运动项目数量(β=0.21，P<0.001)、感知身体活动益处得分和障碍得分比值(β=0.56，P<0.001)，学生掌握的运动项目数量通过影响感知身体活动益处得分和障碍得分比值(β=0.05，P=0.003)，与学生每天总体身体活动≥2 h报告率间接相关。学生每天在校身体活动≥1 h报告率与每天总体身体活动≥2 h报告率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相似。结论: 北京市中小学生身体活动时间未达到国家要求，未来需构建家庭、学校和社区一体化身体活动支持性环境，培育中小学生的运动技能，树立自主运动的观念，保障中小学生每天校内外各1 h身体活动时间。

目的: 了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汉族大学生的营养和体能状况，调查不同民族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体能指数(physical fitness index，PFI)之间的非线性联系。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高校非体育专业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汉族共3 60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测量身高、体质量、肺活量、50米跑、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和耐力跑，计算体重指数和各测试成绩的标准化Z分数以及PFI等指标，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非线性二次回归分析。结果: 汉族大学生的超重(16.00%)和肥胖(8.08%)检出率明显高于维吾尔族(11.83%和4.08%)和哈萨克族(13.58%和4.58%)大学生，低体重检出率维吾尔族(11.92%)最高，哈萨克族最低(9.75%)。三个民族总体和男女之间BMI分级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汉族不同BMI分级大学生之间PF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总体表现出正常体重组高于其他体重组，且超重组高于肥胖组，但是低体重组的PFI最高。非线性二次回归显示，维吾尔族男女和哈萨克族男生的曲线呈倒“J”形，PFI随着BMI的增大先升高后下降，其余曲线呈弧形，PFI随着BMI的增大而下降。结论: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汉族大学生超重肥胖会带来体能的下降，但是哈萨克族低体重组男女大学生和汉族低体重组女大学生的体能好于正常体重组。着重提高维吾尔族低体重和超重男生、汉族超重女生的体能可以有效缩小民族内各体重等级和民族间的大学生体能差异。

目的: 探索北京市中小学生青春发动时相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及存在的性别差异。方法: 分层整群抽取3 067名来自北京市房山区16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血清实验室检测，采用多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小学生青春发动时相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结果: 男生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和延迟检出率分别为14.73%和9.46%，女生为12.89%和10.99%。学生中心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血脂异常检出率分别为35.87%、19.95%、2.54%和26.31%，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聚集1项、2项和3项及以上的检出率分别为29.21%、16.17%和9.36%。调整学段、地区、出生体质量、喂养方式、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后，相较于青春发动适时组，青春发动提前组女生发生1个危险因素聚集、2个危险因素聚集和3个及以上危险因素聚集的风险分别提高1.94倍(95% CI=1.29~2.91)、2.97倍(95% CI=1.89~4.67)和2.02倍(95% CI=1.13~3.63)；男生青春发动时相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聚集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青春发动时相提前是女生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聚集的独立危险因素，应实施一级预防策略以减轻人群心血管代谢疾病负担。

目的: 评估真实世界中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在二甲双胍治疗基础上联用西格列汀对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的影响。方法: 使用来自宁波市鄞州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的真实世界数据，选取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在平台中具有诊疗记录的T2DM患者。根据其用药情况，将其分二甲双胍联用西格列汀组(联用组)以及二甲双胍单用药组(单用组)。根据用药索引日期构建一系列回顾性队列，并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将可能与结局有关的基线协变量纳入模型，用单用组研究对象匹配联用组研究对象，以增加组间基线特征的可比性，构建最终的回顾性队列。随访终止时间为结局发生、死亡或者是研究结束时间(2022年12月31日)，以先发生者为准。观察结束后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算两组间三点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3-point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3P-MACE)复合结局(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卒中)以及各次要结局发生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结果: 倾向性评分匹配前，联用组基线使用胰岛素、α糖苷酶抑制剂、钠-葡萄糖转运体2抑制剂(sodium-glucose transporter 2 inhibitors，SGLT-2I)、格列奈类降糖药的患者比例大于单用组，且联用组基线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与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 A1c，HbA1c)水平高于单用组。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联用组和单用组各纳入5 416例研究对象，组间基线特征均得到有效平衡。两组3P-MACE的发病密度分别为6.41/100人年和6.35/100人年。与单用组相比，联用组3P-MACE发生风险不增加也不降低(HR=1.00，95% CI：0.91~1.10)。次要结局比较，联用组患者心血管死亡发生率低于单用组(HR=0.59，95% CI：0.41~0.85)，未发现二甲双胍联用西格列汀与心肌梗死和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HR=1.12，95% CI：0.89~1.41；HR=0.99，95% CI：0.91~1.12)。结论: 在我国宁波市鄞州区T2DM患者中，与单用二甲双胍相比，二甲双胍联用西格列汀治疗可能降低心血管死亡的发生风险，且不增加或减少总体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研究结果可为西格列汀的心血管安全性评价提供真实世界证据。

目的: 对65~105岁老年人以年龄进行分层，探究照料需求的影响因素特点。方法: 共纳入12 244名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横断面数据中的老年人，分为低龄(65~79岁)、中龄(80~89岁)、高龄(90~105岁)三组。利用综合失能指数(disability index，DI)从四个维度评估老年人的失能水平，反映其照料需求，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12 244名老年人中，中、高照料需求的老年人占比达43.4%。老年人照料需求高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更大、患慢性病数量更多、无锻炼习惯、睡眠时间过长(≥9 h/d)、有抑郁倾向、与子女同住、空巢合居、未受过教育(P < 0.05)。此外，低龄组老年人还有吸烟史(OR=2.009，95% CI：1.019~3.959)、饮酒史(OR=2.213，95% CI：1.141~4.291)和自评贫穷(OR=2.051，95% CI：1.189~3.540)；中龄组老年人还有女性(OR=1.373，95% CI：1.038~1.817)、从不饮酒(OR=1.551，95% CI：1.059~2.269)和无医疗保险(OR=1.598，95% CI：1.053~2.426)；高龄组老年人还有女性(中照料需求vs.低照料需求：OR=1.412，95% CI：1.062~1.878；高照料需求vs.低照料需求：OR=1.506，95% CI：1.137~1.993)、自评贫穷(OR=2.064，95% CI：1.282~ 3.323)和无医疗保险(OR=1.621，95% CI：1.148~2.291)。结论: 各年龄组老年人照料需求的共性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慢性病、锻炼、睡眠、抑郁倾向、居住方式和受教育情况，低龄组的特有因素包括吸烟、饮酒和经济水平，中、高龄组的特有因素包括性别和医疗保险。建议针对上述影响因素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和重点人群的干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依据。

目的: 在中国鄞州电子健康档案研究(Chines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research in Yinzhou, CHERRY)的队列人群中，评价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的不同策略预防心血管病的健康收益与干预效率。方法: 采用马尔科夫模型模拟评价的不同策略包括：策略1，对收缩压≥140 mmHg的人群启动降压药物治疗(根据2020年《中国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指南》)；策略2，对收缩压≥130 mmHg的人群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策略3，对收缩压≥140 mmHg以及130~140 mmHg且心血管病高风险人群启动降压药物治疗(根据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成年人高血压预防、检测、评估和管理指南》)；策略4，对收缩压≥160 mmHg以及140~160 mmHg且心血管病高风险人群启动降压药物治疗(根据2019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成年人高血压诊断与管理指南》)。采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风险评估模型进行风险分层。马尔科夫模型的循环周期设为1年，模拟10个周期后计算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心血管病发病数、全因死亡数等结局事件数以评价策略的健康收益，并计算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事件或全因死亡的需治疗人数(number needed to treat, NNT)以评价策略的干预效率。马尔科夫模型的参数主要来源于CHERRY队列与公开发表的文献。采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探讨心血管病发病率对结果的影响，采用概率敏感性分析探讨干预措施效应参数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213 987名35~79岁基线无心血管病史的人群。相比于策略1，单纯下调降压起始值的策略2可预防的心血管病发病数增加666(95% UI: 334~975)例，但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发病的NNT增加10(95% UI: 7~20)人；而考虑定量风险评估的策略3可预防的心血管病发病数增加388(95% UI: 194~569)例，且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发病的NNT减少6(95% UI: 4~12)人，提示策略3可增加健康收益并具有更高的干预效率。策略4相比于策略1，可预防的心血管病发病数虽然减少193(95% UI: 98~281)例，但每预防一例心血管病事件的NNT减少18(95% UI: 13~37)人，效率更高。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及概率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主分析结果一致。结论: 在中国发达地区的社区人群中选择降压药物治疗目标人群时，结合心血管病定量风险评估的策略优于单纯将起始值从140 mmHg降至130 mmHg的策略，前者可提升健康收益且兼顾干预效率；不同地区需因地制宜选择降压起始值并结合定量风险评估的策略，以权衡健康收益与干预效率。

目的: 探究中国西部5城市中老年人血清25羟基维生素D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与握力的相关性。方法: 基于2023年2—7月在中国西部5个城市开展的横断面调查数据，通过问卷收集中老年人的相关人口学特征，通过体格检查记录握力，采集空腹血液样本分离血清并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血清25(OH)D浓度，使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西部5城市中老年人血清25(OH)D与握力的相关性。结果: 我国西部5城市中老年人维生素D的缺乏率和不足率分别为52.9%和34.5% [维生素D缺乏定义为血清25(OH)D总浓度 < 20 μg/L，维生素D不足定义为血清25(OH)D总浓度为20~30 μg/L]，高龄、女性、采样季节在冬季的中老年人血清25(OH)D水平更低(P < 0.05)。25.3%的中老年人发生了握力减退，65~80岁25(OH)D缺乏的老年人握力减退的发生率高于25(OH)D不足的老年人(45.0% vs. 32.6%)和25(OH)D充足的老年人(45.0% vs. 20.6%)；25(OH)D缺乏的75~80岁老年人握力减退的发生率最高(62.1%)，25(OH)D不足组次之(11.1%，P < 0.05)。与25(OH)D充足的中老年人相比，25(OH)D缺乏的中老年人发生握力减退的风险增加1.4倍(OR=2.403，95%CI：1.202~4.804，P=0.013)，未发现25(OH)D不足与中老年人握力状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血清总25(OH)D每增加5 μg/L，其发生握力减退的风险降低13.1%(OR=0.869，95%CI：0.768~0.982，P=0.025)；血清25(OH)D₂每增加5 μg/L，其发生握力减退的风险降低24.1%(OR=0.759，95%CI：0.582~0.990，P=0.042)；未发现血清25(OH)D₃含量与握力减退风险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血清25(OH)D水平每增加一个等级(缺乏、不足和充足)，中老年人发生握力减退的风险降低25.2%(OR=0.748，95%CI：0.598~0.936，P=0.011)。在65~80岁和65~69岁的两组调查对象中，血清25(OH)D水平每增加一个等级，发生握力减退的风险降低40.0%，而在75~80岁的调查对象中，25(OH)D水平每增加一个等级，发生握力减退的风险降低80.0%。结论: 中国西部5城市中老年人血清总25(OH)D和25(OH)D₂含量与握力状况存在一定关联。

目的: 探讨老年人认知功能现况，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分析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于2023年对北京市西城区、大兴区部分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使用香港简短认知功能检测(Hong Kong brief cognitive test，HKBC)量表评估老年人的认知功能，采用SPSS 27.0软件对老年人认识功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纳入349名老年人，年龄在60~69岁的调查对象占比最高(41.3%)，58.7%为女性，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者占比88.0%，退休前每周工作时长多集中在35~48 h(68.8%)，14.0%的老年人有痴呆家族史。在控制年龄、性別等变量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为已婚(β=0.501，95%CI：0.144~0.859)和每周运动3~4次是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保护因素(β=0.617，95%CI：0.087~1.148)，抑郁症状是其危险因素(β=-0.723，95%CI：-1.198~-0.247)。结论: 从生命全周期的视角看待认知功能影响因素，缺乏体育锻炼与抑郁症状均是认知功能的危险因素，加强体育锻炼，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将预防性干预关口前移，有助于预防和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

目的: 了解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历史沿革。方法: 数据来源于全球卫生支出数据库(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GHED)、《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全国卫生健康财务年报》、《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等。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文献研究法进行分析。结果: 21世纪以来，全球多数国家出现了卫生筹资转型现象，表现为卫生筹资规模扩大和公共筹资责任强化。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特征十分鲜明：一是卫生筹资规模扩大的速度更快，2000—2019年人均卫生总费用按可比价格水平增长了816.6%，明显快于全球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102.1%)；二是公共筹资责任强化的力度更大，2000—2019年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下降了30.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全球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三是公共筹资中政府卫生支出的流向发生了重要转变，“补需方”占比逐渐提高，并于2011年超过“补供方”，同时，在“补供方”内部“补医院”占比持续增加，明显高于“补基层”和“补公卫”。据此可将中国卫生筹资转型扩展为规模维度、结构维度和流向维度三个维度。运用分析框架，将中国卫生筹资转型大致分为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型时期、“后非典”时期和“新医改”以来4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和演变逻辑进行了分析。结论: 应从系统结构功能层面提高卫生筹资体系的纵向“嵌入性”和横向“互补性”；更加突出卫生筹资转型对维护隐性价值和防范公共风险的作用，完善价值与风险的双向权衡机制；统筹兼顾卫生筹资转型所涉及的卫生健康伦理原则，优化政府实际治理模式下的预算决策机制；高度重视现代医学发展的全局性和深层次影响，探索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长期战略和路径选择。

目的: 分析远程医疗功能对公立医院运营的影响，特别关注其对不同专业技术等级医院的异质性作用，以深入理解远程医疗在弥补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方面的现实意义。方法: 利用《2022卫生健康信息化统计调查数据报告》调查数据，对8 944家公立医院进行横断面研究，使用多元线性模型、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分组回归等方法，评估远程医疗对医院收入、诊疗人次、住院人次的影响。结果: 有35.51%的公立医院开通了远程医疗，医院等级、医院类别、所在区域、隶属关系、床位数都对医院运营状况有显著影响。开通远程医疗对公立医院收入、诊疗人次和出院人次均有显著提升作用。PSM结果显示，其对医院收入、诊疗人次、出院人次的净效应分别为0.191 (P < 0.01)、0.216 (P < 0.01)、0.353 (P < 0.01)。异质性检验显示，远程医疗对二级医院的收入和诊疗人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88 (P < 0.05)和0.127 (P < 0.01)；对一级及以下医院的出院人次影响更大，系数为1.203 (P < 0.01)；但对三级医院整体收入和业务能力并无显著影响。结论: 远程医疗的开通对公立医院的收入和业务能力增加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等级的医院之间存在差异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影响更为显著，对改善基层公立医院的运营状况起到积极作用。

目的: 采用卷烟购买任务(cigarette purchase task，CPT)对我国吸烟者的卷烟需求进行评价，并评估不同假设情境下的卷烟价格，以实现“健康中国2030”行动中降低吸烟率的目标。方法: 共计447名受试者通过问卷调查完成CPT，根据价格框架和对应的卷烟消费量拟合卷烟需求曲线，并得到5个相关指标，分别为强度(免费时的卷烟消费量)、断点(消费量降为0的价格)、最高消费额(maximum output, Omax)、最高价格(maximum price, Pmax, 最高消费额对应的卷烟价格)和弹性(消费量变化与价格变化的比率)。采用单因素分析探索CPT指标和社会人口学特征、吸烟特征的相关性。采用单相衰减模型拟合戒烟率-卷烟价格曲线，并确定一系列情境下能使吸烟率降到20%的最佳卷烟价格。结果: 从卷烟需求曲线得到吸烟者弹性为0.54，表明价格上涨10%可使吸烟率降低5.4%。收入越高的吸烟者对卷烟价格敏感性越低(弹性=-2.31, P=0.028)。CPT指标在常用卷烟价格、吸烟量和烟草依赖程度不同的吸烟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常用卷烟价格越高的吸烟者断点、最高消费额和最高价格均越高，弹性越低(P=0.001)，烟草依赖程度越高的吸烟者强度、断点、最高消费额和最高价格均越高，而弹性越低(P=0.001)，吸烟量更大的吸烟者强度、最高消费额更高，弹性更低(P < 0.001)。要实现将吸烟率降至20% 的目标，卷烟的价格至少为37.36元/包，调整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后，卷烟价格分别至少为37.37元/包和37.84元/包。结论: CPT指标与收入水平和常用卷烟价格、吸烟量和烟草依赖程度显著相关，在研究影响吸烟行为的价格因素方面有应用空间；本研究模型拟合卷烟价格远超当前实际市场水平，应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提高烟草税和卷烟零售价，以实现将吸烟率降低到20%的“健康中国2030”目标。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SZ)的髓鞘和脑组织间液(interstitial fluid, ISF)相关发病机制，探究熊果酸(ursolic acid, UA)对SZ中髓鞘损伤及其继发的ISF异常引流的治疗效果。方法: 使用30只6~8周雌性C57BL/6J小鼠，体质量(20±2) g，随机分为UA治疗组、SZ模型组、对照组3组，每组10只：(1)对照组：腹腔注射(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ip)生理盐水，灌胃(intragastric, ig)给予1%(质量分数)羧甲基纤维素钠(carboxymethylcellulose sodium, CMC-Na)；(2)SZ模型组：ip给与2 mg/kg的地卓西平(dizocilpine maleate，MK-801)，ig给与1% (质量分数)CMC-Na；(3)UA治疗组：ig给与25 mg/kg的UA，ip给与2 mg/kg的MK-801。治疗组先ig给药UA预治疗一周，然后对3组小鼠进行为期两周的药物干预。在造模完成后依次通过旷场测试和前脉冲抑制实验对小鼠进行行为学评价。行为测试后，通过向脑区注射荧光示踪剂来探究各组ISF分区引流的改变；通过免疫荧光探究各组脑内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 4, AQP4)极性分布的改变以及蛋白表达的变化；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LSCM)髓鞘反射光成像研究鼠脑内髓鞘的变化。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对计量数据进行组间比较，使用TukeyHSD进行组间两两比较。结果: 旷场测试发现，模型组在旷场中运动的总路程[(7 949.39±1 140.55) cm vs. (2 831.01±1 212.72) cm, P < 0.001]和中央区域停留时间[(88.43±22.06) s vs. (56.85±18.58) s, P=0.011]显著高于对照组，而治疗组在旷场中运动总路程[(2 415.80±646.95) cm vs. (7 949.39±1 140.55) cm, P < 0.001]和中央区域停留时间[(54.78±11.66) s vs. (88.43±22.06) s, P=0.007]较模型组显著降低。前脉冲抑制实验发现，模型组给与预脉冲时对震惊反射的抑制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均 < 0.001)；治疗组上述指标较模型组显著增加(P均 < 0.001)。髓鞘反射光检测发现，模型组小鼠脑内存在显著的脱髓鞘，治疗组脑内脱髓鞘情况得到逆转。荧光示踪发现，模型组示踪剂向头侧皮层区的扩散面积和向尾侧丘脑区的返流面积均显著大于对照组[(13.93±3.35) mm² vs. (2.79±0.94) mm², P < 0.001; (2.48±0.38) mm² vs. (0.05±0.12) mm², P < 0.001]，且脑区间引流分区明显破坏；治疗组示踪剂向头侧皮层区的扩散面积和向尾侧丘脑区的返流面积均较模型组显著减小[(7.93±2.48) mm² vs. (13.93±3.35) mm², P < 0.001; (0.50±0.30) mm² vs. (2.48±0.38) mm², P < 0.001]。免疫荧光染色发现，模型组小鼠脑内AQP4极性分布遭到破坏，且模型组AQP4蛋白表达量较对照组明显下降[(3 663.88±733.77) μm² vs. (13 354.92±4 054.05) μm², P < 0.001]；治疗组较模型组AQP4极性分布得到改善，AQP4蛋白表达量较模型组显著升高[(11 104.68±3 200.04) μm² vs. (3 663.88±733.77) μm², P < 0.001]。结论: 一定剂量的UA干预可以改善SZ小鼠的行为学表现，这种改善表现为运动亢进和焦虑症状得到缓解，感觉运动门控功能得到恢复；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改善SZ小鼠的脱髓鞘病理改变及ISF分区引流紊乱。

目的: 探究富含半胱氨酸和甘氨酸蛋白2(cysteine and glycine-rich protein 2，CSRP2)在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恶性进展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方法: 利用R2数据库分析NB临床样本中CSRP2基因的mRNA水平与NB患儿临床预后的相关性；在NB细胞系SK-N-BE(2)和SH-SY5Y中利用靶向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干扰CSRP2的表达或利用质粒转染过表达CSRP2；通过结晶紫染色和实时无标记动态细胞分析技术观察NB细胞的增殖情况；采用克隆形成方法观察NB细胞长时间的克隆形成能力；利用免疫荧光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标记物Ki-67的水平；利用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PI)染色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周期比例，Annexin V/7AAD染色分析细胞凋亡比例；采用划痕实验观察细胞的迁移能力；利用Western blot或实时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RT-qPCR)检测NB原发肿瘤组织和细胞系中蛋白和基因的表达水平。结果: NB临床数据库中，国际神经母细胞瘤分期(international neuroblastoma staging system，INSS)为高危险度3/4期的NB组织中CSRP2的mRNA水平显著高于低危险度的1/2期，且高表达水平组NB患儿的生存期显著低于低表达组；Western blot结果显示，CSRP2在3/4期NB组织中的蛋白水平显著高于1/2期。NB细胞中敲低CSRP2，细胞的活力减弱、增殖能力降低；NB细胞中过表达CSRP2促进细胞增殖；敲低CSRP2后，sub-G1、G0/G1和S期细胞的比例增加，Annexin V阳性细胞的比例增多；敲低CSRP2的NB细胞的划痕愈合率显著小于对照组。机制研究发现，敲低CSRP2后细胞增殖标记分子Ki-67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s 1/2，ERK1/2)磷酸化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 CSRP2在高危险度3/4期NB组织中高表达，表达水平与NB患儿生存期呈负相关；CSRP2通过促进ERK1/2活化，促进NB细胞的增殖和迁移，抑制细胞凋亡，表明CSRP2通过激活ERK1/2促进NB进展，为高危NB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目的: 研究泛Janus激酶(Janus kinase, JAK)抑制剂托法替布(tofacitinib)对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1, TGF-β1)诱导的肺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的作用及机制，为临床治疗结缔组织病相关的间质性肺疾病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1) 体外培养人胚胎肺成纤维细胞(human fetal lung fibroblast 1, HFL-1)，设立6个组，分别为DMSO空白对照组、TGF-β1诱导组、TGF-β1联合不同浓度托法替布(0.5、1.0、2.0、5.0 μmol/L)药物干预实验组。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划痕愈合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2)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RT-PCR)、蛋白免疫印迹实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FN)、Ⅰ型胶原蛋白(collagen Ⅰ，COL1)基因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应用RT-PCR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各组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基因和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蛋白水平。(3)在不同组的细胞培养基中加入DMSO载体对照，以1.0 μmol/L和5.0 μmol/L的托法替布预培养30 min，然后加入TGF-β1处理1 h、6 h和24 h。以Western blotting检测Smad2/3、信号传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的蛋白磷酸化水平。结果: (1) 托法替布抑制TGF-β1诱导的HFL-1细胞活力及迁移能力。(2)与空白对照组相比，TGF-β1诱导组HFL-1的α-SMA、COL1A1和FN1基因表达显著上调(P < 0.05)。5.0 μmol/L托法替布干预组的α-SMA基因表达与TGF-β1诱导组相比显著下调(P < 0.05)。0.5~5.0 μmol/L托法替布各干预组与TGF-β1诱导组相比均可抑制FN1基因表达(P < 0.05)。各干预组与TGF-β1诱导组相比，COL1A1基因的表达无明显变化。(3)Western blotting结果提示，TGF-β1诱导组细胞α-SMA、FN1蛋白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 < 0.05)，COL1A1表达未见明显差异。托法替布不同浓度干预组与TGF-β1诱导组相比，α-SMA蛋白表达均有下降，其中2.0 μmol/L和5.0 μmol/L干预组与诱导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托法替布不同浓度干预组的FN1蛋白水平均有下降，但与TGF-β1诱导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干预组的COL1A1蛋白表达与TGF-β1诱导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TGF-β1诱导48 h，HFL-1细胞中IL-6基因及培养上清液中IL-6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各浓度托法替布干预组与TGF-β1诱导组相比均有所降低。TGF-β1诱导1 h、6 h和24 h，STAT3蛋白磷酸化水平增加，托法替布预刺激抑制了6 h时Smad2/3的磷酸化水平，在1 h、6 h和24 h时均抑制了STAT3的磷酸化水平。结论: 托法替布能抑制TGF-β1诱导的HFL-1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方向转化，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Smad2/3经典通路以及抑制TGF-β1所诱导的STAT3磷酸化，从而对肺纤维化疾病进展发挥保护作用。

目的: 研究CD8⁺T细胞在髓母细胞瘤(medulloblastoma, MB)各个分子亚型中的浸润特点，分析CD8⁺T细胞浸润与患者预后的关系，以及C-X-C基序趋化因子11(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1)的表达及其受体CXCR3在CD8⁺ T细胞中的表达情况，为进一步探索MB中CD8⁺T细胞浸润可能的调节机制提供临床病理依据。方法: 筛选2012—2019年间来自多所医学中心、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MB患者共48例(4个分子亚型各12例)，利用NanoString PanCancer IO360^TM基因表达检测平台对48例MB患者的肿瘤标本进行转录组学分析，对患者肿瘤组织的石蜡切片进行CD8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验证各亚型MB中CD8⁺T细胞数量的差异。通过数据库生物信息学分析，探讨CD8⁺T细胞浸润与患者预后的关系及各种趋化因子在各亚型MB中的表达差异，并采用双重免疫荧光染色验证MB中CD8⁺T细胞表面CXCR3受体的表达情况，探讨CD8⁺T细胞浸润至肿瘤内的可能分子机制。结果: MB的WNT亚型中的CD8⁺T细胞特征指数相对较高，提示WNT亚型中的CD8⁺T细胞数量显著高于其他三个亚型，这一现象通过CD8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以及R2在线数据分析平台对美国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进行数据挖掘得到了证实，且CD8⁺T细胞增多与患者的生存期呈正相关。数据库分析显示，CXCL11在WNT亚型MB中的表达量明显高于其他三个亚型。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CD8⁺T细胞表面存在CXCL11的受体CXCR3，提示CD8⁺T细胞可能通过表面受体CXCR3受CXCL11趋化至MB的微环境中。结论: CD8⁺T细胞在WNT亚型MB中的浸润相对多于其他亚型，其机制可能与CXCL11-CXCR3趋化因子系统的激活相关，且肿瘤内CD8⁺T细胞浸润较多的患者预后较好，此结果可能为MB中CD8⁺T细胞浸润调节机制提供有益的临床病理依据，为未来MB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潜在治疗靶点。

目的: 研究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患者血清乳酸水平及其与疾病活动度的关系，分析乳酸对RA患者外周血中CD4⁺T细胞的活化、分泌细胞因子能力以及对CD4⁺T细胞亚群的作用。方法: 选择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2019年10月至2021年9月连续收治的RA患者作为病例组，同期与RA患者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人(healthy control, HC)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外周血，乳酸检测试剂盒检测上清液中乳酸含量，并分析其与RA患者疾病评分的相关性。用乳酸刺激后，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所有病例组RA患者外周血中CD4⁺T细胞的活化水平、CD4⁺T细胞亚群的比例以及CD4⁺T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结果: RA患者(n=66)的血清乳酸水平[(5.13±1.01) mmol/L vs. (1.72±0.91) mmol/L, P＜0.001]明显高于HC(n=60)，且与RA患者DAS28(disease activity score in 28 joints)-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评分有相关性(r=0.273, P=0.029)，乳酸浓度>5 mmol/L较浓度≤5 mmol/L的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197.50 (26.03, 783.00) IU/mL vs. 29.30 (0.00, 102.60) IU/mL, P＜0.01]和CRP [37.40 (11.30, 72.60) mg/L vs. 5.83 (2.36, 12.45) mg/L, P＜0.001]的表达均升高，而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42.00 (19.00, 77.00) mm/h vs. 25.00 (12.50, 45.50) mm/h, P>0.05]和抗环瓜氨酸多肽(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ed, CCP)抗体[82.35 (17.70, 137.00) RU/mL vs. 68.60 (25.95, 119.70) RU/mL, P>0.05]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HC相比，乳酸处理组的RA患者CD4⁺T细胞表面PD-1 (46.15%±8.54% vs. 41.67%±9.98%, P < 0.001)、诱导共刺激分子(inducible costimulatory molecule, ICOS)(25.77%±8.60% vs. 18.65%±7.94%, P < 0.01)和CD25 (25.89%±5.80% vs. 22.25%±4.59%, P < 0.01)的表达明显升高；乳酸处理组的RA患者CD4⁺T细胞中Th17 (4.62%±1.74% vs. 2.93%±1.92%, P < 0.05)、外周辅助性T (peripheral helper T, Tph)细胞(28.02%±6.28% vs. 20.32%±5.82%, P < 0.01)的比例升高；乳酸处理组的RA患者CD4⁺T细胞中IL-21(5.73%±1.59% vs. 4.75%±1.71%, P < 0.05)的表达上调。结论: RA患者血清乳酸水平升高，促进了RA患者CD4⁺T细胞活化和分泌IL-21，以及上调了RA患者Th17、Tph细胞的比例。

目的: 评估脓毒症患者正常甲状腺性病态综合征(euthyroid sick syndrome, ESS)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2017年1月—2023年1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诊断为脓毒症的365例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收集患者的相关临床数据。根据是否合并ESS, 将患者分为ESS组(103例)和非ESS组(262例)。评估脓毒症患者ESS的患病率,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比较两组患者30 d的生存率, 探索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预测脓毒症患者死亡的最佳截断值。结果: 脓毒症患者中合并ESS者有103例, 占总病例数的28.2%。ESS组脓毒症严重程度重于非ESS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SS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评估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 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评分明显高于非ESS组(P < 0.05); ESS组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血清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 A, SAA)、白介素-6(interleukin-6, IL-6)均高于非ESS组; ESS组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tein cholesterol, HDL-C)低于非ESS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PCT、IL-6、CRP、SAA、部分激活的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tin time, APTT)是脓毒症患者ES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105、1.006、1.005、1.009、1.033, 95% CI分别为1.044~1.170、1.001~1.012、1.001~1.009、1.005~1.014、1.004~1.062, P < 0.05)。ESS组30 d生存率显著低于非ESS组, Long-rank卡方检验值16.61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脓毒症患者FT3预测死亡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924 (95% CI 0.894~0.954)。血清FT3截断点为3.705 pmol/L, 特异性为0.868, 敏感性为0.950。结论: 脓毒症患者的ESS发生率为28.2%, 且预后不良; PCT、IL-6、CRP、SAA、APTT是脓毒症患者ES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HDL-C是保护性因素; FT3是脓毒症患者预测死亡的潜在新型生物标志物。

目的: 分析组织坏死性淋巴结炎(histiocytic necrotizing lymphadenitis, HNL)的临床资料, 比较成人及儿童临床资料的异同, 加深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提高诊断率, 减少误诊、误治。方法: 收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010年1月至2023年8月活检病理诊断为组织坏死性淋巴结炎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 分析组织坏死性淋巴结炎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病理特征、抗生素及糖皮质激素治疗及转归情况。根据年龄进行分组, 比较儿童组(＜16岁)和成人组(≥16岁)患者上述临床资料的差异。结果: 入组的81例患者中, 男42例, 女39例, 中位年龄为21(14, 29)岁, 中位病程为20.0(13.0, 30.0) d, 中位住院时长为13.0(10.0, 15.0) d。首发症状有发热、淋巴结肿大及发热和淋巴结肿大同时起病。所有患者均有不同部位、不同大小的淋巴结肿大, 96.3%(78/81)的患者伴颈部淋巴结肿大, 双侧颈部淋巴结都肿大者占50.6%(41/81), 锁骨上、腋窝或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者占55.6%(45/81), 中位淋巴结直径为20.0(20.0, 30.0) mm。仅有1例患者不伴有发热, 其余80例患者均有发热, 中位峰值体温为39.0(38.0, 39.8) ℃。伴随症状: 皮疹7例(8.6%, 7/81)、乏力28例(34.6%, 28/81)、盗汗7例(8.6%, 7/81)、畏寒寒战25例(25.3%, 25/81)、肌肉酸痛11例(13.6%, 11/81)、关节痛5例(6.2%, 5/81)。肝脾肿大有17例(21.0%, 17/81), 其中脾大12例, 占肝脾大的70.6%(12/17)。68.8%(55/80)的患者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s, WBC)计数下降, 47.5%(38/80)淋巴细胞(lymphocyte, LY)比例升高, 53.4%(39/73)超敏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升高, 79.2%(57/72)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升高, 22.2%(18/81)谷丙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升高, 27.2%(22/81)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升高, 81.6%(62/76)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升高。81例患者均进行了淋巴结活检病理检查, 77.8%(63/81)的患者淋巴结活检病理组织学表现为淋巴结内结构大部分破坏或消失, 16.0%(13/81)淋巴结结构尚存或存在, 淋巴结结构增生、淋巴结结构正常各占1.2%(1/81), 3.7%(3/81)的患者未记录淋巴结结构。67例进行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CD3⁺、CD68(KP1)⁺分别占97.0%(65/67), MPO⁺占94.0%(63/67)。51例(63.0%, 51/81)患者在明确诊断后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 其中糖皮质激素治疗后体温恢复正常的中位数时间为1.0(1.0, 4.0) d, 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最好时体温可当天下降至正常。成人组和儿童组在住院时长、是否有前驱诱因、是否伴随畏寒寒战、超敏CRP升高率、是否应用抗生素、是否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上如出现不明原因发热、浅表淋巴结肿大及白细胞减少为临床特征的病例, 且一般抗感染药物治疗无效时, 应考虑组织坏死性淋巴结炎, 需尽早行淋巴结活检以明确诊断, 减少误诊、误治, 治疗以对症治疗为主, 糖皮质激素治疗疗效确切。

目的: 探讨增强现实技术在口腔颌面颈部解剖识别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以北京大学2020级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生为实验对象, 选择口腔颌面颈部解剖相关知识为实验内容。根据实验内容选择影像数据, 通过数字化软件对影像数据中上下颌骨、颈部动静脉等重要血管和骨组织结构进行三维重建, 生成解剖实验模型, 将重建模型加密后储存于云端。通过联网移动设备扫描实验模型对应的二维码, 获取增强现实图像, 辅助实验人员讲解和实验对象学习。分别在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中应用增强现实技术, 以课后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实验对象对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反馈, 评价该技术辅助口腔颌面颈部解剖识别中的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共纳入83名本科生, 所有实验对象均能顺利使用增强现实技术识别口腔颌面颈部解剖结构。实验参与人员均可通过联网的移动设备扫描二维码, 从云端获取三维解剖实验模型, 并在移动端对模型进行放大、缩小、旋转等操作。增强现实技术能够以不同的解剖部位内容为基础, 制定个性化的内容呈递方式, 通过更为真实的三维立体图像帮助实验对象分辨解剖结构, 获取解剖知识。课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对于增强现实技术辅助口腔颌面颈部解剖结构识别的接受程度较高(9.19分), 增强现实技术在培养学生三维空间理解能力(9.01分)、提升课程趣味和激发学习热情方面(8.55分)获得了较高评分。结论: 增强现实技术能够实现解剖模型的三维可视化, 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辅助学生更好建立三维空间理解能力, 在帮助学生进行口腔颌面颈部解剖结构识别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创伤是全世界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是45岁以下人群第1位的死亡原因, 也是我国城乡居民的五大死因之一。创伤救治体系的建设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完善的创伤救治体系能够确保患者迅速得到专业医疗救助, 创伤中心的建设能够改善创伤救治效果。目前, 我国不同地区的创伤救治质量大不相同, 对创伤救治的医疗过程采用全面质量管理和对创伤的现场救援、院前急救和院内治疗进行标准化控制, 是提高创伤救治能力水平和创伤患者生存率的重要措施。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作为医疗全面质量管理的关键因素, 其可以引领创伤中心发展的方向。为进一步加强创伤救治的医疗质量管理, 规范临床诊疗行为, 促进医疗服务的标准化、同质化, 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医疗质量控制专业委员会结合国内创伤救治现状, 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创伤救治能力的通知》中创伤中心医疗质量的16项控制指标进行了细化和更新, 制定了新版19项质量控制指标, 包含名称、定义、计算方式、意义、质量控制对象等, 供各级创伤中心在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中使用, 为创伤中心的质量控制工作提供可循路径。实施这些质量控制指标能够引导医疗机构对创伤救治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监控和评估, 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同时, 这些指标可以提升机构内部协作效率, 加强相关科室之间的沟通和协作, 从而提高创伤救治的效率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