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和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为代表的国际集中采购机制对疫苗价格的影响。方法: 基于2013—2024年188个国家的14 497条疫苗采购交易记录，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与事件研究法识别价格效应及动态趋势，并进行多维异质性分析。结果: (1) 基准模型表明，相比单一国家的自主采购，通过UNICEF进行集中采购的疫苗价格平均显著降低27.6%(β=-0.323, P < 0.01)；PAHO机制同样显示出约30.9%的初步降价潜力(β=-0.370, P=0.052)。(2)事件研究法严格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事前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F=0.27, P=0.845)，动态追踪显示，在由自主采购转换为集中采购的当年，即可实现约30.0%的价格降幅(β=-0.356, P < 0.01)，且该降价效应在后续年份中保持持续稳定。(3)异质性检验揭示，集中采购具有显著的“扶弱”效应，即小规模买家获得的降价幅度(38.5%, β=-0.487, P < 0.01)显著高于大规模买家(22.5%, β=-0.255, P < 0.01)；非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GAVI)援助国家的边际降价系数(β=-0.418, P < 0.01)远大于GAVI受援国(β=-0.118, P < 0.05)；高收入国家组的降幅最大(β=-0.475, P < 0.01)。(4)供给侧调节效应分析表明，UNICEF的集体议价能力具备跨市场结构的鲁棒性(robustness)，未因市场集中度的上升而发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衰减(交互项β=0.095, P>0.10)。结论: 制度化集中采购能够显著降低疫苗价格；对处于免疫规划融资转型期及面临高自主采购基准价的国家，加入高效的国际集中采购平台是替代外部资金援助、维持疫苗长期可负担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目的: 评估中国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疫苗双边国际合作中的优先国家及对应的合作方式，为优化中国的HPV疫苗合作策略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 借助已建立完成的中国国际疫苗合作优先国家筛选指标体系，使用加权评分法对处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第三、第四援助阶段29个国家的HPV疫苗合作优先程度进行评分和排序。基于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运用层次聚类和K均值聚类结合的层次-K均值混合聚类法进行分析。结果: 评分排序中，排名前10的国家大多为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排名较靠后。29个国家在HPV疫苗合作中可分为3个类别：技术转移优先型、基础援助型、高壁垒潜力型。技术转移优先型国家有3个，为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乌兹别克斯坦，该类别在经济、科技和政治因素上得分较高，有良好的支付能力和疫苗进口规模，具有一定的疫苗研发、生产能力，政治稳定性较强，推荐优先开展合作；基础援助型国家有25个，各因素得分接近平均水平，多为人口较少或低收入国家，适合通过援助和优惠采购开展合作；高壁垒潜力型国家有1个，为印度，其在社会因素和科技因素上得分较高，但法律及规章因素得分极低，提示HPV疫苗需求量大，具有成规模的疫苗产业基础，疫苗产品注册壁垒高，开展合作难度大。建议与印度尼西亚开展优惠价格成品出口、疫苗临床试验方面的合作，同时探索授权生产、技术转移的合作；与越南开展疫苗临床试验的合作；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授权生产、技术转移方面的合作。结论: 中国开展HPV疫苗双边国际合作的优先国家为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类技术转移优先型国家，应以涵盖成品出口、临床试验、授权生产与技术转移的方式与其开展合作。

目的: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描述中国成年人通常就医点结构变化和主观认知变化，并分析主观认知和收入变化与就医点选择转移的关联。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纵向观察研究，使用CFPS 2012、2014、2016、2018、2020、2022年六轮调查的成年人数据。先描述3类通常就医点(基层、医院、诊所)构成的时间趋势，以及居民对医疗机构主观认知与居民相对收入变化的时间趋势；再构建相邻两轮调查人-期样本，在“基线为基层”和“基线为非基层”两组中分别分析基层流出与流入。核心解释变量为上一轮调查满意度、医疗水平评价及相对收入变化情况；其中收入变化变量根据同一轮调查的同一省份样本内相对收入组的变化构造。描述分析采用横截面权重；主回归为未加权二分类Logistic模型，并按个体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报告优势比(odds ratio, OR)、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和P值。结果: 六轮调查数据合并后共纳入135 986条记录、34 010名个体。2012—2022年通常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居民占比由43.49%降至30.34%，医院占比由34.06%升至46.81%；其中基层占比在2012—2018年下降更快(43.49%降至33.72%)，2018年后继续下降但降幅趋缓(33.72%降至30.34%)。在相邻两轮调查中，基层流出比例由35.47%升至45.22%，基层流入比例由30.09%降至19.60%，基层就医流出增加和流入减少并行。2012—2022年，居民对基层、医院、诊所三类机构主观认知持续提升，但基层与医院的相对差距在医疗水平方面有所扩大，基层相对诊所的主观认知从微弱领先转为明显落后。相对收入不变的居民占比由50.64%升至60.33%。多因素回归显示，对基层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每提高1分，基层流出的优势比下降7.5%(OR=0.925，P < 0.001)；对非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水平的评价每提高1分，基层流入的优势比下降5.3%(OR=0.947，P < 0.001)。与相对收入组不变者相比，相对收入组上移者，特别是从低收入组升至高收入组者，表现为更高的基层流出优势比和更低的基层流入优势比(流出OR=1.166；流入OR=0.840)；相对收入组下移者，特别是从高收入组降至低收入组者，则表现为更低的基层流出优势比和更高的基层流入优势比(流出OR=0.785；流入OR=1.371)。结论: 我国基层就医利用持续下降，且基层流出增加和基层流入减少同时存在。居民主观认知在基层流出与流入中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与满意度相关，后者更多与医疗水平判断相关。相对收入组上移人群对基层的利用倾向相对较弱。分级诊疗政策应同步关注“导入基层”和“留在基层”，以连续照护体验稳定存量，以能力建设和制度安排吸引增量，并通过支付激励提升基层吸引力。

目的: 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缩小公立医院的薪酬差距，本研究从不同行政层级的公立医院出发，探究绩效薪酬形成机制的差异。方法: 2024年6—11月，采用目的性抽样，对某直辖市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三个行政层级的14家公立医院进行43场深入访谈，采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结果: 通过三级编码，共提炼出7个核心范畴(外部约束、战略定位、市场能力、业务结构、激励制度、管理能力、人员特征)，共同作用于公立医院的绩效薪酬分配，但其在不同层级的医院之间呈现差异。行政层级较高的公立医院或免于工资总额约束，或在总额框架内仍保留较大的可分配空间，依托高位的战略定位，形成了强大的市场能力与高溢价业务结构，采用计量到个人的增量激励模式，激励范畴覆盖医教研全链条；较低层级的公立医院则面临议价能力不足、患者来源局限、补偿途径单一的三重约束，业务结构以低溢价项目为主，不得不采用岗位履职模式，激励范畴收窄至基础质量，面临激励脆弱与人才流失的困境。结论: 不同层级公立医院在绩效薪酬决定机制上呈现结构差异，改革政策在传导过程中遭遇层级化制度环境、市场能力与管理能力的分层过滤，使其在政策下的表现不同。

目的: 评估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空间可及性，并构建儿科资源优化模型，探索2025年与2030年儿科医疗资源的优化方案。方法: 基于北京市2020年儿童人口数据及2022年儿科执业(助理)医师、床位数据，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寻法测算儿科医疗资源空间可及性。在此基础上，结合2025年与2030年儿童人口预测结果，构建以最小化可及性差异为目标的优化模型，在新增资源总量固定的情况下求解床位分配方案，并与基于人口规模分配的传统方案进行比较。结果: 2022年北京市共配置儿科床位4 704张、儿科执业(助理)医师4 011名，儿科床位与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空间可及性平均值分别为1.17和0.97，床位可及性标准差为2.78，可及性呈现中心城区高、外围地区低的空间格局。2022年北京市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1.52人，已超过2025年及2030年国家目标，在总量层面不涉及新增。按照2025年目标优化儿科床位后，床位空间可及性平均值提升至1.68，标准差2.45，地区间差异程度明显下降；按照2030年目标优化后，可及性平均值进一步提升至2.31，标准差为2.56，可及性水平持续改善。优化模型显示，大兴区、通州区与门头沟区为新增床位重点配置地区；传统按人口规模分配则将新增资源主要投向大兴区、海淀区和通州区。两种方案在总体布局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优化模型可更有效地缓解地区间可及性的不均衡。结论: 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基于可及性差异最小化的优化方案在资源总量固定条件下，有助于改善空间可及性并缓解地区间差异，可作为传统按人口规模配置资源的有效补充，将可及性指标纳入资源配置过程，为儿科医疗资源精细化规划与动态调整提供量化依据。在医师总量已达标的背景下，应充分发挥医联体协同机制与多点执业政策，推动优质儿科医师资源向可及性不足地区流动与下沉，以实现空间配置的结构性优化。

目的: 利用前瞻性出生队列，通过高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系统探讨脐带血蛋白质表达谱与婴儿早期神经心理发育的关联，识别潜在的早期生物标志物，并探索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为在普通人群中早期识别神经发育风险、理解神经发育偏离的分子基础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研究基于北京大学通州出生队列，纳入96例在1岁和3岁时完成《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ages & stages questionnaires, third edition，ASQ-3)评估的儿童。根据ASQ-3筛查结果将其分为异常组(n=42)和对照组(n=54)。检测并分析出生时冻存的脐带血血浆样本，采用非靶向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进行无偏倚筛查。通过差异表达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OPLS-DA)及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WGCNA)等方法，识别差异表达蛋白质，并进行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GO)功能富集与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计算差异倍数(fold change，FC)。统计学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重检验校正采用Benjamini-Hochberg法计算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结果: 蛋白质组学分析共鉴定出8 214个共有蛋白质，与对照组比较，在异常组中385个为差异表达蛋白质(P < 0.05，|log₂FC|>0.585)，其中189个上调，196个下调。PCA和OPLS-DA分析显示两组样本存在系统性蛋白质表达差异。WGCNA分析鉴定出10个共表达模块，其中黄色模块与ASQ-3异常分组显著负相关(r=-0.233，P=0.024)，粉色模块与沟通维度评分显著正相关(r=0.342，P=0.003)。富集分析表明，差异表达蛋白质及关键模块主要富集于两大功能通路：(1)遗传信息处理通路，包括核糖体、剪接体及mRNA加工；(2)细胞骨架组织与Wnt信号通路，这些通路在神经发育障碍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结论: 脐带血中遗传信息处理及细胞骨架组织与Wnt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质的扰动，可能是婴儿早期神经发育筛查异常的重要分子特征；本研究为在普通人群中早期识别神经发育风险提供了潜在的外周血生物标志物组合，并为理解神经发育偏离的生物学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未来需在更大规模队列中验证这些发现，并通过功能实验阐明关键蛋白质的具体作用机制。

目的: 描述2018—2023年江苏省0~3岁常住儿童肠套叠的发病密度及其在不同年龄、性别和时间维度的分布特征，为该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0~3岁儿童肠套叠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江苏省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出生且常住于江苏省的0~3岁儿童，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算法，在信息平台中检索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 revision，ICD-10)编码“K56.1”及与“肠套叠”语义相关的关键词汇，识别疑似病例，定义研究期间首次发病者为新发病例。采用精确人时法计算随访人年，应用泊松(Poisson)分布估算总体及各亚组的发病密度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构建泊松回归模型，计算发病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IRR)，检验发病密度的月龄效应与季节性差异。结果: 构建了一个包含2 252 691名0~3岁儿童的出生队列，总随访5 316 389.55人年。研究期间共识别出2 650例0~3岁新发肠套叠病例，其中男童1 600例(60.4%)，女童1 050例(39.6%)。总体发病密度为49.8 (95%CI: 47.9~51.7)/10万人年，男童发病密度为57.8 (95%CI: 54.9~60.6)/10万人年，女童为41.2 (95%CI: 38.7~43.7)/10万人年，男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乡间发病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发病存在季节性，高峰集中在夏季和冬季。发病密度随月龄变化呈单峰模式，在8月龄达到顶峰(98.5/10万人年)，发病年龄的中位数为19.2个月[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 11.4~26.6个月]。结论: 基于江苏省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的大数据回顾性队列研究，明确了2018—2023年本地0~3岁儿童肠套叠的流行病学特征。男童、8月龄至3岁的婴幼儿是肠套叠的高危人群，夏季和冬季为高发季节，此结果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早期监测、预防和医疗资源调配策略提供了循证依据。

目的: 以直接与间接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MMR)为联合结局，识别2000—2021年全球国家层面联合轨迹类型，并比较不同轨迹类型在跨千年发展目标期间(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2000—2015年)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2015—2021年)阶段变化特征及其卫生系统与制度环境差异。方法: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Disease, GBD)研究数据库，纳入2000—2021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15~49岁育龄妇女的孕产妇死亡指标。选取2000、2005、2010、2015和2021年国家直接产科死因与间接产科死因死亡率作为联合结局变量，取对数后采用纵向K-means聚类(k =2~6)识别联合轨迹类型，并依据Calinski-Harabasz (CH)指数确定最优类别数。在聚类分型基础上，构建分段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截距)，以2015年为结点分别估计2000年基线截距及MDG、SDG两个阶段的变化斜率。进一步提取2021年至少4次产前检查覆盖率、满足现代化避孕的比例、剖宫产率、女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流行率、机构分娩率、专业助产人员覆盖率及流产合法性指数等指标，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不同轨迹类型国家在卫生服务覆盖、健康风险暴露与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结果: 纵向聚类结果显示，当k=3时CH指数达到峰值(CH=342.63)，最终将204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高负担组(n=66)、中等负担组(n=88)与低负担组(n=50)3类联合轨迹。2021年3组直接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334.6/10万活产(95%CI：282.5~386.7)、65.6/10万活产(95%CI：50.4~80.7)和5.4/10万活产(95%CI：3.7~7.0)；间接MMR分别为33.6/10万活产(95%CI：27.9~39.2)、18.2/10万活产(95%CI：13.5~22.9)和0.9/10万活产(95%CI：0.6~1.3)。分段混合效应模型显示，在MDG阶段(2000—2015年)，3组直接孕产妇死亡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斜率分别为-0.020、-0.016、-0.036，P均＜0.001)；进入SDG阶段(2015—2021年)后，直接孕产妇死亡率下降明显放缓并趋于停滞(斜率分别为-0.011、0.011、-0.006， P＞0.05)。间接孕产妇死亡率方面，MDG阶段高负担组与中等负担组呈小幅上升(斜率分别为0.029与0.015，P＜0.05)，低负担组变化不显著(P＞0.05)；SDG阶段中等负担组间接孕产妇死亡率出现显著加速上升(斜率为0.121，95%CI：0.092~0.151，P＜0.001)，而高负担组与低负担组总体平稳(P＞0.05)。卫生系统与制度环境指标比较显示，3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高负担组至少4次产前检查覆盖率、机构分娩率与专业助产覆盖率相对较低，现代避孕方法需求满足率较低且女性HIV流行率较高；中等负担组机构分娩率与专业助产覆盖率接近全覆盖，但剖宫产率处于较高水平；低负担组多项指标处于较优水平且流产合法性指数更高。结论: 2000—2021年全球国家层面直接与间接孕产妇死亡存在显著分化的联合轨迹。MDG阶段直接死因下降显著，但SDG阶段普遍放缓并出现停滞；与此同时，中等负担国家间接死因在SDG阶段显著上升，提示在总体孕产妇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能存在结构性风险累积。将直接与间接死因的联合轨迹纳入常规监测框架，有助于分阶段、分类型识别不同国家孕产妇死亡转型特征并确定干预重点。

目的: 系统评估母亲在孕前3个月及孕早期冷热暴露对子代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的影响，并识别潜在的暴露敏感窗口及影响因素。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纳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队列中20~49岁有完整妊娠结局追踪的女性。气象数据来源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第五代再分析数据集，根据研究对象居住地匹配孕期温度。为反映区域热适应性，冷热暴露采用相对阈值法定义：依据气候带对研究人群进行分层，计算每位个体在特定暴露时间窗内的平均温度；热暴露定义为该温度高于其所在气候带所有个体温度分布的第90百分位数；冷暴露则定义为低于第10百分位数。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孕前3个月及孕早期冷热暴露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的关联，校正母亲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教育水平、地理区域、受孕季节、相对湿度等混杂因素后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通过分层分析探讨年龄、体重指数、胎儿性别因素对冷热暴露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关联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6 322 635例20~49岁有完整妊娠结局追踪的女性，其子代共确诊先天性心脏病1 478例。分析显示，在孕前3个月，热暴露与子代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升高显著相关(HR=1.49，95%CI：1.23~1.80)；而孕早期热暴露与子代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无显著关联。孕前3个月及孕早期的冷暴露均未发现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存在显著关联(孕前3个月：HR=0.93，95%CI：0.77~1.14；孕早期：HR=0.95，95%CI：0.79~1.16)。分层分析显示，孕前3个月热暴露导致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在30岁及以上孕产妇(HR=2.18，95%CI：1.54~3.10)和男性胎儿(HR=1.73，95%CI：1.31~2.29)中更高；孕早期热暴露导致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在BMI≥24 kg/m²的孕产妇中显著升高(HR=1.86，95%CI：1.21~2.87)。结论: 孕前3个月热暴露可增加子代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该风险在30岁及以上孕产妇和男性胎儿中更高。此外，孕早期热暴露导致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在BMI≥24 kg/m²的孕产妇中显著升高。未发现冷暴露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存在显著关联。

目的: 描述2019年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和等效球镜度数情况，并对比分析其在2020年及2024年的变化情况，以获得相关基础数据并探究视屏时间变化对视力的潜在影响，为相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近视防控措施提供参考数据。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对象为2019年(基线时期)、2020年(视屏时间增加期)、2024年(视屏时间恢复期)视力筛查的全部小学生，年级、性别、视力与屈光检查数据均来自筛查数据库。应用FKR-710电脑验光仪在未散瞳状态下进行屈光检查，获得球镜度数和柱镜度数；应用K238-AZ液晶视力表检测裸眼远视力。等效球镜度数=球镜度数+1/2×柱镜度数；近视定义为任意一眼裸眼远视力＜5.0且该眼等效球镜度数≤-0.50 D。采用百分比、均数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描述近视患病率和等效球镜度数，采用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份近视患病率和等效球镜度数差异，再按年级分层分析。结果: 共筛查小学生183 204名，2019年45 294名、2020年52 922名和2024年84 988名。2019年近视患病率为30.8%(95%CI: 30.4%, 31.2%)，男生28.4%(27.8%, 29.0%)、女生33.7%(33.1%, 34.3%)(P＜0.001)；一年级11.0%(10.4%, 11.6%)，二至六年级35.7%(35.2%, 36.2%)，呈随年级而升高的趋势(P＜0.001)。2020年近视患病率为35.1%，较2019年上升4.3 (3.7, 4.9)个百分点(P＜0.001)；2024年为41.8%，较2020年继续惯性上升6.7 (6.2, 7.2)个百分点(P＜0.001)。分年级看，与2019年相比，2020年一年级升幅最大；与2020年相比，2024年一年级惯性升幅最小。此外，对等效球镜度数的定量分析显示，2020年等效球镜度数(-0.72 D)较2019年下降0.21 D (0.19 D, 0.23 D)(P＜0.001)，2024年等效球镜度数(-0.68 D)较2020年回升0.04 D (0.02 D, 0.06 D)(P＜0.001)；按年级分层显示一年级学生2024年(0.08 D)已接近2019年水平(0.09 D)。结论: 研究地区小学生2019年近视患病率为30.8%，高于全球水平，接近美国的两倍、德国的四倍，提示小学生近视防控工作依旧面临挑战。2020年和2024年近视患病率高于2019年；低年龄组2020年升幅最大，2024年惯性升幅最小且定量的等效球镜度数已恢复至2019年水平，但高年龄组则不然，提示视屏时间增加等生活习惯变化影响小学生近期视力，低龄学生眼球结构具有可塑性，对负性暴露较敏感并且脱离暴露后又易于恢复，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女生高于男生且随年级而上升的特点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目的: 了解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生近视分布特征，并从学校与个体两个层面综合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近视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和问卷调查，收集学生用眼习惯、学校及家庭环境因素等信息。运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近视检出率在学校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共纳入中小学生130 601例，近视检出率为68.42%，其中女生近视检出率(72.75%)高于男生(64.13%)，城区近视检出率(73.63%)高于郊县(66.38%)，整体随学段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趋势检验χ²=4 545.53，P＜0.001)。多水平分析结果显示，在个人层面，女生(OR= 1.553)、高年级学生(初中OR=2.049，高中OR=3.061)、放学后作业时长≥1 h(≥1 h OR=1.050, ≥2 h OR=1.079)、近距离用眼习惯不良(OR=1.059)、长时间近距离用眼(0.5 h OR=1.070，≥1 h OR=1.061)、课桌椅高度根据身高调整周期长(OR=1.006)、父母近视(仅一方近视OR=1.822，均近视OR=2.412)是近视的危险因素；少数民族(蒙古族OR=0.956，其他民族OR=0.929)、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超过2 h(OR=0.986)、做眼保健操(1次OR=0.891，≥2次OR=0.920)、睡眠充足(OR=0.925)为保护因素。在学校层面，黑板反射比合格(OR=0.874)与黑板面照度均匀度合格(OR=0.973)与学生近视风险降低有关。模型显示，所纳入的变量共同解释了约31.04%的学校水平方差。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生近视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且影响因素分布于个体和学校多个层面；建议采取综合防控策略，在重点关注女生、高年级及有遗传背景学生的同时，加强对户外活动、用眼行为等可改变因素的干预，并改善教室光环境，以降低学生近视发生风险。

目的: 评估亲代基因型对子代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 IS)风险的遗传培育效应，并解析该效应的父源与母源差异。方法: 依托“北方农村地区居民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家系队列研究”，选取核心家系、同胞对等，检测CTNNA基因家族(CTNNA1、CTNNA2、CTNNA3)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以子代为单位推断亲代未传递给子代的等位基因，构建线性混合效应模型，评估亲代未传递等位基因对子代IS的遗传培育效应，并对比其与个体遗传效应的差异，区分父源、母源效应，同时构建统计量η评估两者的相对大小。结果: 共纳入530个家系的1 005名子代，其中IS患者共308例(30.6%)，平均年龄56.3岁。共识别了16个具有IS遗传培育效应的独立SNPs(9个位于CTNNA2，6个位于CTNNA3，1个位于CTNNA1)，效应值为-0.282~0.480，rs117741773(CTNNA2)的效应最强(0.480，95%CI: 0.278~0.682)；其中，仅4个SNPs兼具个体遗传效应，且方向与遗传培育效应相反。亲本特异性分析显示，12个SNPs呈单一亲本遗传培育效应，4个仅表现为父源效应(效应值：-0.298~0.945，η：1.21~63.83)，8个仅表现为母源效应(效应值：-0.489~0.602，η：0.03~0.44)。结论: CTNNA基因家族中存在多个具有遗传培育效应的IS易感位点，且不同亲本来源效应存在异质性，提示亲本特异性遗传培育效应在IS病因中具有重要作用。

目的: 系统评估抗凝治疗与老年心源性卒中患者远期预后(全因死亡、卒中复发及出血事件)的关联，为老年人群的临床决策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对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的567例老年心源性卒中患者进行4年随访，主要结局指标包括全因死亡、脑卒中复发以及出血事件(包括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牙龈出血和皮肤黏膜出血)。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抗凝治疗与各结局指标的关联，使用R 4.2.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纳入567例老年心源性卒中患者，平均年龄(73.92±9.70)岁，男性占比49.74%，567例患者中142(25.04%)例患者接受了抗凝治疗。随访期内有266例死亡(粗死亡率46.91%)，107例脑卒中复发(累积复发率18.87%)，28例出血(累积出血率4.94%)。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接受抗凝治疗患者的死亡风险更低(OR=0.22, 95%CI：0.12, 0.41, P < 0.001)；未发现抗凝治疗与患者脑卒中复发和出血风险的关联(P>0.05)。结论: 抗凝治疗有利于降低老年心源性卒中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同时未发现抗凝治疗与卒中复发或出血风险增加相关；本研究支持在老年心源性卒中患者中考虑抗凝治疗以改善远期生存，但仍需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结果。

目的: 在大样本社区人群队列中独立验证Light BioAge模型计算的简易生物学年龄预测全因死亡的区分度，并探索其与时序年龄的差值和心血管病发病及死亡结局事件的关联，以及生物学年龄对心血管病风险预测的实际应用价值。方法: 研究对象为中国鄞州电子健康档案研究(CHines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Research in Yinzhou，CHERRY)队列中40~79岁基线无心血管病史的人群，利用C统计量(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C-index) 评估仅通过空腹血糖、血清肌酐和超敏C反应蛋白三个临床常用指标构建的Light BioAge模型在全人群及不同性别亚组中预测全因死亡的外部验证区分度，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年龄差值与首次发生的心血管病发病和心血管病死亡复合终点的关联，调整时序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地、吸烟状态、体重指数、收缩压、总胆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影响因素后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方法进一步分析年龄差值与心血管病结局事件的潜在非线性关联。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开发的心血管病风险预测简易模型中采用生物学年龄替换时序年龄，评估对10年心血管病风险预测区分度和校准度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226 406名研究对象，人群的基线平均年龄为55.0岁，53.2%为女性。在中位7.39年(累计1 562 141人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1 703人(7.49/1 000人年)发生死亡，9 815人(6.30/1 000人年)发生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复合结局事件。Light BioAge模型计算的生物学年龄及年龄差值的中位数分别为49.31和-5.19，提示其整体上低于时序年龄；虽然Light BioAge模型在全人群中预测全因死亡的区分度较好(C统计量：0.742，95%CI：0.738~0.746)，但在男性中的区分度低于女性[C统计量分别为0.722(95%CI：0.714~0.730)和0.755(95%CI：0.749~0.761)]。调整其他影响因素后，心血管病结局事件的风险呈现随年龄差值增大而增高的趋势(P_trend < 0.001)；年龄差值处于上四分位数组与下四分位数组相比，男性心血管病结局事件的风险增加了21%(HR=1.21，95%CI：1.12~1.30)，女性增加了27%(HR=1.27，95%CI：1.17~1.38)。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显示，总人群的心血管病结局事件的风险随年龄差值的增加而升高，且男性、女性亚组中并未发现明显的阈值效应(非线性关联P>0.05)。在WHO模型中采用生物学年龄替换时序年龄后，预测心血管病风险的区分度无改善，但校准度有明显提升，尤其是在女性人群中从时序年龄模型整体风险高估的20.5%[预测/观察比(expected/observed ratio，EOR)=1.205，95%CI：1.167~1.246]改善为生物学年龄替换后的整体风险仅略微低估2.1%(EOR=0.979，95%CI：0.948~1.012)。结论: Light BioAge模型构建的简易生物学年龄在大样本社区人群中预测全因死亡的区分度较好，生物学年龄和时序年龄的差值增大将增加心血管病结局事件的风险，在WHO心血管病风险预测模型中用生物学年龄替换时序年龄后，模型的校准度明显改善，特别是在女性人群。

目的: 利用可穿戴设备的测量数据，识别老年人群的身体活动模式，并分析不同身体活动模式与肠道菌群的关联。方法: 基于一项真实世界健康管理项目，于2018年1月至2025年6月在中国东部、中部、北部等地区共收集743名研究对象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收集粪便采样前180 d的身体活动数据，提取日均步数、步数变异系数及活跃天数比例等特征。采集粪便样本进行16S核糖体RNA (ribosomal RNA，rRNA)基因(V3~V4区)扩增子测序，获得属水平的相对丰度矩阵。协变量通过问卷与体格检查收集，包括人口学特征、生活习惯及慢性病史。采用判别降维树(discriminative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via learning a tree, DDRTree)降维结合K均值聚类分析构建身体活动模式。采用Shannon指数衡量菌群α多样性，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采用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多因素置换多元方差分析检验β多样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结合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 rate, FDR)校正]筛选差异菌属。基于原始P < 0.05的差异菌属构建微生物风险评分(microbial risk score, MRS)，定义为有益菌与有害菌标准化丰度之和的差值，构建菌群共现网络评估微生态拓扑结构。结果: 743名研究对象中，60~74岁者381人(51.3%)，≥75岁者362人(48.7%)。≥75岁组与60~74岁组相比，高血压患病率(45.9% vs. 36.7%，P=0.045)、心脏病患病率(34.0% vs. 25.2%，P=0.032)、收缩压水平(中位数130 mmHg vs. 120 mmHg，P < 0.001)均较高，日均步数较少(中位数6 200步vs. 7 000步，P < 0.001)。基于身体活动特征聚类识别出三种身体活动模式：活跃型(143人，19.2%；特征为高步数、低变异、高依从性)、中等型(429人，57.7%)和不规律型(171人，23.0%；特征为低步数、高变异、低依从性)。活跃型模式组的高血压患病率(35.0%)、心脏病患病率(21.7%)和收缩压水平(平均值124.4 mmHg)均为三组中最低，不规律型模式组最高(分别为51.5%、40.4%和127.6 mmHg)。三组间菌群α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调整协变量后，身体活动模式分组对β多样性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R²=0.003 7，P=0.115)。活跃型模式组肠道内罗斯氏菌属(Roseburia)的相对丰度显著低于不规律型模式组(P < 0.05)，丁酸单胞菌属(Butyricimonas)的相对丰度也显著低于中等型模式组(P < 0.01)，但FDR校正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RS在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活跃型模式组评分最高(P < 0.001)。菌群共现网络分析显示，活跃型模式组的网络密度及正相关边比例(84.5%)最高，不规律型模式组最低(60.3%)。结论: 基于可穿戴数据识别的身体活动模式与老年人肠道菌群组成和生态网络特征存在关联，活跃且规律的身体活动模式显示较高的MRS和更稳定的菌群共现网络，提示身体活动规律性与肠道微生态特征存在关联，其因果方向需纵向研究以进一步验证。

目的: 以山东省为案例分析老年助餐服务的政策逻辑与实践困境，为优化助餐服务政策、更好发挥其健康支撑作用提供实证依据。方法: 运用政策工具文本分析法对筛选出的2013—2024年中央及山东省老年助餐相关59份政策文本进行三分法划分，并以政策条款为单元编码分析；于2023年8至10月及2026年1月在山东省三大经济圈8个城乡样本点，对17名老年助餐服务供给方人员进行定性访谈，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归类；最后，通过政策工具与实践主题对照方式整合政策和访谈两类资料。结果: 山东省老年助餐政策大体经历萌芽期、上升期和深化期三个阶段，政策工具总体呈现供给型与环境型并重、需求型相对不足的特征。访谈显示，城市地区主要形成“政府补贴+市场运营”模式，农村地区主要依托幸福院、村集体资源和公益岗位开展助餐服务；但两类地区均面临财政补贴与运营成本错配、专业人员不足、社会参与动力偏弱、老年人需求表达和持续消费不足、基层执行能力有限等问题。部分助餐点已初步体现健康助餐取向，如根据老年人口味偏好、咀嚼能力和慢性病情况调整菜谱，控制油盐摄入，探索高龄送餐、健康知识讲座等做法，但总体仍以经验性探索为主，尚未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健康助餐模式。结论: 老年助餐服务不仅是保障老年人“一餐热饭”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合理膳食、维护功能能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抓手。建议完善分层分类补贴机制，优化城乡差异化供给结构，增强需求侧动员与社会协同，强化基层治理和质量监管，推动老年助餐服务由项目化供给转向制度化，以便可持续发展。

目的: 基于大样本、多中心真实世界数据，系统评估围术期高血糖与食管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患者术后预后之间的关联。方法: 连续纳入河南省安阳市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与广东省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2009年8月至2018年12月)接受根治性食管切除术的5 952例ESCC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围术期空腹血糖数据来源于医院信息系统。将围术期划分为术前和术后两个阶段，术前高血糖定义为术前第14天至第2天平均空腹血糖≥7.0 mmol/L，术后高血糖定义为术后第2天至第14天平均空腹血糖≥7.0 mmol/L。主要结局为总生存期，次要结局包括术后30 d/90 d死亡率及住院期间并发症。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围术期高血糖与总生存的关联，计算校正后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结果: 研究人群最长随访时间达12年。术前与术后高血糖发生率分别为6.7%和18.3%。术前高血糖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低于非高血糖患者(57.3% vs. 65.0%)，校正后HR为1.41(95%CI：1.19~1.68)；术后高血糖患者的5年生存率亦较低(61.8% vs. 66.4%)，校正后HR为1.39(95%CI：1.22~1.58)。联合分析显示，与无高血糖者相比，仅在术前或术后单一阶段出现高血糖的患者死亡风险升高(HR=1.24，95%CI：1.07~1.43)，而术前和术后均存在高血糖的患者死亡风险最高(HR=1.86，95% CI：1.49~2.32)。分层分析显示，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显著修饰了高血糖与不良预后的关联(交互作用P=0.010)，该关联在BMI≥24.0 kg/m²的患者中尤为显著。此外，围术期高血糖亦与较差的术后短期结局相关。结论: 围术期高血糖是接受根治性食管切除术的ESCC患者术后长期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在ESCC围术期管理过程中加强常规血糖监测与控制，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

目的: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探讨中国成年人电子烟使用者的戒断意愿和戒断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数据来源于2023年开展的一项针对我国18~44岁成年人的“电子烟使用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取其中550名当前电子烟使用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控制社会人口学因素后，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电子烟戒断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电子烟戒断行为的影响因素。此外，根据研究对象的吸烟状态进行亚组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的电子烟戒断意愿得分为3.52±0.96，31.64%的研究对象曾尝试戒断电子烟。调整协变量后发现，戒断意愿与PMT结构中的威胁评估路径和应对评估路径均存在关联，在威胁评估路径中，严重性(β=0.14)和易感性(β=0.12)与戒断意愿呈正相关，而外在回报(β=-0.12)呈负相关；在应对评估路径中，反应效能(β=0.26)和自我效能(β=0.28)均与戒断意愿呈正相关。戒断行为仅与威胁评估路径中的严重性(OR=1.58)呈正相关，同时与戒断意愿呈正相关。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何种吸烟状态，其电子烟戒断意愿均与威胁评估路径(β=0.20，β=0.31)和应对评估路径(β=0.23，β=0.21)呈正相关。结论: PMT为解释成年人电子烟戒断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威胁评估路径相关因素不仅影响戒断意愿，也影响实际戒断行为。PMT相关因素的作用在不同吸烟状态人群中存在差异，提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干预措施应关注认知提升，并针对不同亚组电子烟使用者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电子烟戒断策略。

目的: 探讨我国未成年血友病患者照护者的有效健康信息获取水平对其血友病健康素养的影响，为提升照护者健康素养提供建议。方法: 基于2024年全国多中心横断面调查《中国血友病患者健康素养调查》数据，采用方便抽样法纳入856例未成年血友病患者的成年照护者。通过单因素ANOVA分析或独立样本t检验了解不同人口学特征下照护者健康素养和有效健康信息获取水平的差异，并采用Bootstrap法检验有效健康信息获取在健康素养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未成年血友病患者照护者的血友病健康素养水平整体较低，平均得分为11.87±2.92。仅有20.68 %的照护者具备血友病健康素养，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户籍所在地和就业状况是照护者血友病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P＜0.05)。未成年血友病患者照护者对各类健康信息获取渠道的使用率均超过70%，超过95%的照护者报告从医护人员、血友病患者组织获取血友病相关健康信息。未成年血友病患者照护者有效健康信息获取水平整体偏低(34.43±16.50)，有效健康信息获取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户籍所在地、就业状况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户籍所在地为城市及有全职工作的照护者有效健康信息获取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有效健康信息获取水平与血友病健康素养呈正相关(P＜0.01)，且有效健康信息获取在“受教育程度”与“血友病健康素养”、“就业状况”与“血友病健康素养”，以及“户籍所在地”与“血友病健康素养”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P＜0.05)。结论: 未成年血友病患者照护者的血友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提升照护者的有效健康信息获取水平有助于改善其血友病健康素养；针对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人群，可通过优化有效健康信息获取路径，间接提升其健康素养水平。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温度个体暴露与其睡眠期间血氧饱和度的关联及其潜在的易感因素，以期为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易感人群健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前瞻性定组研究设计，于2021年3月至2023年9月对北京市96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进行了202晚(20:00~08:00)的睡眠期间血氧饱和度(oxygen saturation, SpO₂)动态实时监测，同步监测温度的个体暴露水平，并同时监测环境湿度和其他主要空气污染物。根据既往临床研究，将SpO₂ < 90%定义为氧去饱和，以评估睡眠期间低氧事件的发生风险。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别分析温度个体暴露与睡眠期间SpO₂变化及氧去饱和风险的关联，并构建交互作用模型评估易感因素。结果: 研究期间，慢阻肺患者平均个体温度暴露为(27.5±2.6) ℃，温度范围为16.5~40.0 ℃。温度个体短期暴露与慢阻肺患者睡眠期间SpO₂下降和氧去饱和风险增加有关。温度暴露在滞后0~30 min时效应最强，温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6.0 ℃)，SpO₂下降0.24%(95%CI：-0.28%，-0.20%)，氧去饱和的比值比(odds ratio，OR)为1.26 (95%CI：1.12，1.42)。此外，研究还发现，与暴露于低湿度水平的慢阻肺患者相比，暴露于中、高湿度水平的患者更容易受到温度暴露的影响。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GOLD)Ⅰ~Ⅱ级患者相比，个体温度暴露对GOLD Ⅲ~Ⅳ级患者睡眠期间SpO₂的影响更强(交互项P＜0.05)。结论: 在16.5~40.0 ℃的温度范围内，温度个体暴露增加与慢阻肺患者睡眠期间SpO₂下降和氧去饱和风险增加有关，温湿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放大作用，高温高湿条件下患者更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且肺功能较差的患者受温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目的: 探讨老年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大五人格特质在人口学特征及健康教育偏好上的差异，为个性化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3年9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山东省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T2DM患者，采用简版大五人格量表和自行设计的健康教育偏好问卷进行测量，基于大五人格特质得分使用潜剖面分析来识别患者的人格分类，通过卡方检验和分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人格分类与健康教育偏好的关联。结果: 纳入的612例患者可分为3种人格分类：常规平衡型(69.8%)、内向敏感型(6.4%)和积极适应型(23.8%)。在单因素分析中，积极适应型患者希望糖尿病病友是健康教育提供者的比例低于其他人格分类(χ²=6.123，P=0.047)，内向敏感型患者希望包含心理疏导内容的比例高于其他人格分类(χ²=8.566，P=0.014)。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以常规平衡型为参照，在健康教育提供者方面，积极适应型患者更不倾向于选择糖尿病病友作为提供者(OR=0.491，95%CI：0.279~0.866，P=0.014)；在健康教育内容方面，积极适应型患者对研究前沿内容的偏好较低(OR=0.565，95%CI：0.376~0.848，P=0.006)；在健康教育地点方面，内向敏感型患者不倾向于选择手机应用程序作为健康教育获取途径(OR=0.374，95%CI：0.165~0.848，P=0.019)。以积极适应型为参照，在健康教育内容方面，内向敏感型患者对心理疏导的偏好更高(OR=2.122，95%CI：1.029~4.380，P=0.042)。结论: 老年T2DM患者存在明显的人格特质异质性，不同人格分类的患者在健康教育偏好上存在差异；在对T2DM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时，可将人格特质作为制定个体化干预策略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但其实际干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目的: 探究家庭创伤、校园霸凌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关系，以及DRD2基因多态性的调节作用。方法: 连续选择2022年6月—2024年6月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就诊的确诊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98例，根据就诊前6个月是否有自杀行为和对自杀行为态度得分分为非自杀组(n=62)和自杀倾向组(n=36)。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各基因型与自杀行为的关系、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家庭创伤和校园霸凌对自杀行为的交互作用。分析基因多态性对抑郁障碍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结果: 与非自杀组比较，自杀倾向组病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家庭创伤、校园霸凌、焦虑、抑郁评分增加，生命意义评分降低(P＜0.05)。基因型A2A2较A1A1可增加自杀行为风险(P＜0.05)。隐性模式中，基因型A2A2较A1A1和A1A2增加自杀行为风险(P＜0.05)；加性遗传模式中，基因型A1A1、A1A2、A2A2与自杀行为之间均有重要关联(P＜0.05)。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家庭创伤、校园霸凌、抑郁障碍以及A2A2基因型是自杀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生命意义是独立保护因素。家庭创伤＞54.78分和校园霸凌＞10.37分对青少年自杀行为存在相乘(OR=6.585，95%CI：5.478~7.367)及相加(OR=7.849，95%CI：7.231~8.294)的交互作用。抑郁障碍在家庭创伤(β=0.092，95%CI：0.084~0.103)、校园霸凌(β=0.090，95%CI：0.081~0.098)与自杀行为间发挥调节效应。加性遗传模式下，TaqⅠA基因在携带A1A2 / A2A2分型的青少年中对“家庭创伤、校园霸凌→抑郁障碍→自杀行为”的调节效应显著。结论: 家庭创伤和校园霸凌同时存在时青少年自杀行为风险更高，抑郁障碍在其中发挥调节效应，DRD2基因TaqⅠA位点多态性对携带A2等位基因的青少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分化拮抗非蛋白编码RNA(differentiation antagonizing non-protein coding RNA，DANCR)调节微小RNA-656(miR-656)/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1A(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receptor type 1A，BMPR1A)轴对脑胶质瘤细胞免疫微环境的影响。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检测脑胶质瘤细胞中DANCR、miR-656、BMPR1A的表达水平。通过转染或共转染至U87细胞，分为沉默(short hairpin, sh)-DANCR组、过表达(plasmid cytome galoirus, pc)DNA 3.1DANCR组、阴性对照(negative control, NC)sh组、pcDNA 3.1组、sh-DANCR+miR-656抑制剂组、sh-DANCR+NC抑制剂组、sh-DANCR+pcDNA 3.1 BMPR1A组、sh-DANCR+pcDNA 3.1组，并以未处理的U87细胞为空白组。CCK8检测U87细胞增殖；Transwell实验检测侵袭与迁移；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qRT-PCR检测细胞中DANCR、miR-656、BMPR1A mRNA表达；DANCR与miR-656靶向关系通过双荧光素酶验证；BMPR1A及免疫逃逸因子[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通过Western blot检测。结果: U87、A172、LN229和U251细胞较NHA细胞中DANCR、BMPR1A mRNA表达显著增加，miR-656表达显著降低(P＜0.05)；与空白组、sh-DANCR组相比，sh-DANCR组U87细胞增殖率，侵袭、迁移数，DANCR、BMPR1A mRNA、BMPR1A、PD-1、PD-L1表达显著降低，凋亡率、miR-656表达显著增加(P＜0.05)；与pcDNA 3.1组相比，pcDNA 3.1 DANCR组U87细胞增殖率，侵袭、迁移数，DANCR、BMPR1A mRNA、BMPR1A、PD-1、PD-L1表达显著增加，凋亡率、miR-656表达显著降低(P＜0.05)；与sh-DANCR+NC抑制剂组相比，sh-DANCR+miR-656抑制剂组U87细胞增殖率，侵袭、迁移数，BMPR1A mRNA、BMPR1A、PD-1、PD-L1表达显著增加，凋亡率、miR-656表达显著降低(P＜0.05)，DANCR表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sh-DANCR+pcDNA 3.1组相比，sh-DANCR+pcDNA 3.1 BMPR1A组U87细胞增殖率，侵袭、迁移数，BMPR1A mRNA、BMPR1A、PD-1、PD-L1表达显著增加，凋亡率显著降低(P＜0.05)，miR-656表达、DANCR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ANCR、miR-656具有靶向负调节关系。结论: LncRNA DANCR调节miR-656/BMPR1A轴改善脑胶质瘤细胞免疫微环境，抑制癌细胞恶性行为发展。

目的: 比较感染性肺炎和免疫相关间质性肺病(immune-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RILD)患者淋巴细胞亚群表达的差异，评估不同肺炎患者的免疫状态，从免疫学的角度为有效鉴别不同肺炎提供新的实验室指标。方法: 连续纳入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感染性肺炎患者27例、单纯IRILD患者27例以及IRILD合并感染患者24例，并选择同期进行体检的5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实验室指标方面，与IRILD组相比，感染性肺炎组患者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水平增高(P＜0.05)，IRILD合并感染组患者PCT、ESR、免疫球蛋白G水平增高(P＜0.05)。在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方面，与对照组相比，感染性肺炎组患者的T、B、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CD4⁺T细胞数，CD4⁺/CD8⁺比值明显降低(P＜0.05)，IRILD组患者的T、B，CD4⁺T细胞数、CD4⁺/CD8⁺比值明显降低(P＜0.05)，IRILD合并感染组患者T、B、NK、CD4⁺T、CD8⁺T细胞数明显降低(P＜0.05)。与IRILD组患者相比，感染性肺炎组患者NK细胞数明显下降(P＜0.05)，IRILD合并感染组患者NK、CD8⁺T细胞数明显降低(P＜0.05)。结论: 不同肺炎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为有效鉴别不同肺炎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的: 通过下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分析肾细胞癌(简称肾癌)淋巴结转移的基因突变谱，发现与预后不良相关的分子特征，为肾癌机制的研究以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对31例淋巴结转移的肾癌和21例非转移性肾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同时从病理科调取肿瘤原发灶、淋巴结转移灶、远处转移灶的石蜡包埋组织共81例，使用NGS技术检测患者的基因突变谱，术后随访分析淋巴结转移与患者预后的关系。结果: 与非转移性肾癌相比，淋巴结转移肾癌在肿瘤大小(P=0.006)、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国际泌尿病理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Urological Pathology, ISUP)分级(P=0.002)、T分期(P=0.003)、合并癌栓(P=0.025)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常见的突变基因是肿瘤抑制基因VHL (38%)、PBRM1 (22%)和IGF2R (20%)，且拷贝数变异与肿瘤转移相关，部分突变特征与已知的突变模式高度相似。淋巴结转移组和非转移组患者的突变频率存在差异，转移组大多数基因的突变频率较高，然而Reactome通路富集分析未在两组共有的富集途径上显示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一患者的肿瘤原发灶和转移灶之间有很强的一致性，基因组学指标[如纯度、倍性、加权基因组完整性指数(weighted-genomic integrity index, WGII)和肿瘤内异质性(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ITH)]及克隆、亚克隆组成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种一致性。无转移组的总生存率较高(P=0.041)，且特定基因突变(如IGF2R、JUN、EPHA5和FH)与较差的预后相关。淋巴结可能起到“转移池”的作用，促进肾癌的远处转移。结论: 多基因NGS同时评估了多个相关标记物，揭示了淋巴结转移肾癌患者的基因改变谱，基于NGS的分子分析可以帮助临床医生评估患者的预后，并发现新的机制及治疗靶点。

目的: 探究动态牵张对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huma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hBMMSCs)三维培养中成骨分化的促进作用。方法: 对载有hBMMSCs的三维培养体系进行动态牵张，设置动态牵张的比例(5%、10%、20%)、频率(0.5 Hz)和时间(2 h/d)，以静态培养为对照组；通过胞质荧光染色观察动态牵张引起的hBMMSCs形变；动态牵张培养7 d后，通过细胞活死染色观察动态牵张对hBMMSCs活性的影响，通过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染色及定量实验，成骨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观察动态牵张对hBMMSCs成骨分化的影响。结果: 成功构建动态牵张三维培养hBMMSCs，可实现不同持续时间、频率和动态牵张的比例；动态牵张使得hBMMSCs发生形变，牵张比例越大，细胞形变越明显，从圆形向扁椭圆形变化；动态牵张培养7 d后，静态对照组和动态牵张各实验组中hBMMSCs基本为绿染的活细胞，仅有个别红染的死细胞，活细胞比例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动态牵张各组较静态对照组ALP大体染色深，显微镜下ALP染色阳性细胞数量多，成骨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动态牵张10%组ALP大体染色最深，阳性细胞数量最多，成骨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较静态对照组增加最为显著。结论: 动态牵张使得hBMMSCs发生形变，对细胞活性无明显影响，能够有效促进hBMMSCs成骨向分化。

目的: 探索临床上常见的几类不同病因导致的慢性唾液腺炎的占比，并分析其临床和影像学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8月就诊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并行唾液腺内镜治疗的各类慢性唾液腺炎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除外干燥综合征伴感染、IgG4相关唾液腺炎、结石病伴感染等，根据现有研究结果和资料，初步将唾液腺炎分为¹³¹I相关唾液腺炎、过敏相关唾液腺炎、成人复发性腮腺炎、腮腺良性肥大伴管炎、原发性导管狭窄性唾液腺炎(指未发现目前已知的可能病因，并存在导管狭窄的慢性唾液腺炎)，统计分析各类慢性唾液腺炎的占比和主要临床、影像学特点。结果: 共纳入544例患者，男性192例、女性352例，平均年龄(47.44±13.52)岁(14~83岁)。其中，原发性导管狭窄性唾液腺炎最多，占71.7%(390例)；过敏相关唾液腺炎次之，占12.5%(68例)；¹³¹I相关唾液腺炎占6.4%(35例)，成人复发性腮腺炎占4.8%(26例)，腮腺良性肥大伴管炎占4.6%(25例)。544例患者共1 120侧腺体受累，包括腮腺880侧(78.6%)及下颌下腺240侧(21.4%)。这五类唾液腺炎在性别、年龄、受累腺体类别、受累腺体数目及病程上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¹³¹I相关唾液腺炎患者的女性占比最高(男∶女=1 ∶ 4.83)，成人复发性腮腺炎患者的平均年龄最小[(32.50±8.60)岁]，¹³¹I相关唾液腺炎和过敏相关唾液腺炎的受累腺体数目相对较多。从造影表现看，¹³¹I相关唾液腺炎中23.2%的受累腺体发生导管闭锁，过敏相关唾液腺炎中46.5%的受累腺体分支导管呈“雪花样”扩张表现，成人复发性腮腺炎中80.4%的受累腺体可见末梢导管“点球状扩张”，腮腺良性肥大伴管炎的受累腺体分支导管呈丛簇状表现者占71.4%，原发性导管狭窄性唾液腺炎的造影表现以主导管(主导管和分支导管)狭窄和(或)扩张为主。结论: 原发性导管狭窄性唾液腺炎、¹³¹I相关唾液腺炎、过敏相关唾液腺炎、成人复发性腮腺炎、腮腺良性肥大伴管炎是临床上常见的五类慢性唾液腺炎，其中原发性导管狭窄性唾液腺炎占比最大。明确各类慢性唾液腺炎的病因、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将有利于临床医师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改善治疗效果。

目的: 心脏成纤维细胞(cardiac fibroblasts，CFs)在心肌重塑和纤维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其高效获取是开展相关机制研究的先决条件。目前，提取原代成年小鼠CFs的方法存在耗时长、得率低、活性差等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优化酶解体系与机械解离参数的协同作用，建立快速、高产、稳定的成年小鼠CFs分离方案。方法: 借助全自动组织解离器(gentleMACS^® Octo Dissociator with Heaters)，选择不同种类及浓度的胶原酶、胰蛋白酶和核酸酶作为酶解体系，提取成年小鼠CFs，探索更优化的提取条件(优化组)，并与商品化多组织解离试剂盒2(Multi Tissue Dissociation Kit 2，试剂盒组)的提取效果进行比较。采用高内涵成像分析系统统计贴壁72 h后的每视野细胞数量，检测细胞得率；用免疫荧光法标记波形蛋白(vimentin)，鉴定CFs的纯度；用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TGF-β1)刺激CFs，判断转分化活性。结果: 胶原酶、胰蛋白酶和核酸酶三者缺少任意一种都将延长细胞提取时间，降低细胞得率。优化组比商品化试剂盒组的消化时长缩短32.2 min，CFs得率显著提高。在TGF-β1处理后，CFs的增殖能力增强，α-平滑肌肌动蛋白、Ⅰ型胶原和纤连蛋白的表达量上调。结论: 本研究依托组织解离器，优化了一种基于胶原酶、胰蛋白酶和核酸酶的混合酶消化法，能够高效、稳定地提取具有正常分化潜能的成年小鼠CFs。

淋巴结或脏器肿大是淋巴瘤的常见临床表现，当患者无上述异常，仅以水肿、乏力等非特异性表现为主诉时易被误诊、漏诊。本例患者就诊期间发现贫血、血小板减少、乳酸脱氢酶升高、凝血功能异常、尿蛋白阳性、补体C3和C4降低、抗核抗体阳性，经影像学检查未见肿瘤迹象，初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经激素治疗后部分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有所改善，但乏力症状进行性加重，乳酸脱氢酶一过性下降后再次升高，血小板、凝血指标无改善，系统性红斑狼疮不能解释疾病的全貌。为进一步确定病因，行骨髓穿刺检查，明确诊断为大B细胞淋巴瘤骨髓受累。临床诊疗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需充分排除其他疾病，特别是存在不能解释的临床表现或对治疗应答不佳，以避免误诊、误治。

痛风是嘌呤代谢异常和/或尿酸排泄障碍所致的代谢性疾病，以单钠尿酸盐结晶沉积于关节或软组织引发的复发性急性关节炎为特征，根据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多数病例与尿酸排泄障碍相关，其自然病程包括无症状期、急性关节炎期与间歇期、痛风石及慢性关节炎期。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常表现为突发性关节剧痛，伴受累关节及周围软组织红肿、发热、压痛，大关节受累时可出现关节积液，发作常于夜间或清晨，具有自限性，多在两周内自行缓解。急性痛风发作最常见的部位是第一跖趾关节，其次为中足、踝、膝、腕、指和肘关节，极少累及中轴关节。疼痛常伴有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若累及罕见部位或血尿酸正常时易致误诊，因此需结合病史、查体、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综合判断。本例为19岁男性，因反复前胸痛入院，外院曾疑诊强直性脊柱炎。查体可见双侧胸锁关节压痛、红肿，皮温增高伴活动受限。骶髂关节MRI无异常，血清尿酸正常。胸部双能量CT显示胸骨、双侧锁骨、肩胛骨、多根肋骨及胸骨边缘多处痛风石。依据患者病史、体征及影像学检查确诊为痛风，给予降尿酸、镇痛及饮食调整治疗。随访两年，患者胸痛未再发作，多次血尿酸检查均低于300 μmol/L，复查双能量CT显示胸锁关节等处的痛风石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