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抑郁症状的流行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变化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城乡差异，不仅有利于了解抑郁症状在中国的流行趋势，而且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健康预防战略提供有利参考。方法: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对16 198名18岁以上中国居民进行单因素分析。人格特质有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神经质和开放性五个维度，按照2018年和2020年抑郁症状的变化情况将16 198名居民分为健康组、抑郁好转组、抑郁恶化组和持续抑郁组。控制性别和教育等因素后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人格特征是否与抑郁症状的改变相关，并分析了城乡差异在其中的交互作用。结果: 人格特质的五个维度均与抑郁症状的变化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而神经质和开放性呈正相关。城乡差异可以调节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神经质(OR = 1.14; 95%CI：1.00~1.30) 和抑郁好转组，以及尽责性(OR = 0.79；95%CI：0.68~0.93)和持续抑郁组之间表现出更强的相关性。结论: 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变化相关，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而神经质和开放性呈正相关。抑郁症状好转与神经质呈正相关，持续抑郁与尽责性呈负相关。农村居民的人格特征和持续性抑郁症状以及好转的抑郁症状之间有更强的联系，因此，在中国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干预和预防计划中，应该进一步考虑人格特质和具有城乡差异的特定策略；同时，本研究结果需要其他针对于独立人群的研究验证。

目的: 通过体外细胞实验探讨纳米二氧化钛颗粒(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TiO₂ NPs)对人肝癌细胞(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HepG2)中环状核糖核酸(circular ribonucleic acid，circRNA)表达谱的影响，并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TiO₂ NPs肝细胞毒性的潜在机制。方法: 分别从粒径、形状、团聚状态等方面对TiO₂ NPs进行表征，在暴露于0、1.56、3.13、6.25、12.5、25、50、100和200 mg/L TiO₂ NPs 24 h或48 h后，利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ell counting kit-8，CCK8)检测TiO₂ NPs对HepG2的细胞毒性。以0 mg/L(对照组)和100 mg/L(染毒组)的TiO₂ NPs处理HepG2细胞48 h后，收集细胞样本，提取RNA并进行测序。筛选出对照组和TiO₂ NPs染毒组之间的差异circRNA，通过多变量统计分析差异circRNA靶基因的富集通路。根据测序结果，筛选出显著改变的基因以及显著富集通路中的重要基因，对HepG2细胞进行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al-time RT-PCR)验证。结果: TiO₂ NPs为球形锐钛矿，在无血清培养基中的水合粒径为(323.50±85.44) nm，Zeta电位为(-21.00±0.72) mV。CCK8细胞毒性检测结果发现，随着TiO₂ NPs浓度的增加，细胞活力逐渐下降。RNA测序共发现11 478个circRNA，与对照组相比，TiO₂ NPs染毒组(100 mg/L)中共有89个差异circRNA，其中59个上调，30个下调。根据日本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富集分析，差异circRNA的靶向基因主要富集在脂肪酸降解、范可尼贫血(Fanconi anemia)通路以及脂肪酸代谢等通路上。Real-time RT-PCR验证结果显示，代表性差异circRNA(包括circRNA.6730、circRNA.3650和circRNA.4321)的相对表达量在TiO₂ NPs染毒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测序结果一致。结论: TiO₂ NPs可诱导circRNA表达谱发生改变，提示表观遗传学可能在肝细胞毒性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利用北京房山家系队列研究的基线调查数据，探索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对动脉僵硬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来自北京市房山区9个乡镇的先证者及其亲属作为研究对象，以吸烟、饮酒、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膳食评分和体力活动作为行为生活方式因素，以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rachial-ankle pulse wave velocity，baPWV)和踝肱指数(ankle-brachial index，ABI)作为动脉僵硬度评价指标，采用方差组分模型估计动脉僵硬度的遗传度，利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分析识别的阳性环境因素，进一步选取糖脂代谢通路上的45个基因位点作为候选基因位点，利用广义估计方程模型，探索基因位点与生活方式间的交互作用对动脉僵硬度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了来自3 225个家系的6 302名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56.9岁，男性占比45.1%。估计得到baPWV和ABI的遗传度分别为0.360(95%CI：0.302~0.418)和0.243(95%CI：0.175~0.311)。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结果显示，总体加性遗传效应与年龄、性别、膳食评分和BMI间存在交互作用，分别影响baPWV和ABI水平。以baPWV作为结局评价指标时，ADAMTS9-AS2基因上和CDH13基因上的2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位点均与膳食评分存在交互作用。高遗传风险的个体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降低其动脉僵硬程度。以ABI作为研究终点时，CDKAL1、ATP8B2和SLC30A8基因上的3个SNP位点与BMI存在交互作用，影响动脉僵硬度水平。对于高遗传风险的个体，保持健康的BMI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动脉僵硬度水平。结论: 本研究利用家系关系观察了基因型-健康膳食模式和基因型-BMI交互作用影响动脉僵硬度水平，发现5个SNP位点与二者存在交互作用；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BMI水平能够降低遗传因素对动脉僵硬度的影响，为识别动脉僵硬度的环境危险因素、制定人群精准预防控制策略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思路。

目的: 在学龄前儿童父母群体中检验中文版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questionnaire, ACE-IQ)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通过分层随机整群抽样，使用经跨文化调试得到的中文版ACE-IQ在北京市通州区6所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父母中开展调查，将调查数据随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数据(n=602)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条目筛选和结构效度评价，形成最终的中文版ACE-IQ；另一部分数据(n=700)用来对最终形成的中文版ACE-IQ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效标效度分析以及信度分析。同时，采用专家咨询法，对最终的中文版ACE-IQ进行内容效度评价。结果: 在删除集体暴力的4个条目后，25个条目的中文版ACE-IQ呈现七因子结构，即情感忽视、身体忽视、家庭功能不全、家庭暴力、身心虐待、性虐待和家庭外暴力。中文版ACE-IQ二元评分法总分与儿童期创伤问卷精简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aire-28 item short form, CTQ-SF，r=0.354，P < 0.001)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r=0.313，P < 0.001)的总分均成正相关。中文版ACE-IQ内容效度指数均为0.80~1.00，量表平均内容效度为0.984，中文版ACE-IQ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效标效度和内容效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18，分半信度Spearman-Brown系数为0.621，具有良好的信度。结论: 形成了25个条目、7个维度的中文版ACE-IQ，在中国学龄前儿童父母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学龄前儿童父母群体中童年不良经历的最低阈值评价。

目的: 分析不同生长模式与7~17岁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预防与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利用2012年卫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学生重大疾病防控技术和相关标准研制及应用”项目收集的数据，选择其中体格测量及血生化指标数据完整的10 176名7~17岁的中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生长模式与7~17岁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关系。结果: 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6.56%，其中男生为7.18%，女生为5.97%。迟缓性生长组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正常性生长组的1.42倍(95%CI：1.19~1.69)，追赶性生长组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正常性生长组的0.66倍(95%CI：0.53~0.82)；经性别、年龄等因素校正后，迟缓性生长组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为正常性生长组的1.25倍(95%CI：1.02~1.52)，追赶性生长组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与正常性生长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79, 95%CI：0.62~1.01)；分层分析显示，不同生长模式与代谢综合征的关联在7~12岁年龄组、城市和汉族学生群体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不同生长模式与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之间存在关联，迟缓性生长儿童青少年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高于正常性生长组，提示应当注意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及时纠正其迟缓性生长，预防不良健康结局的发生。

目的: 分析中国9~18岁儿童青少年室外夜间人工光(artificial light at night, ALAN)暴露与超重肥胖之间的关联。方法: 使用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开展的中国八省市5 540名9~18岁儿童青少年随访数据，根据学校地址确定经纬度，通过最近邻法提取116所学校所在位置的月平均夜光辐亮度，获得各学校的室外ALAN暴露平均值[单位为nW/(cm²·sr)]。超重肥胖结局指标共包含四项：基线超重肥胖、持续性超重肥胖、超重肥胖加重和超重肥胖发病。使用混合效应Logistic回归探究ALAN暴露水平(按照五分位数分为Q1~Q5组)和基线超重肥胖、持续性超重肥胖、超重肥胖加重和超重肥胖发病的关联，并使用自然三次样条函数探究ALAN暴露(连续型变量)与结局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结果: 儿童青少年基线超重肥胖、持续性超重肥胖、超重肥胖加重患病率及超重肥胖发病率分别为21.6%、16.3%、2.9%、12.8%。与ALAN暴露处于Q1组的儿童青少年相比，当ALAN暴露水平达到Q4或Q5时，ALAN暴露与基线超重肥胖关联的OR值才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90 (95%CI: 1.26~2.86)和1.77 (95%CI: 1.11~2.83)。与基线超重肥胖的结果类似，当ALAN暴露水平达到Q4或Q5时，其与持续性超重肥胖关联的OR值分别为1.89 (95%CI: 1.20~2.99)和1.82 (95%CI: 1.08~3.06)，但ALAN与超重肥胖加重和超重肥胖发病之间关联的效应值均无统计学意义。拟合自然三次样条函数显示，ALAN暴露水平与持续性超重肥胖之间存在非线性趋势。结论: ALAN与儿童青少年肥胖存在正向关联，ALAN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促进更倾向于累积效应而非即时效应，未来在关注儿童青少年常见的超重肥胖危险因素的同时，需要改善致超重肥胖人群的夜间光暴露环境。

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抑郁、社交焦虑的现状，并分析儿童青少年脂肪分布与抑郁和社交焦虑的关联。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纳入北京市7~18岁儿童青少年1 412名，使用双能X线吸收法获得其脂肪分布，使用儿童抑郁量表和儿童社交焦虑量表评价其抑郁和社交焦虑情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估计儿童青少年脂肪分布与其抑郁、社交焦虑的线性与非线性关联。结果: 13.1%和31.1%的儿童青少年分别存在抑郁症状和社交焦虑症状，且男生、低年龄组的抑郁和社交焦虑检出率显著低于女生、高年龄组。儿童青少年的总脂肪率、Android脂肪率、Gynoid脂肪率、Android与Gynoid脂肪比(Android-to-Gynoid fat ratio，AOI)与抑郁和社交焦虑不存在显著性线性关联，但总脂肪率和Gynoid脂肪率与抑郁的非线性关联显著，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切点分别为26.8%和30.9%。脂肪分布与抑郁、社交焦虑的关联在不同性别和高低年龄组间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儿童青少年的脂肪分布与抑郁和社交焦虑不存在显著性线性关联; 脂肪分布与抑郁呈现倒“U”型曲线，主要表现在总脂肪率和Gynoid脂肪率上，且这种趋势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上均表现出一致性。将儿童青少年的脂肪分布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是未来儿童青少年抑郁、社交焦虑防控关注的方向。

目的: 在我国儿童中探索DRD2基因rs2587552多态性与肥胖干预效果的关联，为将来开展基于遗传背景的个性化儿童肥胖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一项儿童肥胖干预研究的多中心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纳入北京地区8所小学的382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集唾液，提取DNA，检测DRD2基因rs2587552多态性，并分析基因与干预措施对儿童肥胖干预效果(包括体质量、体重指数、体重指数Z评分、腰围、臀围、腰臀比、腰围身高比和体脂百分比指标)的交互作用。结果: 干预组中未发现rs2587552多态性与儿童臀围和体脂百分比的变化相关(P>0.05)，而在对照组中，携带rs2587552位点A等位基因的儿童相比于非携带儿童，其臀围和体脂百分比升高更多(P < 0.001)。DRD2基因rs2587552多态性与干预措施对儿童臀围和体脂百分比存在交互作用(P分别为0.007和0.015)。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携带A等位基因的儿童相比于非携带儿童，臀围下降(-1.30 cm，95%CI：-2.25~-0.35，P=0.007)，体脂百分比下降(-1.34%，95%CI：-2.42~-0.27，P=0.015)。显性与加性遗传模型的结果较为一致(臀围下降：-0.66 cm，95%CI：-1.28~-0.03，P=0.041;体脂百分比下降：-0.69%，95%CI：-1.40~0.02，P=0.056)。未发现rs2587552多态性与干预措施对其他儿童肥胖相关指标存在交互作用(P>0.05)。结论: 在DRD2基因rs2587552位点携带A等位基因的儿童对干预措施更加敏感，干预期间在臀围和体脂百分比指标上获得更多改善，提示未来可基于儿童rs2587552位点的基因型开展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干预。

目的: 探究应激性血糖升高与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 患者28 d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并比较不同应激性血糖升高指标的预测效能。方法: 以重症医学(Medical Information Mart for Intensive Care Ⅳ, MIMIC-Ⅳ) 数据库中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ICU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应激性血糖升高指标按照百分位数分为Q1(0~25%)、Q2(>25%~75%)、Q3(>75%~100%)组，以是否发生ICU内死亡及在ICU内接受治疗的时间为结局变量，以人口学特征、实验室指标、合并症等为协变量，利用Cox回归及限制性立方样条探究应激性血糖升高和ICU患者28 d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评价不同应激性血糖升高指标的预测效能，应激性血糖升高指标包括应激性血糖升高比值(stress hyperglycemia ratio, SHR) 1、SHR2、血糖间隙(glucose gap, GG); 进一步将应激性血糖升高指标纳入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Oxford acute severity of illness score, OASIS)，探究其改善评分的预测效能，即采用AUC评估评分区分度，AUC越大表明评分区分度越好，采用Brier score评价评分校准度，Brier score越小，表明评分校准度越好。结果: 共纳入5 249例ICU患者，其中发生ICU内死亡的患者占7.56%。调整混杂因素后的Cox回归分析结果表明，SHR1、SHR2和GG的最高组Q3与最低组Q1相比，ICU患者28 d全因死亡HR(95%CI)分别为1.545(1.077~2.217)、1.602(1.142~2.249)和1.442(1.001~2.061)，且随着应激性血糖升高指标的增加，ICU患者死亡风险也逐渐增加(P_trend < 0.05)。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表明，SHR和28 d全因死亡风险之间呈线性关系(P>0.05)。SHR2和GG的AUC显著高于SHR1: AUC_SHR2=0.691(95%CI: 0.661~0.720)，AUC_GG=0.685(95%CI: 0.655~0.714)，AUC_SHR1=0.680(95%CI: 0.650~0.709)，P < 0.05。将SHR2纳入OASIS评分中，能显著提高评分的区分度和校准度：AUC_OASIS=0.820(95%CI: 0.791~0.848)，AUC_OASIS+SHR2=0.832(95%CI: 0.804~0.859)，P < 0.05; Brier score_OASIS=0.071，Brier score_OASIS+SHR2= 0.069。结论: 应激性血糖升高与ICU患者28 d全因死亡风险密切相关，可为重症监护患者的临床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

目的: 通过中介检验探究自我效能在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行为间的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病程患者间的差异。方法: 以2022年7—9月在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四家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489例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一般资料调查表、糖尿病自我管理量表、中文版糖尿病授权简化量表、糖尿病自我效能量表进行调查。采用线性回归模型、Sobel检验、Bootstrap检验，在软件Stata 15.0中进行中介检验，并根据病程是否>5年，划分不同病程组别，进行亚组分析。结果: 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得分为6.16±1.41，自我管理能力得分为3.99±0.74，自我效能得分为7.05±1.90。自我效能与自我管理能力(r=0.33)以及自我管理行为(r=0.47)呈正相关(P均 < 0.01)。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在自我管理能力对自我管理行为的总效应中占38.28%，且在血糖监测(43.45%)和饮食控制(52.63%)行为中占比很高。病程≤ 5年的患者，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40.99%，而对于病程> 5年的患者，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9.20%。结论: 自我效能增强了自我管理能力对2型糖尿病患者行为的影响，并且对于病程较短患者来说，这种正向影响更显著。应针对患者的患病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提升患者自我效能与自我管理能力，激发患者的内在行动力，促进其自我管理行为的养成，并形成疾病管理更加稳定、长效的机制。

目的: 探索2型糖尿病患者中使用二甲双胍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方法: 基于“北方农村地区居民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家系队列”工作，采用队列研究设计，选取北京市房山区2 625例2型糖尿病患者，按照进入队列时是否使用二甲双胍，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比较不同组别随访过程中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情况。使用二甲双胍的研究对象首先与所有未使用二甲双胍者进行比较，然后进一步分别与未使用降糖药者及使用其他降糖药者进行比较。结果: 纳入的2型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为(59.5±8.7)岁，男性占41.9%。中位随访时间为4.5年，共发生84例缺血性脑卒中，粗发病率为6.4(95%CI: 5.0~7.7)/1 000人年。研究对象中有1 149例使用二甲双胍，1 476例未使用二甲双胍(其中593例使用其他降糖药物，883例未使用降糖药物)。与未使用二甲双胍者相比，使用二甲双胍者发生缺血型脑卒中的风险比(hazard ratio, HR)为0.58(95%CI: 0.36~0.93; P=0.024)。与使用其他降糖药组相比，HR为0.48(95%CI: 0.28~0.84; P < 0.01);与未使用降糖药组相比，HR为0.65(95%CI: 0.37~1.13; P=0.13)。在≥60岁患者中，与所有未使用二甲双胍者及使用其他降糖药者比较，二甲双胍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HR: 0.48, 95%CI: 0.25~0.92; P < 0.05)。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中，二甲双胍使用和较低的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相关(HR: 0.32, 95%CI: 0.13~0.77; P < 0.05);在血糖控制不良的患者中，该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HR: 0.97, 95%CI: 0.53~1.79; P>0.05);血糖控制与二甲双胍的使用对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存在交互作用(P_交互 < 0.05)。结论: 在我国北方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二甲双胍的使用和较低的缺血性脑卒发病风险相关; 血糖控制水平和二甲双胍使用对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目的: 探讨抑郁症状与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风险对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发生的联合影响。方法: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库中的2011年基线数据和2013年、2015年、2018年随访队列数据，对2011年基线抑郁症状、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风险分布特征进行描述，采用Cox生存分析模型分析抑郁症状和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风险对CVD的单独、独立和联合关联。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9 412例，基线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4.7%，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中高风险比例为13.62%。平均随访6.19(6.19±1.66)年中，总计观察58 258人年，1 401例中老年人发生了心血管疾病，发病密度为24.048/千人年。调整因素后，单独影响中，有抑郁症状者的CVD发生危险高(HR=1.263，95%CI: 1.133~1.408)，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中高风险者的CVD发生危险高(HR=1.892，95%CI: 1.662~2.154)。独立影响因素中，有抑郁症状者CVD发生危险高(HR=1.269，95%CI: 1.138~1.415)，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中高风险者的CVD发生危险高(HR=1.898，95%CI: 1.668~2.160)。联合影响结果显示有抑郁症状且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低风险、无抑郁症状且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中高风险、抑郁症状合并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中高风险人群发生CVD分别是无抑郁症状且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低风险人群的1.390、2.149、2.339倍(P < 0.001)。结论: 缺血性心血管疾病10年中高风险人群叠加抑郁症状会加剧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结合实际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和生理指标健康管理的同时，应重视中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干预。

目的: 开发和验证乳腺癌患者新发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3年预测模型。方法: 基于内蒙古区域医疗数据，纳入接受抗肿瘤治疗的18岁以上乳腺癌女性患者。多因素Fine & Gray模型纳入预测因子后，使用Lasso回归筛选变量，在训练集上拟合Cox比例风险、Logistic回归、Fine & Gray、随机森林和XGBoost模型，在测试集上分别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和校准曲线评价模型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 共纳入19 325例接受抗肿瘤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平均年龄(52.76±10.44)岁，中位随访时间1.18年[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2.71]。7 856例患者(40.65%)在乳腺癌诊断3年内发生CVD。Lasso回归筛选的预测因子为乳腺癌诊断年龄、居住地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肿瘤分期、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及脑血管疾病既往史、手术类型、化疗类型、放疗类型。不考虑生存时间时，XGBoost模型的AUC显著高于随机森林模型[0.660 (95%CI：0.644~0.675) vs. 0.608 (95%CI：0.591~0.624), P < 0.001]和Logistic回归[0.609 (95%CI：0.593~0.625), P < 0.001]，Logistic回归和XGBoost模型的校准度更好。考虑生存时间时，Cox比例风险模型和Fine & Gray模型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600 (95%CI：0.584~0.616) vs. 0.615 (95%CI：0.599~0.631), P=0.188]，但Fine & Gray模型的校准度更好。结论: 基于区域医疗数据建立乳腺癌新发CVD的预测模型具有可行性。不考虑生存时间时，Logistic回归和XGBoost模型的预测性能更好；考虑生存时间时，Fine & Gray模型的预测性能更好。

目的: 在中国鄞州电子健康档案研究(Chines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Research in Yinzhou，CHERRY)中，比较实施不同指南推荐的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病一级预防策略预期的获益与风险。方法: 采用马尔可夫(Markov)模型模拟所比较的不同策略：策略①：对40~69岁心血管病高风险人群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干预(2020年《中国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指南》)；策略②：对40~59岁心血管病高风险人群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干预(2022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病一级预防的推荐声明》)；策略③：对40~69岁心血管病高风险且基线血压控制良好(150/90 mmHg以下)的人群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干预(2019年《中国心血管病风险评估和管理指南》)。循环周期设为1年，模拟10年，获益指标包括增加的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和每预防一例缺血性事件的需治疗人数(number needed to treat, NNT)，风险指标包括每增加一例出血性事件的需应对危害人数(number needed to harm, NNH)，计算人群净获益(可预防的缺血性事件数减去增加的出血性事件数)及其NNT。结果: 共纳入212 153名研究对象，采用策略①~③进行阿司匹林干预的人数分别为34 235、2 813和25 111。策略③预期增加的QALY最多，为403[95%不确定性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 UI)：222~511]年，其获益指标的NNT仅比策略①增加了4(95%UI：3~4)人，但风险指标的NNH增加了39(95%UI：19~132)人，显示策略③的安全性更好。三种策略净获益的NNT分别为131(95%UI：102~239)人、256(95%UI：181~737)人和132(95%UI：104~232)人，在净获益效率相似时，QALY和安全性更好的策略③具有优势。结论: 采用三种策略在CHERRY人群中均能获得净获益，相比之下考虑血压控制水平的策略可兼顾效果获益与安全性风险，并获得较好的干预效率。

目的: 探究室内总挥发性有机物(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短期暴露与年轻女性夜间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的关联。方法: 采用定组研究设计，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期间对北京市某高校50名年轻女性进行两次重复调查。每次调查期间，使用室内空气质量检测仪对研究对象室内TVOC浓度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湿度、噪声、二氧化碳和颗粒物浓度分别采用温湿度仪、噪声监测仪、二氧化碳仪及多通道颗粒物监测仪进行实时监测，并采用12导联动态心电图仪测量HRV指标。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TVOC与HRV指标的关联及暴露-反应关系，并使用双污染物模型检验结果的稳定性。结果: 50名女性的平均年龄为(22.5±2.3)岁，平均体重指数为(20.4±1.9) kg/m²。研究期间室内TVOC浓度的中位数(四分位间距)为0.069(0.046) mg/m³，室内温度、相对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噪声水平及细颗粒物浓度的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分别为24.3(2.7) ℃、38.5%(15.0%)、0.1%(0.1%)、52.7(5.8) dB(A)及10.3(21.5) μg/m³。室内TVOC短期暴露与研究对象HRV的时域及频域指标改变显著相关，且多数HRV指标发生最显著改变的暴露时间窗为1 h。室内TVOC的1 h滑动平均浓度每增加0.01 mg/m³，研究对象心跳间期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all normal to normal intervals，SDNN)、连续5 min心跳间期平均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average normal to normal intervals，SDANN)及相邻心跳差值超过50 ms与总正常心跳间距个数比值(percentage of adjacent normal to normal intervals differing by more than 50 ms，pNN50)分别降低1.89%(95%CI：-2.28%~-1.50%)、1.92%(95%CI：-2.32%~-1.51%)及0.64%(95%CI：-1.13%~-0.14%)，而总功率(total power，TP)、极低频功率(very low frequency power，VLF)及低频功率(low frequency power，LF)分别降低3.52%(95%CI：-4.30%~-2.74%)、5.01%(95%CI：-6.21%~-3.79%)及4.36%(95%CI：-5.16%~-3.55%)。暴露-反应关系曲线显示，当浓度超过0.1 mg/m³时，室内TVOC与SDNN、SDANN、TP、VLF线性负相关。双污染物模型提示，在控制室内噪声及细颗粒物因素后上述结果稳健。结论: 室内TVOC短期暴露与年轻女性的夜间HRV改变存在负相关，本研究为相关防控措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目的: 探索自然受孕、单胎妊娠、阴道自然分娩妇女围受孕期服用叶酸或含叶酸的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与早产发生风险的关联。方法: 基于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系统和医院信息系统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自然受孕、单胎妊娠、在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进行产前保健并阴道自然分娩的16 332名孕产妇的信息，将妇女服用营养补充剂的开始时间与频率相结合形成依从性得分。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妇女围受孕期是否服用单纯叶酸片(folic acid，FA)或含叶酸的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multiple-micronutrients containing folic acid，MMFA)、服用方式、服用依从性得分与早产率的关系。结果: 研究人群的早产率(孕周 < 37周)为3.8%，平均孕龄为(38.98±1.37)周，其中，有6 174(37.8%)名妇女在围受孕期服用了FA，8 646(52.9%)名服用了MMFA，1 512(9.3%)名未服用任何营养补充剂。与未服用营养补充剂的妇女相比，服用FA或MMFA与早产的关联没有统计学意义[调整后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aOR)=1.01，95%CI：0.74~1.37]，服用营养补充剂的种类、开始服用时间及频率与早产的关联也未见统计学意义；同样，也未发现围受孕期服用营养补充剂的依从性得分与早产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尚未发现自然受孕、单胎妊娠、阴道自然分娩的妇女在围受孕期服用FA或MMFA与早产之间的关联，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的多中心、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或随机对照研究来论证妇女围受孕期服用FA或MMFA与早产之间的关联。

目的: 描述中国山东某县女性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长期趋势。方法: 应用研究地区婚前医学检查及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资料，研究1951—1998年出生女性月经初潮年龄及1951—1975年出生女性绝经年龄长期变化趋势。采用Joinpoint回归确定初潮年龄长期趋势有无拐点以及拐点年份，采用多因素加权Cox回归估计不同年代出生女性较早绝经平均风险比(average hazard ratios，AHR)。结果: 1951年和1998年出生女性平均初潮年龄分别为(16.43±1.89)岁和(13.99±1.22)岁，城镇女性低于农村女性，教育水平越高女性平均初潮年龄越低；Joinpoint回归发现1959年、1973年和1993年三个拐点年份，1951—1959年、1960—1973年和1974—1993年出生者初潮年龄分别年均减小0.03岁(P < 0.001)、0.08岁(P < 0.001)和0.03岁(P < 0.001)，1994—1998年出生者初潮年龄维持平稳(P=0.968)。与1951—1960年出生女性相比，1961—1965年、1966—1970年和1971—1975年出生者较早绝经风险总体上逐渐降低，绝经年龄呈现延迟趋势；分层分析显示，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者较早绝经风险逐渐降低，绝经年龄呈现明显延迟趋势，但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上者这一趋势并不明显，其中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者较早绝经风险先降后升，相应的AHR依次为0.90(0.66~1.22)、1.07(0.79~1.44)和1.14(0.79~1.66)。结论: 1951年以来出生女性初潮年龄逐渐下降，至1994年趋于平稳，40余年下降近2.5岁；1951—1975年出生女性绝经年龄总体上随时间推移而延迟，但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人群呈现先延迟而后提前的趋势。在婚育年龄推迟与人群生育力下降的双重背景下，应加强女性基础生殖健康状况尤其是较早绝经风险的评估与监测。

目的: 探索中国成都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简称“男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暴露前预防用药(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行为-认知偏差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以明确PrEP干预的重点人群并设计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来缩小这个偏差。方法: 在2021年11—12月期间开展了一项面向HIV阴性男同的横断面调查，由中国成都本地男同社区组织招募和筛选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PrEP认知和PrEP适用性评价指标等信息。遵循《中国HIV暴露前预防用药专家共识》，本研究中PrEP适用的高危行为学指标包括(在过去6个月有以下行为之一)：没有一直使用安全套、有HIV阳性性伴、确诊性传播疾病、药物滥用和使用过暴露后预防用药(post-exposure prophylaxis，PEP)。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变量分析。结果: 在纳入的622名研究对象中，52.6%(327/622)客观符合PrEP的高危行为学指标，但只有37.9%(124/327)认为自己是PrEP的适用对象，余下的62.1%(203/327)存在行为-认知偏差；85.9%(281/327)听说过PrEP，其中14.2%(40/281)以医务人员作为PrEP信息获取渠道。在327名行为导向PrEP使用适宜对象中，47.1%知晓如何获取PrEP药物，33.0%有过正规PrEP咨询经历，93.3%周围没有或少有使用PrEP的朋友，54.1%PrEP知识得分在8分及以上，66.7%报告过去6个月有2位及以上同性性伴。在控制年龄、研究对象招募来源等背景变量后，能够正确判断自身为PrEP使用对象(即不存在PrEP行为-认知偏差)的6个促进因素包括：PEP使用史[调整后的优势比(adjusted odds ratio，OR_A)=2.20，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33~3.63]、PrEP可及性(OR_A=1.69，95%CI：1.06~2.68)、认识更多正在使用PrEP的朋友(OR_A=4.92，95%CI：1.77~13.65)、PrEP知识(OR_A=2.21，95%CI：1.38~3.56)、多性伴关系(OR_A=1.77，95%CI：1.07~2.94)以及自评高HIV感染风险(OR_A=4.02，95%CI：1.73~9.32)。药物滥用和PrEP信息获取渠道等与PrEP行为-认知偏差无统计学关联。结论: 中国成都男同人群PrEP行为-认知偏差高。PrEP行为干预与促进项目应重点考虑辅助男同正确评估自身HIV感染风险，提升PrEP知识，提供规范PrEP咨询和培育男同社群同伴支持环境等。

目的: 分析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ngioimmunoblastic T-cell lymphoma，AITL)病理学特征、基因改变及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2007年6月至2021年11月明确诊断且有完整随访信息的AITL患者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病例进行形态学分型[Ⅰ型：淋巴结反应性增生(lymphoid tissue reactive hyperplasia，LRH)样；Ⅱ型：边缘区淋巴瘤(marginal zone lymphoma，MZL)样；Ⅲ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not specified，PTCL-NOS)样]。结合免疫组化染色评估肿瘤有无滤泡辅助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TFH)表型，生发中心(germinal center，GC)外滤泡树突细胞(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s，FDC)增生，Hodgkin和Reed-Sternberg (HRS)样细胞及大B(细胞淋巴瘤)转化；计数每个高倍视野(high power field，HPF)Epstein-Barr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阳性细胞含量；按需要完善T细胞受体(T-cell receptor，TCR) / 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基因重排检测和靶向外显子二代测序(targeted exome sequencing，TES)检测。结果: 共收集患者61例，形态分型Ⅰ型7例(11.4%)、Ⅱ型31例(50.8%)、Ⅲ型23例(37.8%)，51例(83.6%)具有明确TFH表型，有不同程度GC外FDC网架增生(中位20.0%)，14例(23.0%)有HRS样细胞，7例(11.5%)有大B转化。42.6%(26/61)的病例属于EBV高含量(＞10个/HPF)。TCR/IG重排分析57.9%TCR⁺/IG^-(11/19)，26.3%TCR⁺/IG⁺(5/19)，10.5%TCR^-/IG^-(2/19)，5.3%TCR^-/IG⁺(1/19)。TES检测RHOA突变66.7%(20/30)，IDH2突变23.3%(7/30)，TET2突变80.0%(24/30)，DNMT3A突变33.3%(10/30)。TES检测30例患者分为(1)IDH2和RHOA共突变组(7例)：Ⅱ型6例，Ⅲ型1例，具典型TFH表型，未见HRS细胞和大B转化；(2)单RHOA突变组(13例)：Ⅰ型1例，Ⅱ型6例，Ⅲ型6例，不具典型TFH表型5例，伴HRS细胞6例，伴大B转化2例，TCR^-/IG^- 1例, TCR^-/IG⁺ 1例，TCR⁺/IG⁺ 1例；(3)仅TET2和/或DNMT3A突变组(7例)：Ⅱ型3例，Ⅲ型4例，均具典型TFH表型，伴HRS细胞2例，伴大B转化2例；(4)无突变组(3例)，均为Ⅱ型，TFH表型典型，FDC网架增生，TCR^-/IG^- 1例。单因素生存分析证实EBV阳性细胞含量高为总生存和无进展生存的不良预后因素(P=0.017及P=0.046)。结论: AITL组织病理学难以诊断主要见于形态Ⅰ型，伴HRS样细胞，大B转化；此时TCR/IGH重排检测对诊断有帮助但价值有限；增加TES检测RHOA、IDH2、TET2、DNMT3A等基因突变可有效辅助AITL疑难病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肿瘤组织中EBV阳性细胞含量升高提示预后不良。

目的: 探讨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联合可扩张管状牵开器下肿瘤切除治疗脊柱转移瘤的临床疗效。方法: 对2017年6月至2019年10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接受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联合可扩张管状牵开器下肿瘤切除治疗的12例脊柱转移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收集患者围手术期临床资料、术后辅助治疗情况、生存期以及内固定失败情况，比较术前、术后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VAS)、卡氏(Karnofsky)评分和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的变化。结果: 所有患者均手术顺利，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和输血量分别为(247.0±14.6) min、(804.2±222.3) mL和(500.0±100.0) mL，平均伤口引流量为(240.8±79.3) mL，患者均在术后早期拔除引流管并下地活动，平均(3.2±0.3) d，术后平均住院(7.8±0.8) d。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6~30个月，平均生存期(13.6±2.4)个月。随访期间有2例患者出现螺钉移位，均获得有效治疗。术前VAS为(7.1±0.2)分，术后3个月和6个月分别为(2.3±0.1)分和(2.8±0.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前卡氏评分为(59.2±1.9)分，术后3个月和6个月分别为(75.0±1.9)分和(74.2±3.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前ECOG为(2.3±0.2)分，术后3个月和6个月分别为(1.7±0.1)分和(1.7±0.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严格把握适应证，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联合可扩张管状牵开器手术能够有效缓解脊柱转移瘤患者的临床症状并改善生活质量，临床疗效满意。

目的: 探索影响全内镜下突出腰椎间盘摘除术后患者功能状态的因素。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收集符合入选标准并且完成全部随访的96例患者的一般资料、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评分、广泛性焦虑障碍-7(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7，GAD-7)量表评分和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量表评分。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研究患者在术前及术后1、3、6个月的ODI评分变化，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索患者术后ODI评分的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患者术后6个月恢复正常工作状态的危险因素。结果: 患者整体术后功能状态有明显改善，其术后的功能状态与正在经历的疼痛强度呈高度正相关。影响术后功能状态的因素在不同康复时期有所不同，术后1个月和3个月时，影响术后功能状态的因素均为当前的平均疼痛强度；术后6个月时，影响术后功能状态的因素包括当前的平均疼痛强度、术前平均疼痛强度、性别和文化程度；影响患者术后6个月恢复正常工作状态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低龄、术前抑郁状态、术后3个月平均疼痛强度高。结论: 全内镜下突出腰椎间盘摘除手术治疗慢性腰腿痛具有较好的可行性；患者术后功能状态恢复过程中，医务人员除需要采取镇痛措施降低患者经历的疼痛强度外，还需要关注心理社会因素对术后功能状态的影响；女性、低龄、术前抑郁状态、术后3个月平均疼痛强度高的患者可能会延迟术后恢复正常工作状态的时间。

目的: 分析口腔急诊颌面部感染的病种构成、发病情况及临床特点，以指导口腔急诊颌面部感染的临床诊疗和预防。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就诊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急诊科有完整电子病历信息的口腔颌面部感染患者，总结口腔急诊颌面部感染患者的疾病构成、性别、年龄分布、累及牙位等。结果: 共纳入口腔颌面部感染患者8 277例，其中男性患者4 378例(52.9%)，女性患者3 899例(47.1%)，男女比例1.12:1。口腔急诊科常见颌面部感染疾病依次有牙周脓肿(3 826例，46.2%)、牙槽脓肿(3 537例，42.7%)、间隙感染(740例，9.0%)、唾液腺炎症(108例，1.3%)、面部疖痈(56例，0.7%)、颌骨骨髓炎(10例，0.1%)。不同疾病好发性别不同：牙周脓肿、间隙感染、面部疖痈好发于男性患者，男女比例分别为1.24:1、1.26:1、2.50:1；牙槽脓肿、唾液腺炎症、面部疖痈发病性别差异不明显，男女比例为0.98:1、0.96:1、0.7:1。口腔颌面部感染高发年龄段为5~9岁、24~67岁。不同疾病好发年龄不同：牙槽脓肿发病高发年龄段为5~9岁、27~67岁；牙周脓肿高发年龄段为30~64岁；间隙感染高发年龄段为21~67岁；唾液腺炎症、面部疖痈、颌骨骨髓炎病例数较少，无明显高发年龄段。在所有口腔颌面部感染患者中，口腔脓肿患者共7 363例(牙周脓肿患者3 826例，牙槽脓肿患者3 537例)，占比88.9%，共累及7 999颗患牙，其中乳牙717颗，恒牙7 282颗。牙周脓肿通常发生于恒牙，其中以上下颌磨牙最易受累；牙槽脓肿在乳牙和恒牙中均有发生，好发于乳磨牙、上颌乳中切牙，以及上下颌第一恒磨牙。结论: 了解口腔急诊常见颌面部感染的发病情况，有利于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正确处置，也有助于对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性别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宣教，预防疾病发生。

目的: 利用三维有限元分析方法分析基台边缘-牙冠的平台转移结构中粘接剂溢出的情况，旨在验证基台边缘-牙冠的平台转移结构在种植修复粘接固位中是否具有减小粘接剂流入深度的作用。方法: 利用ANSYS 19.0软件建立两个模型，一个是传统边缘及牙冠(模型一，常规组)，另一个是具有基台边缘-牙冠平台转移结构的边缘及牙冠(模型二，平台转移组)。两个模型中基台的周围均包绕着牙龈组织，边缘均位于龈下1.5 mm。利用ANSYS 19.0软件对两个模型进行双向流固耦合计算。在两个模型中，相同量的粘接剂充填于牙冠内侧壁及基台之间的间隙内，牙冠在基台上方约0.6 mm时开始进行模拟粘接的过程。牙冠匀速下落，用时为0.1 s。观察0.025 s、0.05 s、0.075 s、0.1 s时粘接剂溢出的情况，并测量0.1 s时粘接剂没过边缘的深度。结果: 在0 s、0.025 s、0.05 s时，两组模型中的粘接剂均在基台边缘以上。在0.075 s时，模型一中，牙龈被粘接剂挤压发生形变，与基台之间的间隙增加，粘接剂开始流入该间隙内；模型二中，由于牙冠颈部缩窄，粘接剂只受到来自牙龈和基台边缘向上的反作用力而向上溢出。在0.1 s时，模型一中，粘接剂由于受重力和压力的作用继续流入深处，没过基台边缘深度为1 mm；模型二中，粘接剂延续0.075 s时的状态，继续向外溢出，没过基台边缘深度为0 mm。结论: 在牙龈贴着基台的情况下，基台边缘-牙冠的平台转移结构在种植修复粘接固位中能有效减小粘接剂的流入深度。

目的: 比较在逆行输尿管软镜治疗1~2 cm输尿管上段结石过程中应用主动迁移技术与原位碎石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取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收治的1~2 cm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共9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原位碎石技术组(A组)45例和主动迁移技术组(B组)45例。所谓主动迁移技术是通过体位变化、水流冲刷、激光冲击或网篮移位等手段的辅助，将结石重新放置于便于碎石的肾盏内，再进行激光碎石和取石。收集患者术前、术中和术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A组患者年龄(51.6±14.1)岁，其中男性34例、女性11例；结石直径为(1.48±0.24) cm，结石密度(897.8±175.9) Hu；结石位于左侧26例、右侧19例；肾积水程度：无肾积水8例，Ⅰ度肾积水20例，Ⅱ度肾积水11例，Ⅲ度肾积水6例。B组患者年龄(51.8±13.7)岁，其中男性30例、女性15例；结石直径(1.52±0.22) cm，结石密度(964.6±214.2) Hu；结石位于左侧22例、右侧23例；肾积水程度：无肾积水10例，Ⅰ度肾积水23例，Ⅱ度肾积水8例，Ⅲ度肾积水4例。两组患者的一般参数和结石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A组和B组患者手术时间分别为(67.1±16.9) min和(72.2±14.8) min，碎石时间分别为(38.0±13.2) min和(40.6±12.6) min，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后4周A组和B组清石率分别为86.7%和97.8%，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并发症方面，A组出现血尿25例、疼痛16例、膀胱痉挛10例、轻度发热4例，B组出现血尿22例、疼痛13例、膀胱痉挛12例、轻度发热2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应用主动迁移技术治疗1~2 cm的输尿管上段结石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