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鉴定肾癌细胞中由染色体14q23上相邻基因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和小核RNA激活复合多肽(small nuclear RNA activating complex polypeptide 1, SNAPC1) 形成的转录通读RNA及转录通读环状RNA(read-through circular RNA HIF1α-SNAPC1, rt-circ-HS)，研究rt-circ-HS在肾癌细胞及组织样本中的表达、对肾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其亲本分子HIF1α的调控机制。方法: 逆转录PCR(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和Sanger测序检测不同肿瘤细胞中由HIF1α-SNAPC1形成的转录通读RNA和rt-circ-HS的表达。构建不同类型的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组织芯片共437例，用原位杂交检测rt-circ-HS表达。采用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ence RNA，si-RNA)和人工过表达质粒干预rt-circ-HS，用细胞计数实验(cell counting kit 8，CCK8)、EdU掺入实验、Transwell细胞迁移和细胞侵袭实验分别检测rt-circ-HS对肾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用RT-PCR和Western blot验证干预rt-circ-HS对亲本分子HIF1α和SNAPC1表达的影响。构建包含rt-circ-HS、HIF1α 3′端非翻译区(3′ untranslated region, 3′ UTR)与微小RNA 539(microRNA 539，miR-539)结合序列的野生型和突变型质粒，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rt-circ-HS、HIF1α 3′ UTR与miR-539的结合。结果: 发现一个新的rt-circ-HS，由HIF1α外显子(exon) 6-SNAPC1 exon 2转录通读本产生，在肾癌细胞786-O中高表达。Sanger测序证实rt-circ-HS全长1 144 nt，包括HIF1α exon 2-exon 6和SNAPC1 exon 2-exon 4，是一个新的转录通读环状RNA。原位杂交结果显示，rt-circ-HS在RCC中阳性表达率为67.5%(295/437)，在不同类型RCC中表达率不同。发现miR-539是HIF1α的转录后负调控分子；rt-circ-HS作为分子海绵与miR-539结合，竞争性抑制miR-539与HIF1α 3′ UTR的结合，解除其对HIF1α的转录后负调控作用，促进亲本分子HIF1α表达及肾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结论: rt-circ-HS作为分子海绵结合miR-539，抑制其对HIF1α的负调控作用，促进亲本分子HIF1α表达及肾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法检测MDM2和DDIT3基因在各亚型脂肪肉瘤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病理科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诊断的62例脂肪肉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所有病例进行了MDM2基因扩增FISH检测，其中48例进行了DDIT3基因断裂FISH检测，观察MDM2和DDIT3基因信号改变模式，并综合临床病理学特征确诊不同亚型脂肪肉瘤。结果: 62例患者以男性多见(男: 女=1.75:1)，中位年龄59(31~89)岁。脂肪肉瘤组织学亚型包括20例非典型脂肪瘤性肿瘤/高分化脂肪肉瘤(atypical lipomatous tumour/well 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ALT/WDLPS)、26例去分化脂肪肉瘤(de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 DDLPS)、13例黏液样脂肪肉瘤(myxoid liposarcoma, MLPS)和3例多形性脂肪肉瘤(pleomorphic liposarcoma, PLPS)，其中23例(23/26)DDLPS和8例(8/20)WDLPS位于腹膜后，而MLPS和PLPS则均不位于腹膜后。肿瘤发生部位在不同亚型脂肪肉瘤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组织形态学上，各亚型脂肪肉瘤均可见多少不等的黏液样间质，且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MDM2基因扩增见于所有ALT/WDLPS和DDLPS(均为100%，20/20及26/26)；DDIT3分离探针典型信号表现为基因断裂/易位，仅见于MLPS(100%，13/13)，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探针还可出现非典型信号(端粒侧信号簇状扩增)，比较常见，包括绝大多数DDLPS(96.2%, 25/26)和ALT/WDLPS(83.3%，5/6，探针只随机检测6例)。对照分析探针说明书上的设计图，DDIT3分离探针之红绿色探针并未覆盖DDIT3基因本身，而是跨越了DDIT3基因，且探针端粒侧红色探针覆盖了CDK4基因，而DDIT3基因与CDK4基因距离很近，因此，当DDIT3分离探针端粒侧出现簇状扩增信号，提示CDK4基因扩增而非DDIT3基因断裂。随机挑选10例出现这种非典型信号的病例，以FISH法进一步应用CDK4和DDIT3计数探针进行验证，证实为CDK4基因扩增(100%，10/10)，其中2例同时检测到DDIT3基因扩增(20%，2/10)；DDIT3分离探针还存在另一种少见的非典型信号，即基因拷贝数增加(黄色融合信号数目≥3个)，对应形态学表现为多形性和预后差，见于1例DDLPS和2例PLPS。结论: 利用FISH技术观察MDM2和DDIT3基因信号改变模式时, 需要注意对非典型信号做出正确判读，并结合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才能对不同亚型脂肪肉瘤做出正确诊断，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

目的: 探讨甲状腺结节粗针穿刺活检(core needle biopsy, CNB)的病理诊断规范以及生物标记物在辅助良恶性肿瘤鉴别中的应用, 在此基础上分析甲状腺结节CNB的恶性确诊效率和临床价值。方法: 从2015—2020年以甲状腺结节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例中筛选出既有术前CNB又有匹配的手术标本的病例, 共598例。CNB样本的诊断, 遵循韩国内分泌病理学甲状腺粗针穿刺工作组推荐的甲状腺粗针穿刺活检病理分类标准: Ⅰ级, 不具有诊断价值; Ⅱ级, 良性; Ⅲ级, 不确定; Ⅳ级, 滤泡肿瘤; Ⅴ级, 可疑恶性; Ⅵ级, 恶性。本组中共有40例CNB Ⅲ级的病例, 进一步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和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IHC采用抗体CK19、Galectin-3、HBME-1和CD56。NGS采用OncoAim^?甲状腺癌多基因检测试剂盒, 共检测26个基因, 覆盖甲状腺癌常见的基因突变。以术后诊断为金标准, 分析CNB术前确诊恶性的效率, 以及生物标记物辅助CNB Ⅲ级病例良恶性鉴别的效率。结果: 598例患者中, Ⅰ级0例, Ⅱ级40例, Ⅲ级40例, Ⅳ级32例, Ⅴ级35例, Ⅵ级451例。CNB Ⅳ级的病例术前确诊滤泡性肿瘤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为100.00%;CNB Ⅴ~Ⅵ级的病例术前确诊恶性的灵敏度为94.55%, 特异度为100.00%;CNB Ⅱ级的病例术前确诊良性的灵敏度为75.00%, 特异度为99.80%。生物标记物辅助CNB Ⅲ级病例确诊恶性的效率为: 将检测到"致病性"和"可疑致病性"突变定义为NGS阳性, 可获得96.30%的灵敏度和92.31%的特异度; 将CD56阴性或CD56阳性的同时其他三个标记物均阳性定义为IHC阳性, 可获得81.48%的灵敏度和92.30%的特异度。结论: 韩国甲状腺粗针穿刺活检病理分类标准兼顾了CNB样本的组织学特殊性和临床医生的习惯, 具有可操作性强、术前确诊率高、临床参考价值大的优点, 值得推广。遵循该分类标准, Ⅳ级的病例均应进一步手术切除, 鉴别良恶性; Ⅴ~Ⅵ级的病例推荐遵循恶性肿瘤的处理原则; Ⅱ级的病例绝大部分可安心随访, 极个别B超检查高度怀疑恶性者可考虑再次活检; Ⅲ级的病例应用生物标记物可高效辅助良恶性的鉴别诊断。

目的: 新型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抗体偶联药物临床试验的成功, 使HER2低表达乳腺癌是否将成为新的乳腺癌类型而受到关注。本研究分析比较HER2低表达与HER2零表达两组乳腺癌患者间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数据, 探讨其临床生物学上的差异性。方法: 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疾病中心收治的1 250例女性原发性非转移性乳腺癌中, 969例HER2阴性(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评分为0、1+、2+, 且荧光原位杂交未扩增), 分析其中HER2低表达(1+或2+且荧光原位杂交未扩增)和HER2零表达(0分)两组患者间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情况。对两组患者进行无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预后评价, 采用Kaplan-Meier曲线计算生存率, 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差异, 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预后影响因素。采用双侧检验,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969例HER2阴性乳腺癌中, HER2低表达者606例(62.54%)、HER2零表达者363例(37.46%)。与HER2零表达组相比, HER2低表达组的N分期(P=0.001)和TNM分期更高(P=0.044), 非特殊型组织学类型占比(82.7% vs. 79.1%, P=0.009)和组织学分级更高(P=0.048), 激素受体阳性率偏高(83.2% vs. 75.2%, P=0.003), Ki-67增殖指数>30%者的比例偏低(30.4% vs. 36.6%, P=0.044)。两组间DFS及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969例患者中, 激素受体阳性777例, 激素受体阴性(即三阴性乳腺癌)192例。激素受体阳性的777例中, HER2低表达504例(64.9%), HER2零表达273例(35.1%), 两组比较, HER2低表达组的发病年龄小(P=0.016), 未绝经者占比高(P=0.029), 淋巴结受累更多(P=0.002), TNM分期更高(P=0.031), 小叶癌和黏液癌组织学类型较少见(3.6% vs. 7.3%, 4.8% vs. 10.6%, P < 0.001), DFS和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92例激素受体阴性(三阴性乳腺癌)中, HER2低表达102例(53.1%), HER2零表达90例(46.9%), 两组比较, HER2低表达组的发病年龄大(P=0.001), 未绝经所占比例低(P=0.029), 组织学分级更低(P < 0.001), Ki-67增殖指数更低(P < 0.001), 雄激素受体阳性率高(58.8% vs. 34.4%, P < 0.001), DFS比较好(P=0.038), 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HER2低表达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约一半的比例, 发病远高于HER2阳性乳腺癌, 其临床病理特征存在异质性, 激素受体表达状态对HER2低表达乳腺癌的临床生物学有影响。

目的: 对比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 评估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 EMC)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改变的特点。方法: 收集228例EMC和770例CRC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方法检测错配修复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 dMMR)蛋白表达缺失, 采用PCR及毛细管电泳片段分析法检测MSI(MSI-PCR), MSI-PCR采用5个单核苷酸位点(BAT-25、BAT-26、NR-21、NR-24和MONO-27)。结果: EMC中, 27.19%(62/228例)为dMMR, 显著高于CRC(7.79%, 60/770例), 且4例dMMR-EMC和2例dMMR-CRC呈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 MMR)蛋白亚克隆表达。MSI-PCR检测依据显著微卫星变换判读标准, EMC的结果显示: 16.23%(37/228例)为高度MSI, 2.63%(6/228例)为低度MSI, 81.14%(185/228例)为微卫星稳定型, MMR-IHC与MSI-PCR两种评估方法的不一致率为11.84%(27/228例); CRC的结果显示: 8.05%(62/770例)为高度MSI, 0.13%(1/770例)为低度MSI, 91.82%(707/770例)为微卫星稳定型, 两种评估方法的不一致率仅为0.52%(4/770例)。而依据微小微卫星变换结果判读, 12例EMC发现微小微卫星变换(8例dMMR/微卫星稳定型和4例dMMR/低度MSI), 被评估为dMMR/高度MSI, 因此, 高度MSI型EMC为21.49%(49/228例), 两种方法的不一致率降至6.58%(15/228例)。CRC中未见微小微卫星变换。与显著微卫星变换EMC组相比, 微小微卫星变换EMC组的患者年龄偏小, 肿瘤分化更好, 国际妇产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分期更早。两组间组织学类型及FIGO分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P=0.006)。结论: EMC易发生微小微卫星变换, MSI-PCR检测结果的判读不应忽视微小微卫星变换, MMR-IHC和MSI-PCR互补联合检测是捕获dMMR肿瘤最敏感和特异的方法。

目的: 总结肛管直肠黏膜黑色素瘤(anorectal mucosal melanoma, ARMM)的临床病理特征, 分析其预后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2018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原发性ARMM手术切除标本共68例, 复阅病理切片评估病理特征, 分期采用Slingluff分期法。结果: (1) 临床特征: 患者诊断时中位年龄61.5岁, 男女比例1 ∶1.62, 首发临床表现最常见的是便血(49例); 肿瘤部位最常见的是肛管直肠(66.2%), 其次为直肠(20.6%); 诊断时分期为Ⅰ期28例(局限期, 41.2%), Ⅱ期25例(区域淋巴结转移期, 36.8%), Ⅲ期15例(远处转移期, 22.1%); 5例行局部扩大切除术, 其余为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48例术后接受了辅助治疗。(2)病理特征: 大体检查88.2%为隆起型肿块, 肿瘤中位最大径3.5 cm, 中位厚度1.25 cm, 黏膜肌以下浸润深度0~5.00 cm(中位1.00 cm); 肿瘤浸润达固有肌层者27例, 达肠周脂肪组织者16例; 67.6%为无色素性或色素不明显; 细胞形态最常见的是上皮样(45例, 66.2%); 89.7%有溃疡形成, 35.3%可见坏死, 55.9%有血管淋巴管侵犯, 30.9%有神经周围侵犯, 核分裂象计数中位值18/mm²;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S100、HMB-45和Melan-A阳性率分别为92.0%、92.6%、98.0%, Ki-67增殖指数中位值50%;53例进行了CKIT、BRAF及NRAS基因突变检测, 突变率分别为17.0%(9例), 3.8%(2例), 9.4%(5例)。(3)预后: 66例患者获得了随访资料, 中位随访17个月, 中位生存时间17.4个月, 1年、2年、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76.8%、36.8%、17.2%;诊断时淋巴结转移率56.3%;49例(84.5%)发生了远隔部位转移, 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 单因素分析显示, 肿瘤最大径(>3.5 cm)、黏膜肌以下浸润深度(>1.0 cm)、坏死、血管淋巴管侵犯、BRAF基因突变、术后未行辅助治疗、肿瘤浸润层次深、诊断时分期晚均为总生存期的预后不良因素; 多因素分析显示, 血管淋巴管侵犯、BRAF基因突变为影响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诊断时分期相关的P值接近临界值。结论: ARMM患者的总体预后差, 血管淋巴管侵犯、BRAF基因突变是独立的预后不良因素; Slingluff分期法可以有效提示预后, 诊断时应详尽评估病理特征, 明确分期, 并尽可能做基因检测; 肿瘤黏膜肌以下的浸润深度可能是比肿瘤厚度更好的预后指标。

目的: Janus激酶(Janus kinase, JAK)、信号转导和转录活化因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STAT)构成的JAK/STAT信号通路的活化与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high-grade serous carcinoma, HGSC)的预后和靶向治疗密切相关。本研究力求通过简单易行的检测手段, 评估JAK/STAT信号通路的活化在卵巢HGSC中的预后意义。方法: 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 对73例卵巢HGSC的病理切片进行磷酸化STAT3(pSTAT3)和磷酸化STAT5(pSTAT5)染色, 并对二者的染色强度及染色范围进行定量评估。以此为标准, 将HGSC病例分为pSTAT3低/高表达组以及pSTAT5低/高表达组, 并对不同分组的患者预后情况进行分析, 探究pSTAT3和pSTAT5的表达与HGSC预后的关系。结果: 部分卵巢HGSC存在pSTAT3和pSTAT5蛋白的高表达, 且二者的表达与HGSC的预后相关。pSTAT3和pSTAT5蛋白的表达水平在预后较好组(生存期≥3年)和预后较差组(生存期 < 3年)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伴有pSTAT3高表达、或pSTAT5高表达、或pSTAT3和pSTAT5皆高表达的HGSC病例预后更差, 表现为疾病无进展生存期以及总生存期均显著低于对应的低表达组(P < 0.001)。结论: 通过pSTAT3、pSTAT5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可以实现对卵巢HGSC患者进行风险评估, 可协助判断预后同时筛选高危人群, 为STAT抑制剂及抗血管生成药物的适用人群提供有益的参考指标。

目的: 探讨肾黏液样小管状和梭形细胞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13例肾黏液样小管状和梭形细胞癌病例, 总结其临床和病理学特点以及免疫组织化学表达情况, 并进行荧光原位杂交检测。结果: 13例患者年龄39~78岁, 平均57.1岁, 其中男性4例, 女性9例, 男女比例为1 ∶2.25, 均无临床症状, 为偶然发现。3例行肾部分切除术, 10例行肾根治切除术; 9例肿瘤位于左侧肾, 4例位于右侧肾, 最大径2~12 cm。大部分病例镜下形态为经典型形态改变, 细胞核分级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国际泌尿病理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Urological Pathology, ISUP)分级系统, 11例为G2, 2例为G3。病理分期PT1a共6例, PT1b共3例, PT2a共2例, PT2b及PT3a各1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率: 波形蛋白(vimentin)、AE1/AE3、α-甲基脂酰辅酶A消旋酶(α-methylacyl-CoA racemase, αMACR)、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 CK)8/18均为100%(13/13), CK7为92.3%(12/13), 上皮细胞膜抗原(epithelial membrane antigen, EMA)为92.3%(12/13), CK20为46.2%(6/13), CD10为30.8%(4/13), 突触素(synaptophysin, Syn)为7.7%(1/13), 嗜铬素(chromogranin A, CgA)、CD57、WT1、Ki-67均为0(0/13)。荧光原位杂交结果显示所有病例均未见7、17号染色体多倍体改变。术后随访6个月至7年6个月, 2例出现肺转移后死亡(1例核分级为G3, 1例伴有坏死), 其余11例无复发和转移。结论: 肾黏液样小管状和梭形细胞癌是一种低度恶性的独特类型肾肿瘤, 好发于女性, 年龄分布广泛。目前治疗方法为手术切除, 伴有坏死及高级别形态的病例易发生复发和转移, 虽然大部分病例预后良好, 但术后仍需密切随访。

目的: 研究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患者椎旁肌病理改变, 并进一步探讨抗肌萎缩蛋白(Dystrophin)在该病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病因的关系。方法: 收集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断为AIS并接受后路侧弯矫形手术, 术中行凹侧顶椎椎旁肌活检患者18例。对肌肉活检组织进行规范化处理并切片进行常规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eosin, HE)染色、多种组织化学染色以及抗肌萎缩蛋白各亚型、肌球蛋白、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1(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1, MHC-1)、CD4、CD8、CD20、CD68抗体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结果判读分析。此外, 根据Cobb角大小(≥55°或＜55°)和Nash-Moe分类将活检标本分为不同组别, 进行相应病理改变的组间差异统计学比较。结果: 18例患者中, 重度AIS组(Cobb角≥55°)8例, 轻度AIS组(Cobb角 < 55°)10例, 两组患者椎旁肌均出现不同程度萎缩、变性, Dystrophin-3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不同程度缺失且表达模式异常。两组活检肌纤维的Dystrophin-2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切片中的表达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重度AIS组的Dystrophin-2表达异常或缺失更显著。根据Nash-Moe分型分组, 患者椎旁肌的Dystrophin-2表达模式也有显著差异, 表现为侧凸程度越重, Dystrophin-2表达异常越显著。此外, 椎旁肌肉组织的肌肉和肌腱中存在CD4⁺细胞和CD8⁺细胞的浸润, 而CD20⁺细胞为阴性。全部患者椎旁肌均有部分肌纤维呈MHC-1肌膜阳性表达。结论: AIS患者椎旁肌活检的组织学具有相似的特征性改变, 抗肌萎缩蛋白的表达不同程度降低或缺失, 并且与脊柱侧凸程度有一定相关性, 提示抗肌萎缩蛋白功能障碍在脊柱侧凸的发生和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 AIS的炎症改变以T细胞浸润为主要表现, 炎症细胞浸润、MHC-1表达与抗肌萎缩蛋白异常表达之间似有一定的相关性。沿此结果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为AIS的诊断和针对椎旁肌病变的治疗开辟新的思路。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阴性早期胃癌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 回顾性收集2009—2021年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平顶山医疗区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共计30例Hp阴性早期胃癌的临床资料，观察其组织形态学特征和免疫表型，并结合文献进行探讨。结果: 30例患者的中位年龄58. 5岁(范围21~80岁)，男性13例，女性17例；胃上部13例，胃中部9例，胃下部8例；肿瘤中位直径11 mm(范围1~30 mm)；按巴黎分型0-Ⅱa型9例，0-Ⅱb型7例，0-Ⅱc型14例。内镜检查18例病变发红，12例病变呈退色调或发白，均可见微血管结构和微表面结构异常；所有病例胃体及胃角黏膜可见规律排列的集合小静脉。黏膜内高分化腺癌18例，肿瘤呈腺管样及乳头状结构，腺体密集，排列紊乱；细胞呈立方形或柱状，核染色质增多，核极性丢失，多表达胃型黏蛋白。印戒细胞癌7例，癌组织全部由印戒细胞构成，癌细胞主要分布在黏膜中表层内；胃泌酸腺瘤(局限于黏膜内的胃底腺型胃癌)2例、胃底腺型胃癌2例和胃底腺黏膜型胃癌1例。肿瘤组织由轻度大小不等的分枝管状腺构成，除1例黏膜表面上皮局部是肿瘤性外，其余4例黏膜表面上皮全为非肿瘤性；细胞单层排列，核靠近基底侧，细胞核仅有轻度的不典型性。5例胃底腺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胃蛋白酶原Ⅰ和H⁺/K⁺ATPase阳性，其中1例黏膜表面和深处的小凹型肿瘤细胞MUC5AC阳性。所有的病例癌旁胃黏膜大致正常，无萎缩、肠上皮化生和Hp。结论: Hp阴性早期胃癌是一组异质性疾病群体，组织学类型多样，常见的有管状腺癌和印戒细胞癌。管状腺癌多发生于老年人和胃中上部，印戒细胞癌多发生于中青年人和胃下部，胃底腺型肿瘤相对罕见。

目的: 评估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标本的病理学特征，为临床诊疗及病理学分析积累经验。方法: 按日本早期胃癌ESD治疗指南和日本胃癌分类和处理指南，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2021年12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ESD治疗的411例早期胃癌或癌前病变临床病理资料、病理诊断评估、术前胃镜活检(400例)与ESD术后组织病理学诊断符合情况，以及非治愈切除危险因素等。结果: 411例中，96例(23.4%)为腺瘤(WHO低级别异型增生)，315例(76.6%)为早期胃癌，后者包括115例(28.0%)非浸润性癌(WHO高级别异型增生)和200例(48.7%)浸润性癌。术前活检与术后组织病理学诊断符合率为66.0%(264/400)。ESD前后诊断符合率与组织学类型及病变部位相关(P < 0.01)。ESD术后组织病理学诊断升级119例(29.8%)、降级17例(4.2%)。315例早期胃癌中，组织学分类的分化型癌277例(87.9%)，未分化型癌38例(12.1%)；绝对适应证262例(83.2%)，相对适应证53例(16.8%)；整块切除率98.1%，治愈性切除率82.9%。非治愈性切除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病变最大径>20 mm(OR=3.631，95%CI: 1.170~11.270，P=0.026)、肿瘤浸润至黏膜下层(OR=69.761，95%CI: 21.033~231.376，P < 0.001)，以及组织学分类为未分化型癌(OR=16.950，95%CI: 4.585~62.664，P < 0.001)。结论: 活检标本局限性、病变特点和分布、病理认识、内镜观察取材等主客观因素可导致术前活检与ESD术后组织病理学诊断存在差异，尤其术后升级诊断更显著，应引起内镜中心与病理科医生的重视。ESD手术早期胃癌治愈率高，非治愈性切除与病变最大径、肿瘤浸润深度及组织学类型相关。未分化型早期胃癌符合适应证标准也可实施ESD。ESD手术标本的全面及规范化病理学分析对ESD手术疗效及患者预后评估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目的: 分析母细胞性浆样树突细胞肿瘤(blastic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neoplasm，BPDCN)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 收集2013年1月至2022年3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的BPDCN患者的病历资料共13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组织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及其预后。结果: 13例患者男性11例，女性2例，中位年龄62岁(5~78岁)。13例中单器官受累5例，均为皮肤受累；多器官受累8例(皮肤/脑/乳腺+骨髓受累3例，皮肤+骨髓+淋巴结受累3例，皮肤+骨髓+淋巴结+脾受累2例)。组织病理学分析以中等至大型幼稚母细胞一致性增生浸润为特征，浸润皮肤真皮全层，骨髓病变以弥漫性浸润为主，淋巴结受累时淋巴结结构完全破坏，脾累及者主要侵犯脾红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13例均不同程度阳性表达CD4、CD56、CD123(13/13)，9例均表达TCL1(9/9)；部分表达CD68(KP1)(8/13)、TdT(7/12)，CD117(2/6)，显示高Ki-67增殖指数(40%~80%)；不表达CD20、CD3、CD34、MPO、CD30；EBER原位杂交阴性(0/9)。明确诊断后6例接受化疗，其中1例辅以放疗，2例接受后续骨髓移植；另有2例仅维持治疗；随访中位时间14个月(6~36个月)，5例死于疾病进展(6~18个月)，3例存活(7~36个月)，5例失访。结论: BPDCN是罕见的恶性淋巴造血系肿瘤类型，侵袭性强，临床预后较差。诊断需结合临床特征、组织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并注意与其他母细胞形态或CD4+CD56+淋巴造血系肿瘤相鉴别。

目的: 建立长期自由饮酒小鼠的模型模拟人类自愿长期饮酒的状态，探讨长期自由饮酒小鼠模型在运动、焦虑及认知行为方面的评价标准。方法: 使用6周龄SPF级C57BL/6J雄性小鼠40只，随机分为长期自由饮酒组(n=20)和正常对照组(n=20)。两组小鼠固体饲料正常给予，长期自由饮酒组小鼠每日自由摄取10% (体积分数)酒精和水, 正常对照组每日仅摄取水。饲养时间为7个月，并应用转棒实验、平衡木、矿场、高架十字、两箱社交行为学、新物体识别、Y迷宫、水迷宫等行为学测试对模型小鼠进行评价，每次进行行为学测试前需进行24 h的酒精戒断。结果: 随着饮酒天数的增加，在酒精偏好性测试中小鼠表现出明显嗜酒现象，长期自由选择饮酒组小鼠随着酒精摄入的增加，皮毛略有光泽，饮食量减少，与对照组相比，从第3个月开始体质量增加有减缓的趋势，在第6个月和第7个月时体质量显著降低(P=0.006，P < 0.001)；在转棒和平衡木实验中小鼠表现出平衡运动能力减弱(P=0.003，P=0.001)；在旷场和高架十字实验中小鼠有明显的焦虑样行为(P < 0.001)；在两箱社交行为学测试中小鼠社交能力减少(P < 0.016)；在新物体识别和Y迷宫实验测试中表现出对新物体的探索降低(P=0.018，P=0.040)；在水迷宫中表现出学习和空间记忆等认知功能减弱(P < 0.001)。结论: 成功建立长期自由饮酒小鼠模型，为酒精成瘾的神经机制以及相关新靶点研究奠定了实验动物模型基础。

目的: 观察丙泊酚静脉麻醉对无痛胃肠镜检查患者术后精神活动的影响。方法: 选择100例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ASA)Ⅰ~Ⅱ级、年龄18~72岁拟接受择期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消化内科患者，将患者分为青年组(20~39岁，27例)、中年组(40~54岁，37例)、老年组(55~64岁，36例)。所有患者采用丙泊酚静脉麻醉，维持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al index，BIS)值在55~64。麻醉过程中监测心率、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心电图及BIS，记录胃肠镜操作时间、苏醒时间、丙泊酚用量、离院时间。术前30 min及满足离院标准时接受数字划消试验、数字连接试验、插板试验测试，如果满足离院标准时三项测试结果未恢复至术前水平，静息30 min后进行第三次测试。结果: 100例患者均完成了前两次测试，其中25例患者进行了第三次测试。与术前相比，达到离院标准时患者整体的精神活动测试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按年龄划分后，达到离院标准时，青年组、中年组的数字划消准确率、数字连接时间、插板时间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青年组的数字划消效率术后明显优于术前(P < 0.05)。老年组的数字划消效率、数字连接时间、插板时间都明显劣于术前(P < 0.05)，但数字划消准确率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老年组中需要进行第三次测试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P < 0.05)。与术前相比，完成第三次测试者的各项测试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丙泊酚静脉麻醉下行无痛胃肠镜检查术后患者的精神活动在满足离院标准时已基本恢复，老年患者恢复较慢，但可通过适当延长离院时间得以恢复。

目的: 探讨Rotarex旋切导管在治疗股腘动脉狭窄合并血栓形成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应用Rotarex旋切导管治疗的32例股腘动脉狭窄合并血栓形成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3例，女性9例，年龄50~89岁，平均(70.7±10.3)岁；急性病程者6例(≤2周)，亚急性病程者17例(>2周且≤3个月)，慢性病程者9例(>3个月)；病变平均长度(23.4±13.7) cm，闭塞长度(19.9±13.3) cm；支架内闭塞者7例；病变位于股浅动脉者13例，腘动脉者8例，同时累及股浅及腘动脉者11例。所有患者均应用Rotarex旋切导管行减容治疗，必要时结合大腔导管抽吸取栓。残余狭窄同期行腔内成形术，经济状况允许者应用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B)，必要时植入支架。术后肝素抗凝24 h，随后抗血小板治疗，定期彩色超声复查随访。结果: 32例患者均血运重建成功，技术成功率100%，平均手术时间(107.4±21.5) min。应用8F(1F≈0.33 mm)旋切导管27例，6F旋切导管5例; 27例经旋切导管减容后即刻获得正向血流，5例结合大腔导管抽吸。所有患者均行动脉腔内成形术，8例应用DCB再次扩张，其中4例用于支架内再狭窄病变; 12例患者植入支架。围术期无死亡病例；术中并发症1例，为远端动脉栓塞。该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4.6±1.5) d，出院时踝肱指数平均值为0.86±0.10，较术前(0.32±0.15)明显改善(t=-16.847，P < 0.001)，Rutherford分级亦较术前明显降低(Z=-4.518，P < 0.001)。随访6~3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16个月)，随访期间2例患者因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发生靶血管急性闭塞，其中1例再次血运重建，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无截肢病例。7例患者随访期间超声提示靶病变再狭窄大于50%，其中1例为应用DCB患者，其余6例为未应用DCB患者，包括2例再次行腔内治疗。结论: 应用Rotarex旋切导管治疗股腘动脉狭窄合并血栓形成，能够有效清除血栓，暴露基础病变，减少支架的使用，且并发症发生率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目的: 研究不同根管内容物对口腔颌面锥形束CT(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诊断牙根纵裂(vertical root fracture，VRF)准确性的影响。方法: 选择因正畸治疗或牙周病而拔除的结构完整的单根管干燥离体牙24颗，沿釉牙骨质界去除牙冠，进行根管和桩道预备后制备为研究样本。将24个样本分为两组，每组12个。A组为对照组(无VRF组)，根据根管内容物分为5个亚组：空白组、纤维桩组、牙胶尖组、钛桩组和金钯桩组；B组为实验组(VRF组)，亚组分组同上。VRF组使用统一方法制备为VRF模型，以专用根管钉使牙根发生颊舌向完全裂开后再粘接复位；对照组不进行模拟VRF的操作。钛桩和金钯桩根据根管预备情况个性制作，通过X线检查确认桩与根管壁的密合性。所有样本均置于猪下颌骨牙槽窝中进行CBCT扫描，由经验丰富的牙体牙髓病学专科医师和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专科医师进行盲法判读，统计分析诊断准确率。结果: 空白组、纤维桩组、牙胶尖组、钛桩组、金钯桩组中VRF的诊断准确率依次为95.83%、91.67%、87.50%、79.17%和45.83%，与空白组相比，纤维桩组(P>0.999)、牙胶尖组(P=0.500)和钛桩组(P=0.125)的诊断准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金钯桩组中VRF诊断准确率最低，与其他各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结论: 不同根管内容物在CBCT中的伪影对VRF诊断的准确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纤维桩、牙胶尖和钛桩的影响较小，而金钯桩影响较显著。

目的: 比较程序性细胞死亡1-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ligand 1, PD-L1，克隆号E1L3N、22C3、SP263)在不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的一致性。方法: 第一步，筛选最优流程：采用PD-L1(克隆号E1L3N)抗体分别按推荐流程、自建流程①、自建流程②与自建流程③，对5例扁桃体组织完成平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专科病理医生对全部切片进行质量评分(0~6分)，筛选出评分最高的流程；第二步，用最优流程与两种标准流程的评分结果进行一致性比较：选取近两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病理最终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标本共32例，用筛选出的自建流程①、与SP263标准流程及22C3标准流程对32病例各自进行平行染色，全部染色片由专科病理医师行阳性肿瘤细胞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评分结果按＜1%，≥1%至＜10%，≥10%至＜50%，≥50%分组，分析PD-L1检测抗体克隆号E1L3N与22C3、SP263染色结果的一致性。结果: 扁桃体染色切片质量评分(0~6分)如下：推荐流程为5、5、5、5、5分；自建流程①为5、6、6、5、6分；自建流程②为4、4、4、4、4分；自建流程③为3、3、3、3、3分。自建流程①的结果总体评分最高，选用自建流程①完成32例非小细胞肺癌病例的免疫组组织化学染色，TPS评分为：自建流程①，＜1%共6例，≥1%至＜10%共5例，≥10%至 < 50%共10例，≥50%共11例；22C3标准流程，＜1%共5例，≥1%至＜10%共3例，≥10%至＜50%共13例，≥50%共11例；SP263标准流程，＜1%共7例，≥1%至＜10%共4例，≥10%至＜50%共11例，≥50%共10例。一致性检验结果为：自建流程①和22C3标准流程，κ值为0.736(P ＜0.001)，一致性好；自建流程①和SP263标准流程，κ值为0.914(P ＜0.001)，一致性极好。结论: 采用PD-L1(克隆号E1L3N)抗体，在罗氏Ventana Benchmark GX平台，通过自建染色流程①完成，可获得良好质量的染色切片；在非小细胞肺癌病例的检测中，自建染色流程①与22C3标准流程和SP263标准流程一致性好。

目的: 量化评价5种椅旁三维颜面扫描技术的正确度，为口腔临床诊疗应用提供参考。方法: 使用传统专业型三维颜面扫描仪Face Scan采集受试者三维颜面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参考数据。分别使用4种便携式三维颜面扫描仪(Space Spider、LEO、EVA和DS-FScan)及iPhone Ⅹ手机(Bellus3D颜面扫描APP)，采集受试者三维颜面数据。在Geomagic Studio 2013中通过数据配准、偏差分析等功能计算上述5种椅旁三维颜面扫描技术的整体三维偏差和面部分区三维偏差，评价其正确度的表现。扫描过程中同时记录扫描时间，并对受试者舒适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进行评分，评价5种三维颜面扫描技术的扫描效率和患者接受度。结果: 测试数据与参考数据间平均整体和平均分区三维偏差最小者均为DS-FScan(分别为0.334 mm和0.329 mm)，最大者均为iPhone Ⅹ手机(分别为0.483 mm和0.497 mm)。Space Spider获取的三维颜面数据的细节特征表现力最好。扫描效率最高和受试者接受度最高者均为iPhone Ⅹ手机，平均扫描时间为14 s，受试者扫描舒适度的VAS评分为9分。结论: 5种椅旁三维颜面扫描技术中，4种便携式设备的扫描数据正确度没有显著差异，均优于iPhone Ⅹ手机的扫描数据，iPhone Ⅹ扫描技术的受试者体验最好。

探讨胸部SMARCA4缺失性未分化肿瘤(SMARCA4-deficient undifferentiated tumor，SMARCA4-UT)的临床病理特点和治疗策略。SMARCA4-UT是2021版《世界卫生组织胸部肿瘤分类》中的新类型，各科医生对其诊断、治疗、预后等问题均较为陌生。本次多学科研讨会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例胸部SMARCA4-UT为例，集中研讨了该类肿瘤的病理诊断、分子检测、治疗相关分子靶点、免疫检验点抑制剂治疗以及新辅助治疗反应的病理学评估等问题。患者为老年男性，有长期吸烟史，以右肺下叶实性肿瘤快速进展入院。病理学检测，肿瘤细胞上皮样，组织结构上无任何分化特点；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CD34弥漫阳性，SALL4部分细胞阳性，SMARCA4基因编码的蛋白BRG1表达缺失；二代测序证实，肿瘤存在SMARCA4基因突变(c.2196T>G，p.Y732Ter)。综上，病理诊断符合胸部SMARCA4-UT。术前TNM分期为T1N2M0(ⅢA)。程序性细胞死亡1-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ligand 1, PD-L1，克隆号SP263)抗体免疫组化染色显示，阳性肿瘤细胞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为2%。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检测结果为16.3/Mb, 微卫星检测结果为微卫星稳定型(microsatellite stability, MSS)。经化疗联合免疫检测点抑制剂新辅助治疗两周后，行胸腔镜下右肺下叶切除术。术后新辅助治疗反应的病理学评估结果为病理学完全缓解(complete pathologic response，CPR)，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学分期为ypT0N0M0。术后完成了5周期化疗联合免疫检测点抑制剂辅助治疗。随访截止2022年10月，肿瘤无复发、转移，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检测阴性。目前认为, 只要BRG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阴性，无论是否检测到SMARCA4基因突变，均可归入SMARCA4缺失性肿瘤，SMARCA4缺失性肿瘤包括多种癌和肉瘤。SMARCA4-UT的诊断，除了BRG1表达缺失以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组织形态，并排除其他伴有BRG1表达缺失的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胸部常见恶性肿瘤。SMARCA4-UT恶性度高、总体预后差，几乎没有靶向治疗驱动基因突变，化疗效果差，而免疫检测点抑制剂是目前唯一显示疗效的药物。本病例是SMARCA4-UT病理诊断、分子检测和免疫检测点抑制剂治疗的一个成功案例，对于所有SMARCA4缺失性肿瘤的诊治都有启发意义。

肺胎盘样变形(placental transmogrification of the lung, PTL)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良性肺部病变, 国内外文献报道仅40多例, 影像和组织形态学表现多样, 多为单侧囊性病变, 少数为实性结节。由于实性PTL极为罕见, 大多数病理医生和外科医生对其认识不足。本研究报道1例位于前纵隔以实性结节为特点的PTL, 并结合文献复习, 以提高广大医生对这一罕见病的认识。患者为男性, 52岁, 无吸烟史, 无明显临床症状。体检胸部CT发现左肺下叶后基底段脊柱旁有一个圆形低密度灶, 最大径约2.9 cm, 于胸腔镜下行肺段楔形切除送检。大体形态: 肺膜下肺实质内类圆形结节, 大小3.0 cm×3.0 cm×1.6 cm, 切面灰白, 海绵状, 质软。镜下可见结节由乳头状结构组成, 低倍镜下形似胎盘绒毛。乳头轴心间质水肿, 粉染无定形物及钙盐沉积, 少量淋巴细胞浸润, 毛细血管充血明显; 其间可见形态温和的圆形细胞增生、聚集, 细胞质浅染或空泡状, 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 与脂肪细胞移行过渡,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D10阳性; 乳头表面被覆单层立方上皮, 无异型性, 无核分裂象。术后患者随访1年, 无复发及不适。该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有错构瘤、肺气肿变异和间质细胞克隆性增生等多种假说。结合本病例并在文献复习的基础上, 我们推测PTL的发病机制可能为, 肺泡间隔内不成熟间质细胞增生并向各类间叶细胞分化, 随着病变的不断发展, 因阻塞活瓣效应或增生组织的牵拉作用引起继发性囊性变, 最终出现典型的单侧囊性结节。外科手术是PTL确诊和治疗的唯一选择, 临床医生可依据临床表现、PTL发生的部位及范围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 在完整切除病灶的同时尽量保留周围正常肺组织, 术后预后良好。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痛风发作临床上极为少见。由于痛风发作时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与假体周围急性感染极为相似, 故容易导致误诊。对于假体周围急性感染的患者, 为了及时控制感染并同时保留假体, 常常需要尽早进行关节清创灌洗术并长时间使用抗生素, 而术后关节制动也会导致膝关节功能受限。因此, 术前除外假体周围痛风发作等无菌性关节炎极为重要。本文报道1例长期患有糖尿病及口服激素所致全身免疫缺陷的患者因右膝骨性关节炎进行膝关节置换术, 术后8周时突发发热、关节肿痛及关节功能受限, 同时血白细胞、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显著升高。根据现有的肌肉骨骼感染协会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标准该患者误诊为假体周围急性感染, 并进行了保留假体的关节清理灌洗术。术后患者症状及实验室炎性指标仅有短期好转, 同时病原学结果显示为阴性。当关节清理术后11 d患者全身和局部症状再次出现时, 对该患者进行关节穿刺, 偏光显微镜下关节液晶体检测证实为急性痛风发作。使用抗痛风药物治疗后症状消失, 炎症指标恢复正常, 2年随访无复发。尽管假体周围通风发作十分罕见, 但其仍应作为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关节肿痛的一个鉴别诊断, 目前现有的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标准中没有设立除外诊断标准, 提示晶体性关节炎的可能性未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关节肿痛发生时获得重视, 极易带来误诊。因此, 术前常规进行关节液晶体检测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