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是一个奇妙的变化时期，是由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进程，也是开始尝试包括性和毒品等各种危险行为的时期，可能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严重后果。根据联合国的定义，青少年（adolescent）是指年龄在10~24岁的人群，青年人群（young people）是15~24岁的人群。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由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引起。艾滋病高发于10~20岁，一旦感染也更加难以干预，其原因涵盖生理、社会、心理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由于青少年时期总死亡率最低，其健康行为很少被关注。迄今为止，青少年人群一直在很多国家HIV检测、治疗、关怀和支持战略中被忽略，这种不公平现象必须解决，且刻不容缓。

2016年4月25日至5月1日正值我国第14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全国总工会确定的宣传主题就是“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劳动与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全民健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重要指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模式的调整，广泛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人口健康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及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到劳动力资源可持续供给和经济绿色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重大的社会和民生问题。本文就职业卫生发展现况及职业病防治值得关注的领域做简要介绍。

目的：探讨牡蛎肽对免疫抑制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及可能机制。方法：以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致免疫低下雌性ICR小鼠为动物模型，观察不同剂量牡蛎肽（0.5 g/kg低剂量组、1.0 g/kg中剂量组、2.0 g/kg高剂量组）干预15 d后对小鼠体重、免疫器官相对重量、免疫器官显微结构、外周血白细胞数目、T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血清中的细胞因子浓度以及骨髓有核细胞数和DNA含量的影响。结果：腹腔注射CTX模型组小鼠与对照组相比，胸腺和脾脏萎缩，显微结构紊乱，外周血白细胞数目降低（P=0.04），外周血CD3+T淋巴细胞百分比下降（P=0.003），CD8+T淋巴细胞百分比下降（P=0.002），外周血中IL-5浓度显著升高（P<0.01），小鼠骨髓有核细胞浓度及骨髓DNA含量降低（P=0.04，P<0.01）。牡蛎肽灌胃组小鼠的胸腺和脾脏显微结构恢复正常，高剂量牡蛎肽灌胃组小鼠的外周血白细胞数目与模型组相比升高（P=0.003），中剂量（P=0.04）和高剂量（P=0.02）的牡蛎肽灌胃组小鼠外周血CD3+T淋巴细胞百分比与模型组相比升高，高剂量的牡蛎肽灌胃组小鼠外周血CD8+T淋巴细胞百分比与模型组相比升高（P=0.002），各剂量牡蛎肽灌胃组的小鼠外周血中IL-5浓度与模型组小鼠相比显著降低（P值均<0.01），高剂量牡蛎肽灌胃组的小鼠外周血中IL-17浓度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P=0.03），各剂量牡蛎肽灌胃组的小鼠骨髓有核细胞浓度与模型组相比均明显升高（低剂量组vs. 模型组，P=0.04；中剂量组vs. 模型组，P=0.02；高剂量组vs. 模型组，P=0.01），小鼠骨髓DNA含量与模型组相比也均明显升高（P值均<0.01）。结论：牡蛎肽可改善CTX所致免疫低下小鼠紊乱的免疫器官结构，恢复CTX造成的小鼠T淋巴细胞比例失调及细胞因子紊乱，升高骨髓有核细胞数及骨髓DNA含量，从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目的：探讨1,3-二苯-1,3-丙二酮（1,3-diphenyl-1,3-propanedione，DPPD）对可卡因所致小鼠神经递质含量变化的影响。方法： 36只雄性健康的ICR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可卡因组、3个DPPD预给药组（200、400、800 mg/kg）和DPPD单独给药组（800 mg/kg）。对照组灌胃给予1%（体积分数）吐温3 d；可卡因组灌胃给予1%吐温2 d，第3天皮下注射可卡因；3个DPPD预给药组小鼠分别灌胃给药（DPPD 200、400、800 mg/kg）3 d，第3天给药30 min后皮下注射可卡因；DPPD单独给药组用DPPD 800 mg/kg灌胃给药3 d。给予可卡因20 min后处死小鼠，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荧光检测器检测小鼠脑组织中多巴胺（dopamine，DA）和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5-HT）的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紫外检测器检测小鼠脑组织中谷氨酸（glutamic acid，Glu）和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的含量，比较各组间神经递质的水平。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可卡因组小鼠脑中DA和GABA含量明显升高（P<0.01和P<0.05），Glu含量显著降低（P<0.05）。与可卡因组相比，DPPD预给药组（200、400、800 mg/kg）小鼠脑中DA含量明显下降（P<0.01），DPPD预给药200 mg/kg组小鼠脑中GABA含量明显下降（P<0.05）。DPPD预给药200 mg/kg组小鼠脑中DA、5-HT、Glu和GABA含量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低剂量DPPD可逆转可卡因致小鼠神经递质含量的改变。

 目的：探索中国人群中细胞黏附相关基因多态性与非综合征型唇裂合并或不合并腭裂（isolated 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 NSCL/P）的关联关系及可能存在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方法： 对一项国际多中心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的数据进行再分析，选取其中806个中国人群NSCL/P核心家庭，对该人群的8个细胞黏附相关基因包括CDH1、CTNNB1、PVRL1、PVRL2、PVRL3、ACTN1、VCL、LEF1进行了传递不平衡检验（transmisssion diseqilibrium test, TDT）及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分析。环境因素包括患儿母亲孕期吸烟、被动吸烟、饮酒及服用多种维生素。结果： 经数据质量控制后，共纳入226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位点，TDT结果显示，CTNNB1、CDH1、ACTN1基因中有23个SNPs与NSCL/P之间存在关联（P<0.05），但经Bonferroni校正后，这些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00 2）。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分析结果显示，14号染色体的ACTN1基因中rs743127位点与母亲孕期被动吸烟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母亲孕期无被动吸烟时携带一个该危险位点的患儿的OR值为0.59（95%CI:0.38-0.90），患儿母亲孕期中有被动吸烟情况时携带一个危险位点的患儿的OR值为2.00（95%CI:1.23-3.26）。而ACTN1基因的rs1475034、rs370535、rs2273419位点、CTNNB1基因的rs106871位点与被动吸烟和PVRL3基因的rs7634000、rs2971366、rs2634553、rs1489032、rs7624812位点与母亲孕期补充维生素的交互作用并无统计学意义（P>0.000 2）。结论： 传递不平衡检验未发现所纳入的细胞黏附相关基因多态性与NSCL/P存在关联，但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提示，ACTN1基因可能通过基因环境交互作用而影响NSCL/P的发病风险。

目的：探讨粒状头样2（grainyhead-like 2，GRHL2）基因多态性与噪声性听力损失（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NIHL）易感性的关系。方法： 使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某钢铁厂3 790名噪声暴露作业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听力学测试，通过相关标准和匹配条件，共确定286例病例作为病例组和286例作为对照组。根据《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噪声》（GBZ/T189.8-2007）检测噪声暴露强度，抽取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空腹外周静脉血 2 mL，用于基因组 DNA抽提，通过中高通量SNP分型检测技术检测GRHL2基因的5个单核苷酸位点的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分别采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的差异，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GRHL2基因的5个SNP与NIHL的关系，利用Haploview软件和Phase软件进行基因单体型的构建和分析。结果： 5个位点基因型频率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在共显性模型下，调整累积噪声暴露量（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CNE）、身高、吸烟、饮酒和血压状况后，与携带rs3735715位点GG基因型个体相比，GA基因型发生 NIHL的危险性降低，OR=0.644（95% CI:0.442～0.939，P=0.022）；通过对CNE进行分层分析发现，在CNE≥ 98 dB(A)组，rs3735715位点与NIHL的患病风险仍有关，与携带GG型人群相比，OR值为0.509（95% CI: 0.281～0.923，P=0.030）。单体型分析显示，四位点构成的单体型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GRHL2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与NIHL易感性有关。

目的：探讨孕前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与早产的关系。方法： 以在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的174例早产儿为病例，382例足月儿为对照，收集孕妇身高、孕前体重、分娩前最后一次体重、孕周、家族史、疾病史以及孕期并发症等信息,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调整混杂因素，分析孕前BMI等因素与早产的关系，并估计调整后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和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结果： 通过对早产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孕前肥胖是早产的危险因素，调整后的OR值为2.461（95% CI：1.174~5.159, P=0.017），未发现孕前超重或孕前偏瘦与早产的关联；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和早产儿家族史是早产的危险因素，调整后的OR值分别为1.781（95% CI：1.025~3.095, P=0.040）、3.831（95% CI：2.044~7.180, P<0.001）和3.675（95% CI：1.358~9.942, P=0.010）。结论： 孕前肥胖是早产的危险因素，为了降低早产的发病率，孕妇需要加强孕前保健，在备孕期应控制孕前BMI在正常范围内。

目的： 了解中国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与社会决定因素的关联程度，为制定进一步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社会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从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1991-2011年的纵向数据中提取2 434名5岁以下儿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igrowup软件计算儿童营养不良率，使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营养不良与社会决定因素的关联。结果： 20年间儿童整体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分别下降了64.8%和67.8%，儿童低体重和生长迟缓得到显著改善。消瘦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女童营养不良率的降低幅度大于男童。非社会经济因素中，母亲身高低、儿童蛋白质摄入不足是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社会决定因素中，居住在西部和中部、居住地城市化水平低、家庭收入低、母亲教育水平低是儿童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结论： 为进一步改善儿童营养不良和缓解儿童健康不公平，需要重视儿童营养不良背后的社会决定因素，完善并实施改善儿童营养相关的社会政策，包括关注孕产妇和儿童的膳食营养、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和母亲教育水平、平衡地区间发展差距和资源分配等。

目的：应用中文版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调查某高校医学生的睡眠质量，以评价其在该人群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通过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北京市某医学院抽取603名本科生，使用中文版PSQI量表和自行编制的问卷进行调查，再随机抽取171名调查对象于1个月后重测，采用多种信度和效度指标对量表进行评价。结果： 调查对象PSQI总分平均为5.38±2.34，量表条目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734，分半信度系数为0.655；重复测量的PSQI总分相关系数为0.530，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结构效度评价中，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二因子结构模型为最优模型（拟合优度指数0.949，均方根残差0.083，比较拟合指数0.699），“催眠药物应用”维度因子载荷最低。以患者主观睡眠质量的好、差作为分组效标，PSQI总分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根据PSQI总分绘制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08（95%CI：0.880~0.936）。结论： 该量表用于医学生的睡眠质量评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是该人群睡眠研究或筛检的有效工具。

目的：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贫血现况及其程度的构成比，并研究贫血与营养状况之间的关系，为少数民族学生贫血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蒙古族、回族、壮族和朝鲜族7、9、12、14和17岁年龄组学生，利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1年标准筛查贫血，以“轻度”、“中度”、“重度”分析构成比,使用WHO男、女生年龄别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z评分标准判定学生营养状况,Logistic回归分析贫血与营养状况之间的关系。结果： 我国蒙古族、回族、壮族、朝鲜族4个少数民族学生贫血率分别为4.4%、26.4%、6.6%和5.8%，其中，乡村女生贫血检出率均为最高，分别为4.8%、42.0%、9.0%和6.7%。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属于轻度贫血，蒙古族、回族、壮族、朝鲜族学生重度贫血检出率分别为1.4%、12.9%、1.6%和1.9%。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生、乡村学生、12岁和17岁学生、回族、壮族和朝鲜族学生相对于男生、城市学生、7岁年龄组学生和蒙古族学生更易发生贫血；相对于正常学生，超重学生更不易发生贫血，消瘦或肥胖与贫血之间关联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不同民族学生贫血流行程度不同，回族学生贫血已达到“中度流行”；应对该民族和乡村地区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女生进行贫血的重点防治；少数民族学生中不同营养状况与贫血之间无显著关联，因此学生营养状况不能作为区分贫血与否的依据。

目的：研究全国9~11岁小学生体育锻炼、静态行为和超重与肥胖的关系，并探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及各省的异质性，为预防和控制超重与肥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取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资料中40 692名9~11岁汉族小学生，利用学生的身高、体重数据以及体育锻炼、视屏行为以及做家庭作业的时间数据，在不同性别的学生中分析体育锻炼、静态行为与超重与肥胖的关系，并采用Meta分析检验这些相关性在各省之间的异质性。结果： 男生的超重与肥胖检出率高于女生（分别为27.1%和12.9%），城市学生的超重与肥胖检出率高于农村学生（分别为23.8%和15.6%），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在“好”、“中”、“差”3类经济片区中分别为22.6%，19.2%和17.5%。男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1 h的学生的超重与肥胖率高于每天体育锻炼时间>1 h的学生，OR值为1.09（95%CI：1.02, 1.17）。女生每天视屏行为时间＞1 h、每天做家庭作业的时间＞2 h是超重与肥胖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13（95%CI：1.02, 1.26）、1.18（95%CI：1.03, 1.35），女生每天静态行为时间＞135 min的学生超重与肥胖率较高，OR值为1.19（95%CI：1.08, 1.33）。男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1 h、女生每天静态行为时间＞135 min对超重与肥胖的OR值在各省之间的异质性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小学生体育锻炼、静态行为时间和超重与肥胖有关，其关联存在性别差异，没有发现各省之间的异质性，未来应该针对不同性别的特点开展肥胖防控工作。

目的：既往对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合治疗预防脑卒中再发效果是否优于阿司匹林单独用药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利用北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数据库的资料，在大样本人群数据的基础上比较联合用药和单独用药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再入院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设计方法，从北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数据库中提取主诊断为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患者的首条入院记录作为本研究的基线，根据患者的基线用药情况分为阿司匹林单独用药组、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联合用药组。随访患者用药后是否因为主要结局事件再次入院，主要结局事件包括：（1）缺血性脑卒中复发；（2）脑梗死的出血性转化；（3）心肌梗死；（4）消化道出血。采用Kaplan-Meier方法比较两组之间的生存情况，并用Log-Rank检验生存曲线的差异。为控制混杂因素对基线的影响，对患者的基线数据采用倾向评分进行1∶1配对，并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HR)。结果： 从2010年1月至2013年9月纳入研究的患者共计27 695人，其中联合用药组4 047人,单独用药组23 648人。由于患者的基线特征不均衡可比，所以用倾向评分进行1 ∶1配比，配比后两组各有4 046人。调整了一般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民族及伴随疾病情况和合并用药情况后，两组的生存曲线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6），组间的主要结局事件的HR值为0.91（0.82～1.01，P=0.07），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协变量中性别HR=1.36（1.20～1.55，P＜0.05），伴随糖尿病HR=1.36（1.20～1.54，P＜0.05）、血脂异常HR=1.13（1.00～1.27，P=0.05）、心脏病HR=1.39（1.22～1.58，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合并使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HR=1.05（0.95～1.17，P＞0.05）不增加再入院风险。结论： 联合使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预防患者再次入院的效果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的效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有合并症的患者首次发病后在防治复发的同时应积极治疗合并症。

目的：在45~59岁中国女性人群中，探索绝经与心血管疾病及相关代谢紊乱的关联关系。方法： 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3年第1次随访调查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横断面调查样本中4 702名45~59岁围绝经期女性选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未绝经女性1 769人，已绝经女性2 933人。主要研究变量来自于健康状况和功能问卷以及体格测量结果，采用广义线性模型计算并比较未绝经和已绝经两组人群心血管危险因素经过年龄等因素调整后的均值；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调整年龄等混杂因素，计算绝经与心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之间的OR值及95%可信区间。结果： 调整年龄和其他混杂因素后，发现绝经与心血管疾病有正向关联（OR=1.34，95%CI：1.04~1.74）；绝经与高血压（OR=1.42，95%CI：1.10~1.84）、绝经与同时具有2种及以上心血管危险因素（OR=1.31，95%CI：1.02~1.68）的关联也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已绝经女性人群的腰围平均水平（87.11 cm，95%CI： 86.81~87.42 cm）高于未绝经人群（86.41 cm，95%CI： 85.99~86.84 cm）；研究未发现绝经与糖尿病及血糖升高、血脂异常、肥胖的统计学关联。结论： 中国女性绝经后更可能具备一种或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从而具备更高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绝经可能在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进一步加剧中老年女性人群的心血管相关疾病负担。

 目的：使用网状meta分析系统评价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GLP-1 RAs）类降糖药对两种常见的呼吸系统不良事件（respiratory system adverse event，RSAE，包括鼻咽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影响。方法：系统检索Medline、Embase、Clinical trials和Cochrane数据库中（截止2015年5月）比较GLP-1 RAs与传统降糖药或安慰剂对鼻咽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发生风险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采用网状meta分析方法对纳入的研究结果进行加权合并。结果： 共纳入50个研究，包括13种干预措施：7种GLP-1 RAs类药（艾塞那肽、艾塞那肽缓释剂、利拉鲁肽、利西拉来、他司鲁肽、阿必鲁肽、杜拉鲁肽）、5种传统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磺脲类、西格列汀、噻唑烷二酮类）和安慰剂。网状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胰岛素相比，他司鲁肽显著降低了鼻咽炎（OR=0.67，95%CI：0.46~0.96）和上呼吸道感染（OR=0.39，95%CI：0.23~0.73）的发生风险；与安慰剂相比，他司鲁肽显著降低了上呼吸道感染（OR=0.57，95%CI：0.34~0.99）的发生风险。此外，基于贝叶斯理论的网状meta分析显示，鼻咽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发生风险排最末位的均为他司鲁肽。结论： 他司鲁肽显著降低了鼻咽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生风险，但仍有待专门针对RSAE设计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

 目的：探讨大气污染对中老年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为我国环保政策和卫生服务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取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中17个省62个市的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脑卒中患者的自评健康、门诊需求和住院需求的调查数据，并收集2011年和2013年各省市的大气可吸入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10，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的年均浓度，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评价大气污染物对自评健康及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结果： NO2和SO2浓度对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脑卒中患者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存在拐点，具体表现为：随着NO2浓度的升高，其对高血压患者住院需求的影响趋势起初为正向，当浓度到达35.1 μg/m3时转为负向；随着SO2浓度的升高，其对心脏病和脑卒中患者自评健康的影响趋势起初为负向，当浓度到达63.8 μg/m3时，趋势转为正向。此外，本研究未观察到大气PM10与卫生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结论： 大气污染可能会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卫生服务需求产生影响，不同种类和不同浓度下的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可能不同。

目的：了解中国30~79岁成人抑郁障碍与冠心病及脑卒中之间的关联。方法：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于2004年至2008年在全国10个项目地区开展基线调查，收集了512 891名调查对象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行为生活方式、常见慢性疾病史及其家族史，以及通过WHO简版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short form，CIDI-SF）诊断12个月内抑郁发作（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MDE）情况。体格检查获得的身高和体重用来计算调查对象的体质指数，采用χ2检验和t检验比较不同MDE状态之间的基本特征，通过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不同抑郁状态与冠心病、脑卒中之间的比值比（OR）及其95%可信区间（95% CI）。结果： 共有3 281人（0.6%）在12个月内抑郁发作，15 472人（3.0%）自报患有冠心病，8 884人（1.7%）自报患有脑卒中。抑郁障碍与冠心病和脑卒中患病风险升高有关，年龄和性别调整后的OR值及其95%CI分别为1.80（1.53~2.12）和2.53（2.09~3.05），进一步调整其他潜在混杂因素后，抑郁障碍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OR值分别为1.83（1.54~2.18）和2.19（1.79~2.69），此外，性别和抑郁障碍与脑卒中患病风险的关联存在交互作用（P=0.013），在两者联合分析中发现，男性MDE患者的脑卒中患病风险最高（OR=5.02，95% CI=3.70~6.82）。结论： 中国成人抑郁障碍与冠心病和脑卒中患病风险升高可能有关，但需要在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证实。

目的：研究单纯性高血压的直接医疗费用和门诊费用对住院费用的替代影响，并据此对卫生政策制定者和高血压患者提出关于管理高血压的建议。方法： 使用中国北方某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的高血压患者2008年至2013年的报销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高血压患者的门诊费用以及根据就诊情况分成3组（单纯性高血压、高血压并发症、其他疾病）后单纯性高血压的直接医疗费用，进一步用t检验比较组间差异。运用固定效应两部模型分析门诊费用对住院费用的替代效应，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估算门诊次数和门诊报销费用对住院费用的具体替代影响。结果： 高血压患者2008年门诊次均费用为283.49元，2013年上升至370.93元；分成3组后，单纯性高血压患者2008年门诊次均费用为449.79元，2013年上升至582.53元；门诊总费用中，单纯性高血压的比例占45.73%；住院总费用中，单纯性高血压的比例占9.29%。通过固定效应两部模型计算边际效应，门诊次数的增加或者门诊报销费用的增加都能显著引起住院费用的减少，如2013年门诊次数增加1%，则门诊总费用增加647.89万元，住院费用减少3 986.51万元。门诊-住院费用替代比在2010年及以后稳定在5左右。结论： 卫生决策者和高血压患者应该重视门诊服务对住院服务的替代作用，尤其是针对单纯性高血压的患者，其主要直接医疗费用在门诊而不是住院。

目的：探究中国不同城镇化水平与慢性病的关系，为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卫生政策的设计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获得健康相关数据，利用多阶段抽样方法，调查覆盖150个区县，样本有全国代表性；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information system, GIS）方法计算出各个地区面积，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各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作为城镇化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城镇化水平对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超重、肥胖的影响。结果： 上海市、深圳市城镇化水平最高，人口密度超过3 000人/平方公里。整体而言，中国西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东南地区，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内陆地区。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糖尿病患病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饮酒率、超重率和肥胖率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呈上升趋势，之后经历下降过程，拐点数值分别依次是737、1 186、1 353人/平方公里;而人群吸烟率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拐点为1 029人/平方公里。结论： 不同城镇化水平对慢性病患病率、健康相关行为及超重、肥胖的影响不同。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可能对健康产生负向影响，而较高水平时可能由于卫生服务可及性、环境改善等原因又会提高居民的健康状况。决策者在城镇化水平的不同时期要侧重关注居民的不同健康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影响、卫生资源配置、卫生服务可及性等,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城镇化对慢性病的负面影响，以应对慢性病带来的威胁。

目的：分析北京市通州区居民的身体活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有针对性地实施身体活动干预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方法： 以北京市通州区18岁及以上居民为调查对象，共纳入研究7 319人。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该问卷基于健康信念模式设计，信效度良好。以6和10千步当量为是否达到身体活动量的判断标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居民日均身体活动总量的中位数为9.1千步当量，四分位数间距为（3.8, 20.4），平均每日身体活动总量达到6和10千步当量的比例分别为63.7%和47.7%；工作或家务类、交通类以及休闲类身体活动量的中位数分别为4.0、1.0和 0.0千步当量；占身体活动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1.7%、18.3%和20.1%；8.6%（626/7 318）的居民不进行任何形式的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共产生5个因子，累积贡献率为63.7%；身体活动量在文化程度、年龄、性别、自我效能、提示因素、主观和客观障碍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高年龄组、低文化程度的人群身体活动量多；自我效能感越高，提示因素,主观和客观障碍越少，身体活动量越多。结论： 居民整体的身体活动水平尚可，主要以工作或家务类活动为主。男性、18~29岁和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是重点干预人群，今后需根据不同人群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重点是提高居民的自我效能感，降低身体活动主观和客观障碍，并倡导居民积极参加休闲锻炼，以提高居民整体的健康水平。

目的：分析2012年至2014年北京口岸全部入境体检人员梅毒特异性抗体的检测结果，为梅毒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从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信息系统中获得全部入境体检人员人口学资料与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录入至Excel 2016，建立入境体检人员数据库，利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2012年至2014年北京口岸入境体检人员共计106 302人次，按照研究标准有71 308名人员纳入分析，有277人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阳性率为0.39%(95%CI：0.34%~0.43%)。40~49岁人员阳性率（0.81%）最高，男性阳性率（0.50%）高于女性（0.23%），国籍为非洲的入境人员阳性率（1.27%）高于其他5个地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40~49岁人员梅毒感染危险是＜20岁人员的10.38倍（95%CI：5.59~19.28）；男性人员感染危险是女性的1.85倍（95%CI：1.40~2.44）；国籍为非洲、南美洲、亚洲的入境人员感染危险分别是北美洲入境人员的4.89倍（95%CI：2.97~8.06）、4.82倍（95%CI：2.39~9.74）和1.72倍（95%CI：1.15~2.59），男性和女性阳性率均随年龄增加呈现明显升高趋势（趋势卡方检验，P＜0.05）。除亚洲外，5个地区人员阳性率均随年份略有上升，但趋势不明显（趋势卡方检验，P＞0.05）。在6 246名多次检测的入境人员中检出27名梅毒抗体阳性者，其中9人为研究期间内发生阳转者，累积阳转率为0.14%（9/6 228）,平均阳转时间为（6.3±3.0）个月，不同性别、国籍人员阳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确切概率法，P＞0.05）。结论： 梅毒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应加强北京口岸入境人员梅毒抗体检测和健康宣教工作，以降低疾病输入和传播的风险，保护易感人群以及促进健康。

目的：观察并比较20(R)-人参皂苷Rg3［20(R)-ginsenoside Rg3，Rg3］和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聚乳酸羟基乙酸（poly lactic-co-glycolic acid，PLGA）-Rg3纳米微粒（Rg3-N）对Lewis肺癌荷瘤小鼠的影响，探讨它们体内抗肿瘤作用的机制。方法： 建立小鼠Lewis肺癌动物模型，60只小鼠随机分为人参皂苷Rg3纳米微粒组（Rg3-N）、PEG-PLGA纳米载体组（PEG）、20(R)-人参皂苷Rg3单体组（Rg3）、生理盐水组（NS）和空白对照组（C），每组12只，灌胃给药共14 d。每隔2 d测量小鼠的体重并绘制小鼠体重变化曲线，观察各组小鼠毛色、活动和精神状态等一般情况。实验结束当天处死小鼠，计算抑瘤率和肿瘤质量与体重比值；免疫组织化学法CD31抗体标记来计算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以评价Rg3和Rg3纳米缓释微粒的体内抗血管生成作用，并通过实时定量PCR、免疫组织化学和Western blot法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MMP-9）、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Ki-67等血管新生和细胞增殖相关因子水平，以探讨其体内抗肿瘤作用的分子机制。结果： NS组和PEG组小鼠的体重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而其余3组小鼠的体重则呈现逐渐上升并保持稳定的趋势。相对于NS组，Rg3组和Rg3-N组小鼠的毛色更亮，精神状态更好，更加活跃，一般状况较好。PEG组、Rg3组和Rg3-N组的肿瘤质量与NS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Rg3组和Rg3-N组的肿瘤质量与体重比值和微血管密度明显下降，与NS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Rg3组和Rg3N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NS组相比，Rg3组和Rg3-N组的VEGF mRNA、MMP-9、HIF-1α、VEGF的蛋白表达显著下降，且Rg3-N组上述各指标相对于Rg3组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PEG组、Rg3组和Rg3-N组Ki-67的表达均未见明显差异。结论： 人参皂苷Rg3和PEG-PLGA-Rg3纳米微粒能抑制Lewis肺癌小鼠VEGF、MMP-9和HIF-1α的表达，从而间接地发挥它们的抗肿瘤作用，并改善小鼠的一般状况；此外，PEG-PLGA纳米微粒包埋可以增强Rg3的体内抗肿瘤作用。

目的：阐明BRAF基因突变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区淋巴结转移中的作用。方法：采集整理2012年至2014年间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头颈外科行手术治疗的275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对其肿瘤组织进行BRAF基因检测并通过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中央区（Ⅵ区）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结果：275例患者中，女性224例（81.5%），男性51例（18.5%）。有57.8%（159/275）的患者发生中央区淋巴结转移，BRAF的突变率为53.8%（148/275），其中，超声下有无钙化（ORadjusted=1.47，95%CI：1.10~1.98，P=0.01)、肿瘤的长径（ORadjusted=1.48，95%CI：1.04~2.30，P=0.048）及患者的年龄（ORadjusted=1.48，95%CI：1.04~2.30，P=0.048）与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分层分析后，BRAF突变在超声下边界尚清组（ORadjusted=3.19，95%CI：1.18~9.43，P=0.023）和超声下无钙化组（ORadjusted=4.84，95%CI：1.68~13.84，P=0.003）均与淋巴结转移正相关。结论: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具有一定比例的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率，BRAF突变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特征性分子事件，钙化、低年龄组及肿瘤长径较长的患者更易发生中央区淋巴结转移。尽管超声下边界尚清或无钙化，但一旦合并BRAF突变则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SCT，auto-HSCT）患者早期免疫重建的异同。方法：收集2011年12月至2014年8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进行HSCT的恶性血液病患者31例，其中15例allo-HSCT，16例auto-HSCT；留取20名健康人外周血标本作为健康对照。采用四色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患者移植后1年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并通过检测T细胞受体重排删除环（T cell receptor rearrangement excision circle，TREC）水平判断初始 T细胞功能。结果：移植后12个月内allo-HSCT组和auto-HSCT组患者CD4+T细胞、CD8初始T细胞、效应记忆性T细胞、CD4中枢记忆性T细胞、中期活化性T细胞以及DC重建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8+T细胞和NK细胞迅速恢复正常水平。移植后前3个月内B细胞重建在两组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但从第6个月起autoHSCT组显著快于allo-HSCT组患者（P<0.05）；移植后第6个月起allo-HSCT组晚期活化性T细胞表达显著高于auto-HSCT组（P<0.05），而auto-HSCT组CD4初始T细胞和CD8中枢记忆性T细胞的表达高于allo-HSCT组（P<0.05）。移植后12个月内allo-HSCT和auto-HSCT组患者外周血CD3+T细胞中TREC水平显著低于年龄相近的健康对照组（P<0.05），allo-HSCT组患者外周血CD3+T细胞中的TREC水平稍高于autoHSCT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llo-HSCT和auto-HSCT患者早期免疫重建的速度和特点很相似，移植患者免疫重建主要不是由异源性移植物所决定，可能与胸腺功能受损后T细胞分化缓慢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肺癌初治患者心理痛苦相关因素，为肺癌患者心理康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对2013年6月至2015年3月期间住院治疗的肺癌初治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3部分：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心理痛苦管理筛查工具（distress management screening measure，DMSM）,了解肺癌初治患者的心理痛苦现状，分析影响心理痛苦评分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调查了390位肺癌初治患者，其中男性291例（74.6%）、女性99例（25.4%）。焦虑阳性症状（HADS焦虑评分≥9分）患者占26.7%（104/390），抑郁阳性症状（HADS抑郁评分≥9分）患者占27.7%（108/390），心理痛苦的阳性率（痛苦温度计评分≥4分）为30%（117/390），DMSM中的问题列表里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担忧、疾病治疗、呼吸、疼痛和睡眠。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患者的心理痛苦评分与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焦虑抑郁总体评分均呈正相关（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性别（β=-0.209，P=0.003）、年龄（β=-0.098，P=0.042）、是否合并慢性病（β=0.378，P<0.001）、疼痛评分（β=0.100，P=0.029）对心理痛苦评分有影响；吸烟（β=0.111，P=0.041）对患者的焦虑情绪有影响。结论： 肺癌初治患者的性别、年龄、是否合并慢性病、疼痛评分是心理痛苦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而吸烟是患者焦虑情绪的预测因素。积极控制疼痛和慢性病的临床进展，解决睡眠和呼吸相关问题，帮助患者有计划、循序渐进的戒烟，都将有利于缓解患者的心理痛苦。

目的：评价血脂快速分析仪CardioChek PA（CCPA）快速检测血脂的可靠性。方法： 连续收集325例（23~86岁）阜外医院血脂中心入院患者的空腹血样，血清管采集第1份静脉血样并用Beckman分析仪检测血脂各成分，肝素锂管采集第2份静脉血样并使用CCPA分析仪检测，对二者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和Bland-Altman法评价两种检测方法获得的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的相关性。结果： CCPA检测结果与实验室检查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其TC、HDL-C、TG和LDL-C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5、0.813、0.910、0.864，对回归方程中的变量有无回归关系进行方差分析，P均＜0.001。两种检测方法检测TC、HDL-C、TG和LDL-C的临床一致百分比分别为97.0%、92.9%、92.4%和83.7%，两种检测方法血脂异常的检出率在TC、HDL-C和TG中没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在严格控制血样采集质量的基础上，CCPA快速血脂检测系统与实验室常规检测法具有良好相关性，是一种可靠的床旁临床血脂筛查工具。

目的：评价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DEX）复合丙泊酚全麻对骨科腰椎手术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方法：选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014年1月至5月择期全麻下行腰椎管减压、椎弓根钉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患者60例，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Ⅰ～Ⅱ级，年龄18～65岁，按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DEX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患者均以咪达唑仑0.03 mg/kg、丙泊酚1～2 mg/kg、舒芬太尼效应室靶控浓度0.5 μg/L和顺式阿曲库铵0.2 mg/kg诱导插管，术中以吸入50%（体积分数）笑气、靶控输注丙泊酚和舒芬太尼维持麻醉。DEX组麻醉诱导前静脉泵入DEX 0.5 μg/kg（10 min），术中以0.2 μg/(kg·h)持续输注；对照组静脉泵入等量生理盐水。两组术后均采用0.5 g/L吗啡静脉自控镇痛，记录两组患者麻醉诱导、术后拔管及恢复时的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心率（heart rate,HR）， 术毕停药后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术后1 h在麻醉后恢复室（post-anesthesia care unit，PACU）的Ramsay评分和苏醒期躁动RSAS评分，术后48 h内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自控镇痛吗啡用量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PACU停留期间的Ramsay评分及苏醒期躁动RSA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DEX组术后48 h内各时点的VA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2 h和6 h的吗啡累计用量小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比较，DEX组于DEX负荷量输注结束时HR显著减慢，MAP明显降低（P<0.05），于诱导插管、术后拔管各时点及PACU 10 min时HR显著减慢（P<0.05），于术后拔管各时点和PACU期间MAP显著降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DEX组于DEX输注结束时HR和MAP均显著降低。DEX组于术中诱导插管开始至拔管后各时点及PACU停留10 min时的HR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在拔管后各时点及PACU期间，DEX组的MAP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DEX复合丙泊酚全麻用于骨科腰椎手术时，可改善术后镇痛效果，节俭术后早期吗啡用量，并减少术后恶心和呕吐发生率。

目的：为达到稳定的骨折固定，牢固的骨性愈合，满足患者术后即刻开始功能康复的要求，使用纵向钢丝捆绑结合克氏针张力带的方法治疗未累及关节面的髌骨下极粉碎骨折，观察其并发症并评价疗效。方法： 回顾性研究了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使用纵向钢丝捆绑结合克氏针张力带治疗的15例髌骨下极粉碎骨折，其中男11例，女4例，平均年龄(54.5±6.9)岁，平均伤后(4.5±1.4) d行手术治疗。对患者的一般情况、受伤机制、局部软组织情况、骨折的类型等进行记录和分析，患者行术前CT检查以判断和测量下极骨折块的形态和大小，术后对患者进行连续随访，定期拍摄X线片，观察并记录骨折愈合情况及相关并发症并在最终随访时进行功能评分。结果： 随访时间为（13.1±2.1）个月，所有患者均恢复顺利，未出现感染、骨折不愈合、内固定物失效等并发症。患者膝关节平均活动范围为126.7°±6.9°，与对侧肢体相比，屈曲活动范围平均减少10.3°±8.8°。根据Bstman评分系统评判，优良率达100%，平均（28.9±1.1）分。结论： 对于未累及关节面的髌骨下极粉碎骨折，可首先通过纵向钢缆捆绑复位并且维持复位，同时结合克氏针张力带固定可提供非常可靠的骨性固定，操作简单、安全，能够满足术后即刻开始功能康复的要求，膝关节功能可得到很好的恢复，疗效满意。

目的：比较根尖X线片和锥形束CT（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ghy，CBCT）两种影像学手段在判断根管治疗后根尖病变的有无及揭示病变变化方面的差异。方法：收集术前诊断为慢性根尖周炎，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接受根管治疗及复查患者的病案资料（包括根尖X线片和CBCT影像学资料）233例，由经过一致性检验的两名评价者，对复查时治疗后根尖病变有无做出诊断，并判断根尖病变的变化（病变消失、缩小、不变、增大）。经McNemar检验及Fisher确切概率检验分别比较根尖X线片及CBCT在判断病变有无、揭示病变变化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在233份复查资料中，CBCT发现治疗后根尖病变178例，相较于根尖X线片发现的146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25%（57/233）的病例中，根尖X线片和CBCT揭示根尖病变变化趋势不同，统计学分析表明根尖X线片和CBCT这两种影像学手段在判断病变变化方面存在差异（P<0.01）。结论：根尖X线片和锥形束CT在判断治疗后根尖病变的有无、揭示根尖病变变化方面存在差异。

目的：探讨锥形束CT(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融合三维面像用于研究牙颌面畸形患者正颌术后软硬组织变化的可行性，并应用此方法初步测量各软硬组织标志点手术前后的位置变化。 方法： 选取10例牙颌面畸形患者，分别于术前（T0）和术后3个月（T1）拍摄大视野CBCT和三维面像。利用MIMICS和Geomagic Studio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分析，将CBCT进行阈值分割并与三维面像融合，生成新的三维立体模型，探讨该方法可行性。使用3D 色谱分析（3D color map）和测量平均距离对CBCT与三维面像配准过程的误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CBCT骨组织配准，将新生成的手术前后三维模型置于同一空间坐标系，测量各标志点［鼻尖点( pronasale, Prn )、鼻下点（subnasale, Sn）、上唇突点（labrale superior, Ls）、前鼻棘点（anterior nasal spine, ANS）、上齿槽座点（subspinale, A）、上中切牙点（upper incisor edge, UIE）］手术前后位置变化。结果： CBCT融合三维面像用于研究正颌术后软硬组织变化具有可行性，配准误差在0.3 mm以内，通过3D 色谱分析直观看到，面部区域配准良好。正颌术后唇部各标志点（Ls、ANS、A、UIE）位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鼻部标志点（Prn、Sn）位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结论：CBCT融合三维面像作为一种新方法可以用于临床研究正颌术后软硬组织变化，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和可重复性。正颌术后唇部软硬组织标志点位置明显变化，而鼻部标志点位置受正颌手术影响较小。

目的：评价腭侧入路改良Le Fort Ⅰ型截骨术矫正唇腭裂继发上颌骨发育不足畸形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行腭侧入路改良Le Fort Ⅰ型截骨术矫正唇腭裂继发上颌骨发育不足畸形的11例患者（男性7例，女性4例），平均年龄21岁（17~28岁），其中9例患者同期行双侧下颌升支矢状劈开截骨术(bilateral sagittal split ramus osteotomy,BSSRO)和颏成形术以获得良好的容貌。分别于术前、术后即刻、术后6个月时拍摄头颅定位侧位X线片，测量上齿槽座点（A）水平移动量、蝶鞍中心点-鼻根点-上牙槽座点角(angle of sella-nasion-subsipmale, SNA)和蝶鞍中心点-鼻根点-下牙槽座点角(angle of sellanasionsupramental, SNB)的度数以评价畸形矫正效果。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颌骨畸形矫正效果满意,咬合关系良好。术后即刻上颌骨A点水平前徙量平均为（6.6±1.1）mm，术后6个月时平均为（6.0±1.2）mm。SNA术前平均为75.9°±2.8°,术后即刻时平均为81.6°±8.6°，术后6个月时平均为81.0°±2.6°； SNB术前平均为82.6°±3.7°,术后即刻时平均为78.0°±2.4°，术后6个月时平均为78.5°±2.4°。结论： 腭侧入路改良Le Fort Ⅰ型截骨术可成功矫正唇腭裂术后继发上颌骨发育不足畸形，并获得良好的咬合功能；该术式术中解除了腭侧瘢痕组织的牵拉，能使上颌骨前移更充分，可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目的：利用Johnston分析法评价Tweed-Merrifield技术矫治双颌严重前突成人患者牙性及骨性变化对治疗结果的影响。方法：应用回顾性自身对照方法，对12 例采用Tweed-Merrifield拔牙技术矫治的双颌前突成人患者采用Johnston分析法和华正测量软件对常规测量项目进行矫治前后的X线头影测量对比分析。结果：矢状方向上，上颌骨相对颅底后移1.30 mm，下颌骨相对颅底前移2.12 mm，上下颌骨相对位置变化了3.42 mm；上下切牙均明显后移并直立，上下磨牙略前移，矫治后磨牙关系及前牙覆盖分别改变了3.44 mm和4.23 mm。ANB、U1NA、U1/NA、U1/SN、L1NB、L1/NB、L1/MP值治疗后分别改变 －(1.98±1.55)°（P=0.012）、－(5.08±4.6) mm（P=0.002）、－(11.79±1.21)°（P=0.004）、－(13.55±6.32)°（P=0.047）、－(3.17±3.07) mm（P=0.010）、 －(6.84±2.55)°（P=0.038）、－(4.13±2.24)°（P=0.0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TweedMerrifield技术通过定向力系统的施行，可以稳定支抗磨牙，内收前牙，显著改善双颌前突患者的软硬组织侧貌，且实现了较好的垂直向控制，适用于需要强支抗的双颌前突患者的拔牙矫治。

目前，股骨近端骨肿瘤切除后大段骨缺损的修复已成为关注热点，同种异体骨复合人工关节（allograftprosthesis composite, APC）和人工肿瘤假体置换是重建股骨近端大段缺损最常用的两种方法［1-6］。相较于人工肿瘤假体，APC有利于骨量保留；注重生物重建，术后功能好；异体骨与宿主骨愈合后增加人工关节固定臂；使用寿命更长，且能够有效避免关节脱位,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包括术后感染、骨折、骨不愈合、骨吸收、疾病传播和手术难度大等［4-10］。APC根据固定方式分为骨水泥型、非骨水泥型、混合型（即假体异体骨骨水泥固定，假体宿主骨非骨水泥固定），目前，非骨水泥型和混合型APC较为流行，但骨水泥型APC因其初始固定佳、患者功能恢复快、手术操作相对简单等因素，仍有可借鉴之处。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旨在探讨骨水泥型APC围手术期管理的注意事项，总结骨水泥型APC术后并发症防治经验。

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代谢性骨病，据统计，20%的绝经后女性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1］。椎体压缩骨折是骨质疏松最常见的合并症之一，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椎体压缩骨折好发于脊柱胸腰段，临床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腰背部疼痛，诊断主要依靠脊柱正侧位X线，观察骨折后椎体楔形变现象［2］。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椎体X线视觉半定量测量方法主要有Genant法和基于算法的定量测量法（algorithmbased approach for the qualitative，ABQ）［3］，根据椎体压缩的程度，将椎体骨折分为轻度骨折（Ⅰ度， 20%~25%）、中度骨折（Ⅱ度， 25%~40%）和重度骨折（Ⅲ度， ≥40%）。临床实践中，老年人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可以继发于轻微外伤，甚至没有明确外伤史，绝大多数患者属于轻度骨折（楔形变程度<25%）［4］。同时，我们发现骨质疏松的患者脊柱胸腰段椎体会出现缓慢的自发性楔形改变，在磁共振成像上并没有骨折水肿的异常信号，因此，在采用脊柱X线片作为脊柱椎体骨折的初筛手段时，这种椎体自发的楔形变很容易与轻度的椎体压缩骨折混淆，造成误诊误治［5］。
本研究通过测量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椎体的楔形变程度，分析椎体楔形变与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协助临床椎体骨折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