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是全球高负担的恶性肿瘤，胃癌诊疗正处于从传统经验模式向精准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目前，诊疗的核心瓶颈已从技术缺乏转变为精准决策能力不足。近年来，诊断领域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辅助内镜、影像组学、分子分型及液体活检等精准化与智能化技术方面进步显著；在治疗领域，早期胃癌的功能保留、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围术期综合策略，以及晚期胃癌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精准分层治疗均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早期诊断率低、分期不精准、治疗个体化选择困难，以及疗效评估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将精准医学与人工智能技术有机结合，即通过多组学等精准化工具刻画肿瘤本质，并运用智能技术覆盖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决策与随访全流程，从而构建更高效的诊疗体系，最终提升患者生存预后。

伴随微创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不断更新迭代，早期胃癌的外科治疗逐步进入个体化、精准化、智能化时代，以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为代表的保功能手术逐步成为早期胃癌的主流术式选择，但是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在前哨淋巴结定义、示踪剂选择、显影时间、手术范围和策略、病理学检查及术后补充根治手术指征等方面尚存争议。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和实践经验，建议基于淋巴结转移规律和示踪剂显影情况综合判断前哨淋巴结区域，从而重新定义早期胃癌前哨淋巴结；建议选择吲哚菁绿作为早期胃癌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的示踪剂，吲哚菁绿显影时间的界定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予以证实；关于术中切缘冰冻病理检查，需要注意胃黏膜的完整留取，尽量避开超声刀或电刀的烧灼缘；关于术中前哨淋巴结冰冻病理检查，建议根据淋巴结短径是否超过4 mm采取不同的取材方式；同时基于前期的实践经验，在前哨淋巴结清扫策略、胃局部切除范围和策略及术后补充二次手术指征等方面提出了我们团队的建议，未来仍需开展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验证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而提高我国乃至全球的早期胃癌外科治疗水平。

当今我国口腔健康领域面临众多挑战，如口腔疾病的患病率居高不下、医保支付不堪重负、口腔医疗水平地域差异大、无法实现医疗公平等，健康管理是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举措。健康管理由信息采集、风险因素评估、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四部分组成。信息的采集是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的基础，有效的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反过来也会促进信息采集的开展。健康管理与医疗在服务对象、实施者、实施地点、服务的手段等方面有交叉，但两者的目标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服务模式和时间跨度也不同。健康管理在我国真正兴起于2000年以后，当前，口腔健康管理在我国刚刚起步，因此，构建我国的口腔健康管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建议做好口腔健康管理的顶层设计，从转变观念、人才培养、强化政策干预和开发适宜的技术四个方面着手推进。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治疗模式正由传统的“放疗-手术-化疗”固定路径，加速向以精准分层与多学科协作为核心的全程管理体系演进：机器人辅助技术提升了外科操作的精细度与功能保护，分子导向的新辅助与免疫治疗显著提高了疗效并为器官保留创造了条件，人工智能与液体活检实现了风险评估的量化预测与动态监测。这些变革在确保肿瘤学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了诊疗策略的微创化、高效化与个体化。本文将针对这一直肠癌精准治疗模式的现状与未来进行总结和展望。

肿瘤血管形成是乳腺癌进展与治疗应答的重要决定因素，本文首先回溯了肿瘤血管形成理论的提出与演变历程，系统梳理了其多样化的发生模式，包括出芽性血管生成、血管内生性分裂、血管拟态与血管共选等，深入剖析了不同模式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在肿瘤进展各阶段的生物学意义。在分子调控机制层面，重点总结了缺氧诱导因子-1轴、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血管生成素/血管生成素受体及Delta样配体4/Notch受体信号通路等核心调控网络的作用机制。此外，本文还全面回顾了抗血管生成治疗在乳腺癌中的临床探索历程，同时探讨了该治疗策略面临的疗效不稳定、耐药、缺乏精准分层标志物及治疗相关毒性等现实挑战。最后，本文提出了面向精准治疗的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优化血管正常化窗口、基于多维标志物的患者分层策略，以及利用空间组学解析肿瘤血管异质性等，为乳腺癌抗血管生成治疗的优化与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

产甲胎蛋白胃癌(alpha-fetoprotein-producing gastric cancer，AFPGC)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胃癌，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和临床表现。AFPGC大多数属于染色体不稳定型(chromosomal instability, CIN)，其基因突变特征包括TP53、MUC16突变和ERBB2、周期蛋白CCNE1等的扩增。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FP)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且与肿瘤T分期和患者预后相关。部分AFPGC患者虽血清AFP水平正常，但胃癌组织中AFP表达呈阳性。组织中的AFP在肿瘤的侵袭性和免疫逃逸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可能促使肿瘤生长和转移。临床上，AFP、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人绒毛膜促性腺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Ⅱ诱导的蛋白质(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PIVKA-Ⅱ，又称异常凝血酶原)等标志物的联合升高提示胃癌的高恶性潜能，尤其在晚期患者中，此类患者预后较差。免疫治疗在AFPGC中的应用显示出一定潜力，但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尽管已有个案报告，但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个体化、多模式治疗是提高AFPGC治疗效果的关键，因此，综合评估AFP水平、影像学和病理特征对临床治疗至关重要。

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是中国高发的恶性肿瘤，以手术为核心的新辅助化疗或放化疗虽已成为局部晚期患者的标准治疗模式，但由于远处转移风险高，患者的远期生存获益仍遭遇瓶颈。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引入显著改变了ESCC的围手术期治疗格局。本文综述了ESCC新辅助免疫治疗单药、免疫联合化疗、免疫联合放化疗及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的最新临床研究进展。现有证据表明，新辅助联合放疗在提高局部控制率及根治性切除率方面优势明显，但在转化为远期生存获益方面仍存在局限；与之相比，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在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率的同时，亦通过更强的全身控制有效降低了远处转移风险。尽管新辅助免疫联合放化疗进一步提升了局部缓解率，但毒性负担增加，且远期生存获益尚待证实。因此，围手术期治疗策略应趋向个体化分层：对于局部肿瘤负荷大(T分期高)者，推荐引入放疗以强化局部控制，提高根治性切除率；对于淋巴结转移负荷较重(N分期高)、远处复发风险高者，应侧重以免疫为基础的全身治疗。在术后辅助治疗方面，免疫治疗可改善新辅助放化疗后非pCR患者的预后。结合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等动态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以及对新型免疫靶点的探索，将有助于ESCC围手术期精准治疗的进一步优化。

口腔颅颌面骨缺损由创伤、肿瘤、感染及先天畸形等多种因素引起，严重影响患者生理功能与生活质量。传统的骨修复方法(如自体或异体移植)在复杂、大范围缺损修复中仍面临供区损伤、免疫排斥及远期吸收等局限，其内在原因是缺乏对骨组织再生过程中复杂的细胞行为、信号网络及材料-宿主相互作用的深入解析，导致现有治疗策略难以精准调控修复进程。因此，发展基于机制探索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材料，是目前口腔颅颌面骨再生研究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系统综述了本课题组围绕“调控细胞命运-构建智能材料-实现功能重建”这一核心理念，在口腔颅颌面骨再生领域取得的系列原创性研究进展。从骨骼干细胞命运调控机制入手，阐明了表观遗传修饰、泛素化系统和单细胞水平下功能性干细胞亚群在骨再生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凋亡囊泡作为新型无细胞治疗载体的再生机制及其工程化增强策略；在材料层面，发展了可降解镁、锌金属的生物功能化设计和增材制造技术，并构建了形态与功能双重动态可调的4D打印智能支架，同时引入人工智能，实现精准设计和数字化制造，构建了从机制到转化的系统性创新体系。

发生于口腔颌面部的肿瘤因解剖结构复杂且个体差异大, 传统"经验依赖型"诊疗模式存在术前规划无法三维可视化、术中缺少精准导航、术后缺乏量化评估等局限性。本文系统综述了本课题组十余年来在口腔颌面部肿瘤"数智化外科"领域的探索与临床应用成果。在数字化外科方面, 课题组建立了基于CT、MRI、PET/CT等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术前三维可视化技术, 开发了颌骨缺损重建、眶底钛网预成形、3D打印个性化钛板、软组织皮瓣虚拟设计与种植修复等个性化手术方案设计方法, 并将外科导航系统、混合现实技术应用于术中精准定位与肿瘤切除。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 课题组探索了基于深度学习的肿瘤影像自动分割与分类、颌骨重建方案自动生成、术后面型预测及唾液腺恶性肿瘤预后评估等智能化技术。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数智化外科"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诊疗模式转型, 显著提升了口腔颌面部肿瘤诊疗的精准性、安全性和效率, 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治疗方案。本课题组还展望了未来"数智化外科"在口腔颌面部肿瘤诊疗中的发展方向。

颅颌面组织再生修复是口腔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关键挑战。间充质基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stem cells, MSCs)作为核心效应细胞, 其功能受代谢、表观遗传与免疫网络的多维精密调控。本文系统综述了MSCs在颅颌面组织再生中的功能调控机制, 重点探讨了力学刺激、代谢重编程、H₂S气体信号以及表观遗传修饰对MSCs干性维持、定向分化及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同时, 阐述了MSCs通过外泌体等载体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 共同调控骨稳态与再生进程的双向机制。文末展望了基于MSCs及其工程化外泌体的靶向治疗策略所面临的挑战与临床转化前景, 旨在为颅颌面缺损的再生修复提供新的见解。

目的: 分析Ⅰ~Ⅲ期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发生异时性肝转移的危险因素, 并构建用于预测患者术后1年、3年及5年无肝转移生存期(liver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LMFS)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采用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 连续收集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行根治性切除术的746例CRC患者的病例资料, 按7 ∶3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523例)与内部验证集(223例); 连续选择同期江苏省肿瘤医院的119例患者作为独立外部验证集。纳入指标包括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KRAS/BRAF基因状态等分子标志物。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筛选独立预测因子, 并据此构建LMFS列线图模型。通过一致性(concordance, C)指数、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综合评估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与临床实用性。结果: 研究的多中心队列基线资料均衡(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 高龄(≥65岁)、低分化、T分期进展、N分期进展、脉管侵犯、神经侵犯及分子标志物状态均为异时性肝转移的独立预后因素, 其中, KRAS突变(HR=1.42, 95%CI: 1.27~1.63)与BRAF突变(HR=1.53, 95%CI: 1.29~1.84)为异时性肝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状态(HR=0.71, 95%CI: 0.54~0.92)为异时性肝转移的独立保护因素。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和外部验证集中的C指数分别为0.85(95%CI: 0.82~0.89)、0.81(95%CI: 0.77~0.83)和0.75(95%CI: 0.71~0.79);训练集预测1年、3年、5年LMFS的AUC分别为0.81(95%CI: 0.77~0.86)、0.83(95%CI: 0.80~0.89)和0.85(95%CI: 0.78~0.92)。校准曲线显示预测值与实测值高度一致; DCA表明该预测模型相较于AJCC(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的TNM分期系统具有更高的临床净收益; 各队列中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的LMFS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结论: 本研究整合临床病理特征与KRAS、BRAF、MSI分子标志物构建的列线图模型, 在预测Ⅰ~Ⅲ期CRC患者术后异时性肝转移风险方面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校准度及临床实用性, 且优于传统TNM分期系统, 有助于指导术后个性化随访监测与治疗决策。

目的: 探讨全腹腔镜保留贲门和部分胃底的根治性胃次全切除术在中上部胃癌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分析2025年1月至6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41例中上部胃癌患者的病例资料, 根据手术方式分为观察组(n=21)和对照组(n=20), 前者行全腹腔镜根治性胃次全切除术, 后者行腹腔镜全胃切除术。观察并分析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术后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病理诊断结果及营养状况等随访资料。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 无术中转为开放手术或更改术式情况。观察组手术总时间平均为(156.1±14.2) min, 显著短于对照组的(169.8±6.7) min(P < 0.05);两组消化道重建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恢复方面, 观察组首次饮水时间平均为(2.1±0.4) d、首次进食流质时间平均为(3.4±0.5) 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为(6.3±0.5) d, 均显著短于对照组的(2.9±0.6) d、(3.9±0.5) d、(7.1±1.0) d(P均 < 0.05)。两组围手术期均无吻合口瘘、术后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病理诊断结果显示两组术后病理分期、淋巴结清扫数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随访未见复发转移病例; 营养及生活质量方面, 观察组23.8%的患者体重指数较术前下降,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0.0%(P=0.046);观察组术后3个月血清维生素B12水平为(416.0±145.3) ng/L,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15.0±128.2) ng/L(P=0.026)。结论: 全腹腔镜保留贲门和部分胃底的根治性胃次全切除术, 可保证中上部胃癌的肿瘤根治性, 且相较于腹腔镜全胃切除术, 具有手术时间更短、术后恢复更快、能更好维持患者术后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的优势, 安全可靠, 可为中上部胃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新选择。

目的: 分析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合并慢性病贫血(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 ACD)的相关因素, 以指导临床合理诊疗。方法: 选取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RA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关节病变情况、关节外表现及合并症)、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情况, 分析RA合并ACD(RA-A组)与不合并ACD(RA-nA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差异, 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RA合并ACD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纳入468例RA患者, 其中RA-A组194例(41.5%), RA-nA组274例(58.5%),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发病年龄、病程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RA-A组较RA-nA组患者的关节肿胀数更多[13(2, 14) vs. 10(2, 11)], 压痛数更多[10(2, 12) vs. 7(2, 10)], 28个关节疾病活动度评分(28 joint disease activity scores, DAS28)更高[DAS28-CRP(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5.2±1.4 vs. 4.6±1.5;DAS28-ESR(红细胞沉降率,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5.9±1.5 vs. 5.1±1.8],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 0.05)。RA-A组胸腔积液(4.6% vs. 1.1%)、静脉血栓形成(5.7% vs. 1.5%)的发生率更高(P均 < 0.05)。RA-A组患者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ESR、CPR、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 IgG)均显著高于RA-nA组(P均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ESR>20 mm/h、CRP>3 mg/dL、DAS28评分>5.1是RA患者发生ACD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RA合并ACD的患者关节受累更严重, 炎症指标更高, 疾病活动度更高, 且更容易出现胸腔积液和静脉血栓; 高疾病活动度、高炎症状态、静脉血栓是RA合并ACD的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无症状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 HUA)患者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发生情况及无症状HUA合并SIBO患者血清中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表达水平。方法: 选取山西省汾阳医院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的87例无症状HUA患者和40例健康对照者为研究对象, 收集基线资料和实验室指标。采用乳果糖甲烷-氢呼气试验(lactulose methane-hydrogen breath test, LHBT)检测SIBO的发生情况, 并根据LHBT的检测结果将无症状HUA患者分为SIBO阳性组及SIBO阴性组, 分析无症状HUA患者SIBO阳性率, 比较无症状HUA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各个时间点(0、30、60和90 min)H₂和CH₄浓度及CRP、IL-1β、IL-6、TNF-α水平, 以及SIBO阳性组和SIBO阴性组之间的CRP、IL-1β、IL-6、TNF-α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无症状HUA患者发生SIBO的影响因素, 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无症状HUA患者CRP、IL-1β、IL-6、TNF-α水平与SIBO的相关性。结果: 无症状HUA患者SIBO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8.62% vs. 20.00%, χ²=16.431, P＜0.001)。无症状HUA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呼出H₂浓度在各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呼出CH₄浓度在各时间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症状HUA患者CRP、IL-1β、IL-6、TNF-α水平高于健康对照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症状HUA患者SIBO阳性组血清CRP、IL-1β、IL-6水平均明显高于SIBO阴性组(P < 0.05), 但TNF-α水平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表明, IL-1β升高(OR=1.332, 95%CI: 1.005~1.764, P=0.046)、IL-6升高(OR=1.586, 95%CI: 1.216~2.069, P=0.001)是无症状HUA患者发生SIBO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症状HUA合并SIBO患者中, LHBT集值与血清IL-1β成正相关(r=0.594, P＜0.001)。结论: 无症状HUA患者较健康人群更容易发生SIBO, 且SIBO的发生与炎症因子水平密切相关, 应重视无症状HUA患者SIBO的检测和干预。

目的: 探讨辅助生殖人群体脂率和体骨骼肌率与抑郁的关系。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10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885例, 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项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调查患者抑郁情况, 采用生物电阻抗(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IA)原理的InBody仪测量人群体脂率以及体骨骼肌率的数据,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广义线性模型、趋势化检验探讨体脂率、体骨骼肌率与抑郁的关联, 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其剂量-反应关系。结果: 辅助生殖人群的抑郁检出率为52.0%, 体脂率平均值为28.01%, 体骨骼肌率平均值为39.73%。控制混杂因素后, 体脂率与抑郁呈正相关(β=0.07, 95%CI: 0.01, 0.14), 体骨骼肌率与抑郁呈负相关(β=-0.12, 95%CI: -0.24, -0.01), 且在男性、年龄>30岁的辅助生殖人群中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辅助生殖人群的体脂率、体骨骼肌率与抑郁存在显著线性关联(P_non-linear >0.05)。结论: 辅助生殖人群的体脂率、体骨骼肌率与抑郁风险存在关联, 采取相应的运动和饮食等干预以控制体重、减少体脂肪、增加骨骼肌, 可望降低辅助生殖人群的抑郁发生率。

目的: 分析女性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腺功能减退症(idiopathic hypogonadotropic hypogonadism, IHH)患者的临床表型特点及遗传学检测资料, 探究其遗传学病因及遗传模式。方法: 招募21例女性IHH患者, 依据是否存在嗅觉异常分为非嗅觉异常IHH组及卡尔曼综合征(Kallmann syndrome, KS)组, 收集并分析其临床资料。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及Sanger测序分析遗传学病因, 包括已知疾病致病基因相关变异位点。针对PLXNA1错义变异使用Alphafold2进行突变体蛋白质结构预测。结果: 非嗅觉异常IHH组和KS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1例患者中有17例患者及其家系成员进行外周血采集及测序, 其中4例检出明确致病性基因变异, 涉及FGFR1、PROKR2基因, 检出率为23.5%, 其余13例患者未获得明确遗传诊断。2例KS患者未检出已知致病性基因变异, 均杂合携带PLXNA1: c.3401G>A变异, 该错义变异导致1134氨基酸位点疏水性改变, 但不携带丛状蛋白通路其他基因变异位点。4例患者存在相关家族史, 检出携带IHH相关风险基因变异, 涉及FGFR1、CHD7、POLR3B基因。由于位点致病性评级仅为临床意义不明, 且不符合基因型-表型家系共分离, 所以部分患者未能明确遗传诊断。临床治疗方案主要包括应用激素替代药物维持第二性征及人工月经周期, 并使用促性腺激素进行促排卵治疗以获得生育力。结论: 女性IHH患者遗传学病因复杂且存在多基因致病遗传模式, 遗传家系患者及散发患者存在一定遗传风险; PLXNA1: c.3401G>A变异位点可能为KS风险变异位点。

目的: 分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CLIA)测定女性睾酮水平假性升高的比例，并评估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LC-MS/MS)在提高女性睾酮检测准确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5月1日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采用了CLIA检测睾酮水平升高并再次采集血样进行LC-MS/MS检测的女性患者。根据LC-MS/MS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假性升高组和真性升高组，比较两组睾酮水平的差异，计算CLIA的假阳性率，并分析假性升高组进一步的检查情况。结果: 共纳入287例CLIA检测睾酮水平升高的女性患者，根据LC-MS/MS的结果，178例(62.0%)被归类为假性升高组，109例(38.0%)被归类为真性升高组，两组睾酮水平(CLIA检测结果)的均值分别为(3.63±1.60) nmol/L和(4.13±2.20) n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CLIA检测女性睾酮水平的假阳性率为62.0%，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601(95%CI：0.534~0.668)，提示其诊断准确性较低。假性升高组中，40.45%的患者接受了多次CLIA复测，部分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临床评估，包括影像学和激素检查，增加了患者负担。结论: CLIA在女性睾酮检测中的假阳性率较高，假阳性结果可能导致误诊、重复检测和不必要的其他相关检查，增加了患者负担和医疗资源浪费；LC-MS/MS可显著提高女性睾酮水平评估的准确性，建议在CLIA检测睾酮水平升高的女性患者中优先采用LC-MS/MS进行确诊。

目的: 评估经闭孔尿道中段无张力悬吊术(tension-free vaginal tape-obturator，TVT-O)的改良术式TVT-Abbrevo(简称TVT-A)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SUI)的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2014年4月至2021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因SUI行TVT-A治疗的患者，收集其围术期资料，并在术前及术后随访时对患者进行问卷评分，包括国际压力性尿失禁咨询委员会问卷简表(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Incontinence questionnaire-short form，ICI-Q-SF)、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患者性功能问卷简表(pelvic organ prolapse/urinary incontinence sexual questionnaire-12，PISQ-12)、尿失禁生活质量问卷(incontinenc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I-QOL)，同时行1小时尿垫试验，分析TVT-A的疗效及其对患者术后生活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 研究期间共130例SUI患者行TVT-A，其中111例患者完成随访。患者中位年龄60(51，66)岁，中位随访时间58.5(15~105)个月。其中10例患者单纯行TVT-A，手术时长为(32.25±8.75) min，出血量为(12.75±8.48) mL。本组111例患者无术中并发症发生，术后并发症中腹股沟区疼痛(8例，7.2%)最常见，其次为新发尿频、尿急(11例，9.9%)和泌尿系感染(4例，3.6%)，无排尿困难、吊带侵蚀、持续性腹股沟区疼痛发生。术后主观治愈106例(95.5%)，主观缓解5例(4.5%)；客观治愈109例(98.2%)，客观缓解2例(1.8%)。手术前后ICI-Q-SF评分分别为16.00(11.00，19.00)分和0.00(0.00，5.00)分，PISQ-12评分分别为(11.49±3.86)分和(13.91±3.96)分，I-QOL总评分(涉及行为限制、心理影响及社会障碍三方面)分别为(84.19±15.36)分和(106.36±8.93)分，术后均较术前明显改善(P＜0.001)。结论: TVT-A术中、术后并发症少，对于女性SUI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且较TVT-O术后腹股沟区疼痛发生率低，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性生活质量。

目的: 系统总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发性胃淋巴瘤(primary gastric lymphoma, PGL)患者的内镜特征，探索基于补体受体2/B细胞淋巴瘤-6蛋白(complement receptor type 2/B-cell lymphoma 6 protein, CD21/BCL6)的淋巴滤泡破坏程度分级在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淋巴瘤根除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疗效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连续选择2010年1月至2025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确诊的100例PGL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病理类型分为惰性与侵袭性两组，比较其临床及内镜特征；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以Log-rank检验比较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另外选择同期根除Hp疗效明确的25例胃MALT淋巴瘤患者初诊活检标本行CD21/BCL6免疫组化染色并进行G0~G4分级，比较根除有效/无效亚组分级差异，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根除无效相关因素。结果: 共纳入100例PGL患者，平均年龄63.0(55.8, 71.0)岁，男性47例，女性53例；侵袭性组的B症状发生率高于惰性组(49.0% vs. 19.6%, P=0.004)。内镜方面，侵袭性组以溃疡型/混合型为主(P < 0.001)，糜烂(98.0% vs. 49.0%, P < 0.001)、溃疡/白苔(96.0% vs. 37.3%, P < 0.001)、病灶“质脆”(47.0% vs. 11.9%, P < 0.001)、出血倾向(P=0.008)、胃腔狭窄(38.8% vs. 0, P < 0.001)及蠕动差(49.0% vs. 9.8%, P < 0.001)更常见；生存分析显示侵袭性组OS与PFS均劣于惰性组(OS: P=0.009；PFS: P=0.003)。在25例胃MALT淋巴瘤亚队列中，无效组Hp阴性比例更高(P=0.049)，且淋巴滤泡破坏程度分级显著高于有效组(P=0.0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提示破坏程度分级与根除无效独立相关(AOR=3.63，95%CI: 1.14~11.58，P=0.021)，Hp感染状态未见独立相关(P=0.240)。结论: PGL内镜表现具有显著异质性，溃疡型/混合型、病灶脆性、出血倾向、腔狭窄及蠕动差更提示侵袭性淋巴瘤，并且与较差生存相关；在胃MALT淋巴瘤中，初诊活检基于CD21/BCL6的淋巴滤泡破坏程度分级可用于早期识别根除Hp无效高风险人群，为分层治疗与随访决策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胸部创伤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内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3年6月收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外科ICU、入院24 h内进行气管插管且机械通气>48 h的124例成人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发生VAP分为VAP组(46例)和非VAP组(78例)，采用Lasso回归分析进行筛选并采用Logistic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以确定胸部创伤患者在ICU内发生VAP的危险因素。结果: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损伤严重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score，ISS)(OR=1.08，95%CI：1.02~1.14，P=0.007)和气管切开(OR=4.61，95%CI：1.74~13.11，P=0.003)是胸部创伤患者发生VAP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早期VAP患者19例，晚期VAP患者27例。所有VAP病例中，最常见的病原体是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共18次(39.1%)；早期VAP病例中肺炎克雷伯菌最多见(10次，52.6%)，晚期VAP中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和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的出现频率最高，均为10次(37.0%)。结论: 胸部创伤患者在ICU内是否发生VAP与多个因素有关，ISS评分高以及气管切开是胸部创伤患者发生VAP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依据国际淋巴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ymphology, ISL)分期及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 ICG)淋巴造影Yamamoto标准分型，探讨超显微淋巴管-静脉吻合术(lymphaticovenular anastomosis, LVA)治疗肢体淋巴水肿的疗效差异，为手术适应证选择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2月至2025年4月收治的32例单侧肢体淋巴水肿患者。术前按ISL标准分为Ⅰ~Ⅱ期(30例)和Ⅲ期(2例)；按照ICG造影Yamamoto标准分型分为飞溅型(6例)、星尘型(14例)、弥漫型(12例)。术后6个月肢体体积减少率(percentage reduction of limb volume, %REV)和肢体周径减少情况作为主要观察指标，吻合口通畅率、蜂窝织炎复发率、压力袜降级率、患者满意度作为次要观察指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Bonferroni校正比较ISLⅠ~Ⅱ期与ICG不同分型间的% REV；效应量用Cohen’ s d值；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REV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1) ISL分期疗效：Ⅰ~Ⅱ期患者整体%REV为53%±9%，其中Ⅰ期为63%±8%，Ⅱ期为50%±7%，Ⅲ期% REV为36%±5%(描述性结果)；(2) ICG分型疗效：飞溅型%REV为63%±6%，星尘型%REV为56%±7%，弥漫型%REV为36%±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d=3.5)；(3) 弥漫型与ISL Ⅲ期存在临床观察到的疗效衰减趋势；吻合口1年通畅率92.2%，蜂窝织炎复发率由28.1%降至0.0%(P=0.01)；26例(81.3%)有压力袜降级，满意度96.9%。结论: LVA疗效与ISL分期及ICG分型密切相关；ICG飞溅型/ISL Ⅱ期及以内患者% REV可>55%，应作为LVA治疗的首选适应证；ICG弥漫型/ISLⅢ期患者需联合脂肪抽吸或血管化淋巴结移植等辅助治疗以优化疗效；术前ICG淋巴造影联合ISL分期评估，可为LVA手术适应证的选择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

目的: 评估在颏部和外斜线区域使用动态导航辅助环钻法取骨的准确性。方法: 设计并使用3D打印技术以聚醚酮酮(polyetheretherketone, PEKK)材料制作10个标准下颌骨模型以模拟天然下颌骨的力学性能。实验前拍摄模型的锥形束CT(cone beam CT，CBCT)，参数设定为管电压70 kV、管电流70 mA、体积像素250 μm。将数据导入动态导航软件(迪凯尔公司，中国)，并在颏部(距前牙≥15 mm)和外斜线区域(距磨牙≥6 mm)各2个常规手术位点设计具有相同深度(6 mm)和直径(8 mm)的圆柱形预备道。使用20 mm和50 mm长度的球钻完成导航系统标定后，在动态导航辅助下于每个位点使用8 mm外径的环钻完成共计40个位点的预备道制备。拍摄术后模型的CBCT，利用Mimics 20.0软件(Materialise公司，比利时)将实际预备道拟合成标准圆柱体，并基于金属配准标记将实际预备道与设计预备道叠加，测量进入中心点偏差、结束中心点偏差、深度偏差及中心轴角度偏差，比较不同供区的准确性差异。结果: 动态导航辅助环钻取骨的进入及结束中心点误差分别为(1.91±0.69) mm和(1.54±0.66) mm，深度误差为(－0.83±0.77) mm，中心轴角度差为3.02°±0.38°，其中在颏部和外斜线的进入中心点误差分别为(1.32±0.36) mm和(2.50±0.35) mm(P＜0.01)，结束中心点误差分别为(1.06±0.31) mm和(2.02±0.56) mm(P＜0.01)，深度误差分别为(－0.30±0.52) mm和(－1.38±0.57) mm(P＜0.01)，中心轴角度差分别为3.03°±0.38°和3.00°±0.39°(P=0.80)。结论: 在本研究的局限性范围内，动态导航辅助环钻取骨有着良好的准确性表现，其中颏部取骨准确性优于外斜线区域，这可能与两个区域的骨表面形态及手术操作等因素的差异有关；本研究结果为动态导航辅助环钻法取骨技术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参考数据，但仍需要后续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其准确性。

目的: 评价浓缩生长因子(concentrated growth factors，CGF)促进引导性组织再生术(guided tissue regeneration，GTR)联合植骨术治疗下颌磨牙Ⅱ度根分叉病变的临床效果，为根分叉病变的再生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方法: 纳入16例需进行牙周手术的慢性牙周炎患者(共20颗下颌磨牙，含36例颊舌侧Ⅱ度根分叉病变)，随机分为两组(每组18例病变)，试验组采用GTR+植骨术+CGF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GTR+植骨术进行治疗。分别于术前、术后6个月和1年对患牙进行临床检查，并拍摄锥形束CT(cone beam CT，CBCT)。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手术前后临床和CBCT数据的变化。结果: 基线时两组的探诊深度、垂直和水平附着丧失，以及CBCT所示的垂直向和水平向骨丧失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和1年时两组的临床指标及术后1年时两组的CBCT指标较基线时均有显著改善(P < 0.01)，且试验组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其中，术后1年时试验组探诊深度减少(4.75±1.87) mm，垂直和水平附着丧失分别减少(5.55±1.04) mm和(3.89±1.22) mm；对照组探诊深度减少(3.43±1.76) mm，垂直和水平附着丧失分别减少(4.41±1.08) mm和(3.07±1.02) mm。CBCT显示，试验组垂直向和水平向骨丧失分别减少(4.05±1.37) mm和(4.02±1.32) mm，对照组分别减少(3.17±1.09) mm和(3.27±1.08) mm。结论: 为期1年的观察结果显示，CGF可以促进GTR+植骨术在下颌磨牙Ⅱ度根分叉病变中的再生治疗效果。

目的: 探索内镜下应用氩离子凝固术建立兔食管良性狭窄的方法，为后续研究食管狭窄的预防提供便捷、稳定的动物模型。方法: 雄性新西兰兔22只，完善X线下食管造影检查后随机分为3组，空白对照组(n=4)仅接受内镜下检查，实验Ⅰ组(n=9)和实验Ⅱ组(n=9)分别于内镜下应用30 W和50 W功率氩气刀对食管进行逐点、环周烧灼。术后第1、2、4周复查内镜，观察食管改变，并记录体重及精神状态。术后第4周完善X线下食管造影，测定食管狭窄处内径并计算狭窄指数；将所有实验动物处死后解剖获得食管标本，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并检测食管组织羟脯氨酸含量。结果: 空白对照组在实验后第4周时的体重较实验前明显增加[(4.13±0.25) kg vs. (3.10±0.39) kg，P < 0.05]，食管内径与实验前相比无明显变化[(12.89±0.83) mm vs. (12.83±1.07) mm，P＞0.05]。实验Ⅰ组在实验后第4周时与实验前相比，体重和食管内径均未见明显变化[(2.91±0.28) kg vs. (2.91±0.54) kg；(11.19±0.97) mm vs. (12.06±0.32) mm；P均＞0.05]；实验Ⅱ组在实验后第4周时与实验前相比，体重和食管内径均明显减小[(2.02±0.31) kg vs. (3.51±0.37) kg；(10.49±1.76) mm vs. (12.58±1.11) mm；P均＜0.05]。术后第4周的食管狭窄指数，实验Ⅱ组明显高于实验Ⅰ组(1.242±0.148 vs. 1.083±0.104，P＜0.05)。组织病理学评分和羟脯氨酸含量，实验Ⅰ组[2.55±0.52，(182.90±72.75) μg/g]和实验Ⅱ组[4.55±0.52，(210.81±54.28) μg/g]均较空白对照组[0，(91.37±29.74)μg/g]明显增加(P均＜0.05)。结论: 内镜下应用50 W功率氩气刀进行环周烧灼诱导雄性新西兰兔食管狭窄方法可行，深度可控，且可大量重复，该方案可为研究食管狭窄提供便捷、稳定的动物模型。

目的: 探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左肱动脉穿刺点使用血管缝合器处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21年1月至2023年5月接受TEVAR并行左肱动脉穿刺置鞘的9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肱动脉直径大于5 mm的患者27例，其左肱动脉穿刺点使用血管缝合器处理，另外64例患者的肱动脉直径小于5 mm，对其左肱动脉穿刺点行单纯压迫。对比两种穿刺点处理方法的围术期并发症以及长期结果。结果: 术后，血管缝合器组加压绷带的压迫时间显著减少(P＜0.001)，压迫相关的肢体麻木、疼痛、肿胀等不适症状的比例显著低于单纯压迫组(3.70% vs. 42.19%，P＜0.001)。血管缝合组住院期间发生急性肱动脉闭塞1例，需行肱动脉切开修复；单纯压迫组住院期间发生肱动脉穿刺点并发症4例，其中单纯血肿3例，行保守治疗，假性动脉瘤1例，需再次手术。两组早期穿刺点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70% vs. 6.25%，P=0.625)。所有患者平均随访(14±6)个月，两组患者均未发生左肱动脉穿刺点相关并发症。结论: TEVAR左肱动脉穿刺点采用血管缝合器处理是有效的，且长期效果满意，尤其适合用于血管直径大于5 mm的患者。

目的: 探讨脂肪酸结合蛋白6(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6，FABP6)基因长转录本在肾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ccRCC)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其作为潜在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的可能性。方法: 通过基因表达汇编(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和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后，筛选得到与ccRCC发生发展和预后相关的FABP6基因，并通过实验进一步确认其长短转录本的存在情况及表达模式。利用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PCR(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RT-qPCR)和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检测FABP6基因长短转录本在ccRCC细胞系和组织样本中的表达水平差异。构建FABP6基因长转录本过表达和敲低的ccRCC细胞系，并分别通过5-乙炔基-2’-脱氧尿苷(5-ethynyl-2’-deoxyuridine, EdU)增殖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评估FABP6基因长转录本对ccRCC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结果: 生物信息学数据库分析显示，FABP6基因在ccRCC细胞系和组织样本中的表达高于其正常对照细胞和组织样本(P=0.02)，并且其长转录本为主要表达形式(P=0.02)。RT-qPCR和蛋白免疫印迹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FABP6基因长转录本在ccRCC细胞系769P、A498、CAKI1、OSRC2、786O等中的表达水平高于短转录本。体外功能实验中，过表达FABP6基因长转录本促进ccRCC细胞的增殖能力；相反，敲低FABP6基因长转录本显著抑制ccRCC细胞的增殖能力，提示FABP6基因长转录本可能通过驱动细胞周期进程或调控相关增殖信号通路，在ccRCC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癌基因样的促进作用。结论: 系统报道了FABP6基因长转录本在ccRCC中特异性高表达，并通过功能增益和功能缺失实验证实了其促进ccRCC细胞增殖的关键作用，揭示了FABP6基因，尤其是其长转录本在ccRCC恶性进展中的重要新功能。

胃肝样腺癌(hepatoid adenocarcinoma of the stomach，HAS)是一种罕见且高度侵袭性的胃癌亚型，其组织学特征类似于肝细胞癌，并常伴有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显著升高。HAS预后极差，对于初始不可切除的HAS，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因此，转化治疗成为实现根治的关键策略。本文报道1例56岁男性患者，初诊为局部晚期、初始不可切除的HAS，伴有血清AFP升高。一线转化治疗采用奥沙利铂为基础的化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后续加用曲妥珠单抗，但治疗失败，疾病进展。肿瘤组织检测显示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扩增。随后启动二线高度个体化的联合方案，包括维迪西妥单抗(靶向HER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仑伐替尼(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及短期应用的卡培他滨。该方案持续降低患者血清AFP水平，并使原发肿瘤及转移淋巴结明显缩小，达到部分缓解，成功实现降期。随后患者成功接受R0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ypT1bN1期。术后继续给予2个周期相同靶向-免疫维持治疗，后因累积毒性转为观察随访。术后1年半随访，患者无肿瘤复发。本病例表明，对于化疗耐药、HER2阳性的HAS，采用以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为核心，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治疗的强效、分子导向策略，可有效克服治疗耐药，实现显著降期，并获得长期无病生存。

血小板减少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最常见的血液系统并发症之一。本文报道1例38岁的女性SLE患者，妊娠17周时出现重度血小板减少(9×10⁹/L)，实验室检查提示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 1 ∶ 320、补体C3下降、抗磷脂抗体升高，血管超声提升右下肢腘静脉血栓。骨髓穿刺示巨核细胞分化成熟障碍，诊断为SLE、继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抗磷脂综合征。病程中患者仅对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大剂量激素冲击有短暂应答(＜1周)，对常规剂量激素、免疫抑制剂(如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西罗莫司等)、生物制剂(如利妥昔单抗)以及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hrombopoietin receptor agonists，TPO-RAs)艾曲泊帕均无效。血小板长期波动于1×10⁹/L~10×10⁹/L，伴间断牙龈及阴道出血。最终，患者在接受阿伐曲泊帕治疗5 d后，血小板快速升至正常并长期稳定。本例提示，阿伐曲泊帕可作为传统治疗无效的难治性SLE合并血小板减少的有效挽救方案；不同类型TPO-RAs之间存在疗效差异，更换TPO-RAs类型可能获得良好效果。

胃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病例数及死亡数均居前列。随着腔镜技术和手术机器人系统的普及，胃癌外科已进入了微创时代。机器人胃癌根治术(robotic gastrectomy，RG)在复杂淋巴结清扫和消化道重建中展现出独特价值，且在减少术中失血、加快恢复速度和降低并发症方面相对腹腔镜胃癌根治术(laparoscopic gastrectomy，LG)更具有优势，但手术时间长和费用高仍是RG的劣势。目前，国内外指南均将RG纳入早期及部分局部进展期胃癌的治疗适应证，但强调需在经验丰富的医疗中心开展。同时，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ICG)近红外光成像示踪技术引导淋巴结清扫、减孔/单孔手术、5G远程手术及人工智能融合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正在推动RG向精准化和智能化发展。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临床研究和指南共识，重点评估RG的技术特点、学习曲线、短期/远期疗效和适应证扩展，分析其主要局限性，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讨论。

恶性肿瘤是一类以异常增殖和侵袭性生长为特征的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肿瘤细胞普遍存在瓦博格效应(Warburg effect)，即在有氧条件下仍进行高速糖酵解，产生大量乳酸。乳酸传统上被视为代谢废物，近年研究发现其不仅是重要的代谢物，更可作为信号分子，通过新型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乳酸化修饰，在基因表达和细胞功能调控中发挥核心作用。组蛋白乳酸化修饰的发现，揭示了细胞代谢状态与表观遗传调控间直接相连的全新机制。随后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证实，乳酸化修饰广泛存在于各类非组蛋白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方式。乳酸化修饰是由写入酶催化、消除酶去除的动态可逆过程。在恶性肿瘤中，乳酸化修饰通过作用于组蛋白和非组蛋白两大类底物，广泛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在表观遗传层面，组蛋白乳酸化重塑染色质状态，重编程基因表达；在功能层面，非组蛋白乳酸化直接调控信号通路关键蛋白、代谢酶和DNA修复因子的活性，二者协同驱动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塑、转移扩散、治疗抵抗及代谢异常等核心恶性表型。本文系统综述了乳酸化修饰的发现历程、分子机制，并重点阐述了其在肿瘤代谢、免疫及治疗抵抗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同时，探讨了针对乳酸化修饰的潜在治疗策略，包括调控乳酸代谢、干预修饰酶系统，以及开发特异性阻断工具。尽管该领域在酶的特异性和功能研究方面仍面临挑战，但针对乳酸化修饰的深入研究，为理解肿瘤代谢-表观遗传交叉对话提供了全新视角，并为开发创新的肿瘤诊断与治疗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胰腺腺鳞癌(pancreatic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PASC)是一种罕见的胰腺外分泌恶性肿瘤，兼具腺癌与鳞癌双重特征。相较于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PASC表现出更强的侵袭性与异质性，且患者预后更差。PASC的生物学行为特殊，目前临床缺乏特异性的术前诊断方法和针对性的治疗策略，临床治疗多沿用PDAC方案，患者生存获益有限。此外，PASC的细胞起源与演化路径、分子分型图谱也有待阐明。本文系统综述了PASC的流行病学与临床病理特征，并探讨含铂化疗方案、放疗及免疫治疗在改善患者预后方面的潜在价值，同时，总结了PASC在克隆起源模式、独特的基因组和转录组改变以及肿瘤微环境异质性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