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口腔颌面部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收治的口腔颌面部NH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结合随访结果，总结其临床病理特点及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 369例患者中，男性180例，女性189例；中位年龄56岁(3个月至92岁)，中位病期3个月。283例患者临床表现为肿块，38例为组织溃疡坏死，48例呈软组织弥漫性肿胀。病变位于面颈部软组织者90例(颈部75例，占20.3%)，大唾液腺99例(腮腺77例，占20.9%)，口腔软组织103例，颌面部骨组织50例，咽部软组织20例，颞下窝7例。247例伴发颈部淋巴结肿大，仅40例伴有B症状。298例为B细胞NHL，70例为T细胞NHL。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滤泡淋巴瘤、结外自然杀伤/T细胞淋巴瘤鼻型最常见。Ann ArborⅠ期87例、Ⅱ期138例、Ⅲ期106例、Ⅳ期38例。中位随访时间48个月，164例患者死亡，1年、2年和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0.1%、82.4%和59.9%，中位生存期为(86.00±7.98)个月。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P < 0.001)、临床分期(P < 0.001)、血清乳酸脱氢酶升高(P=0.014)、病理分型(P=0.049)是总生存期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口腔颌面部NHL具有多样化的临床表现及独特的病理类型分布，与全身性淋巴瘤存在差异。颈部软组织和腮腺为最常见的受侵部位，患者较少伴全身症状。高龄、临床晚期、伴有B症状、T细胞NHL患者的预后较差。

目的: 比较传统棉线结扎与种植体周围局部注射牙龈卟啉单胞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法，以及两种方法联合建立大鼠种植体周炎模型的效率和效果，以探索大鼠种植体周炎模型建模的最佳方法。方法: 纳入39只雄性SD大鼠，拔除上颌左侧第一磨牙，拔牙窝愈合4周后植入钛种植体。种植体植入4周骨结合后，将39只大鼠随机分为4组，分别采取棉线结扎(n=12)、种植体周围局部注射LPS(n=12)，以及两种方法联合(n=12)诱导大鼠种植体周炎，同时设无任何处理对照组(n=3)。记录实验组大鼠诱导前及诱导后2周和4周时的探诊深度(probing depth，PD)、探诊出血(bleeding on probing，BOP)和牙龈指数(gingival index，GI)。收集种植体周围牙龈组织，提取RNA，实时荧光定量分析(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RT-qPCR)检测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表达。分别于诱导2周和4周时处死实验组动物，收集上颌骨，采用微型CT(micro-CT)观察种植体边缘骨吸收状况。结果: 种植4周后，种植体骨结合良好。3个实验组均可见牙龈红肿，质软，种植体边缘骨吸收。诱导2周和4周时，各实验组PD、GI和BOP均较诱导前增加，但仅BOP在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炎症诱导2周时，棉线结扎组和联合组在每个位点均可见边缘骨吸收，且联合组每个位点边缘骨吸收程度均大于棉线结扎组，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局部注射组部分种植体的部分位点可见边缘骨吸收。炎症诱导4周时，各实验组各位点均可见边缘骨吸收，其中棉线结扎组和联合组边缘骨吸收大于局部注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诱导2周和4周时，实验组TNF-α和IL-1β均较对照组表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相比于种植体周围局部注射LPS，棉线结扎及两种方法联合可以更好且更快地诱导大鼠种植体周炎。

目的: 探索种植体黏膜下微生物在健康种植体和种植体周炎中的构成与差异，并分析与临床指标存在相关性的菌种，为种植体周炎的病因学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共纳入49例患者，20例为健康种植体，29例为种植体周炎，共采集49份黏膜下微生物样本进行16S核糖体RNA(16S ribosomal RNA, 16S rRNA)基因高通量测序。对两组样本的多样性、菌群构成和差异物种进行分析和比较，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菌种与探诊深度(probing pocket depth, PPD)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健康组的α多样性显著低于种植体周炎组[Chao1指数：236.85±66.13 vs. 150.54±57.43，P < 0.001；Shannon指数：3.42±0.48 vs. 3.02±0.65，P=0.032]。主成分分析显示，两组样本的群落结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似性分析(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OSIM)，R²=0.243，P=0.001]。与健康种植体相比，种植体周炎黏膜下菌斑中的牙周致病菌显著增加，包括红色复合体成员[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福赛斯坦纳菌(Tannerella forsythia)、齿垢密螺旋体(Treponema denticola)]、部分橙色复合体成员[中间普氏菌(Precotella intermedia)、缠结优杆菌(Eubacterium nodatum)和微小微单胞菌(Parvimonas micra)]以及一些新型牙周致病菌，如龈沟产线菌(Fillifactor alocis)、苛求依赖杆菌(Fretibacterium fastidiosum)、牙髓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endodontalis)和Desulfobulbus sp._HMT_041。相关性分析显示，种植体黏膜下微生物中，齿垢密螺旋体(r=0.686, P < 0.001)、福赛斯坦纳菌(r=0.675, P < 0.001)、Fretibacterium sp. (r=0.671, P < 0.001)、Desulfobulbus sp._HMT_041 (r=0.664, P < 0.001)、龈沟产线菌(r=0.642, P < 0.001)、苛求依赖杆菌(r=0.604, P < 0.001)、牙龈卟啉单胞菌(r=0.597, P < 0.001)、牙髓卟啉单胞菌(r=0.573, P < 0.001)的丰度与种植体周PPD呈显著正向相关；空间罗氏菌(Rothia aeria)(r=-0.615, P < 0.001)的丰度与PPD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种植体黏膜下微生物在健康种植体和种植体周炎中的群落构成存在明显不同，红色复合体、部分橙色复合体成员以及一些新型牙周致病菌与种植体周炎的发生密切相关；与健康种植体相比，种植体周炎的黏膜下微生物群落具有高物种丰富度及多样性的特点。

目的: 用梯度离心法构建粪肠球菌牙本质小管感染模型, 评价新型低温等离子体设备对牙本质小管内粪肠球菌的抗菌效果。方法: 选用无龋坏单根管离体牙制备4 mm×4 mm×2 mm标准牙本质块, 置于粪肠球菌菌液中, 梯度离心后培养24 h, 用于构建牙本质小管粪肠球菌感染模型, 将20个粪肠球菌牙本质小管感染样本随机平均分为5组: 低温等离子体射流处理0、5、10 min组, 氢氧化钙糊剂封药7 d组, 2%(质量分数)氯己定凝胶封药7 d组。用扫描电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评估牙本质小管内感染情况, 并评价低温等离子体的抗菌效果。结果: 扫描电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结果表明, 利用梯度离心法, 培养24 h后, 粪肠球菌可以充分进入牙本质小管, 深度超过600μm, 能够成功构建粪肠球菌感染牙本质小管模型; 低温等离子体能够进入牙本质小管中发挥作用, 经过10 min的低温等离子体处理, 牙本质小管内绝大多数粪肠球菌被杀灭, 效果超过氢氧化钙糊剂封药7 d以及2%氯己定凝胶封药7 d。结论: 梯度离心法能够有效建立粪肠球菌牙本质小管感染模型, 低温等离子体能够在10 min内有效杀灭牙本质小管中的粪肠球菌, 优于氢氧化钙糊剂封药7 d和2%氯己定凝胶封药7 d。

目的: 设计不同pH值下螯合锶(strontium, Sr)的脱细胞小肠黏膜下层(decellularized small intestinal submucosa, dSIS)海绵支架(Sr/dSIS), 以该支架的理化性能和生物相容性为评价指标, 为制备Sr/dSIS选择合适的pH值。方法: (1) Sr/dSIS制备及分组: 将dSIS溶液与氯化锶溶液等体积混合, 调节溶液pH分别为3、5、7、9, 于37℃下充分反应后经冷冻干燥制得多孔支架, 分别命名为Sr/dSIS-3、-5、-7、-9, 以dSIS支架为对照; (2)理化性能评价: 观察支架大体形貌, 采用扫描电镜分析微观形貌并测定孔隙率和孔径, 能谱分析表面元素, 红外光谱分析官能团结构,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螯合率, 比重法检测吸水率, 万能力学测试机评价压缩强度; (3)生物相容性评价: 采用Calcein-AM/PI活细胞/死细胞染色法评价各组支架的毒性和促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SCs)增殖效果。结果: 扫描电镜下各组支架具有三维多孔网络结构, 孔径和孔隙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能谱分析中Sr/dSIS-5、-7、-9组检测出锶元素的特征峰, 且锶元素均匀分布于支架; 官能团分析验证了Sr/dSIS-5、-7、-9组有螯合物形成; 螯合率分析显示Sr/dSIS-7组锶离子螯合率最高, 与其他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支架吸水性良好; Sr/dSIS-5、-7、-9组的压缩强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各组支架的生物相容性良好, Sr/dSIS-7组展现出最佳的促细胞增殖能力。结论: pH为7时, Sr/dSIS支架具有高锶离子螯合率以及更好的促BMSCs增殖效果, 是制备Sr/dSIS支架的理想pH值。

目的: 观察牙周-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后的骨性安氏Ⅲ类错畸形患者, 下前牙牙周表型(角化龈和牙槽骨)的变化。方法: 选择2017年3月至2022年6月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和口腔颌面外科转诊至牙周科的骨性安氏Ⅲ类错畸形患者, 患者均因存在下颌前牙软硬组织不足问题行牙周组织再生结合骨皮质切开术并完成牙周-正畸-正颌联合治疗, 共纳入病例20例, 平均年龄(25.40±4.27)岁, 男6例、女14例, 平均随访(3.70±1.05)年, 共纳入119颗患牙(中切牙39颗, 侧切牙40颗, 尖牙40颗)。软组织采用角化龈宽度及牙周生物型评估, 牙槽骨厚度、面积及高度采用锥形束CT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测量, 软硬组织共同采用牙周表型描述。结果: 所有患牙治疗后角化龈宽度显著增加(P < 0.001), 中切牙、侧切牙、尖牙分别增加(1.82±1.57) mm、(2.03±1.48) mm、(2.05±1.27) mm。中切牙及侧切牙在治疗后厚龈型比例显著增加(P < 0.001), 尖牙无显著变化。牙周术后及联合治疗后所有下前牙唇侧牙槽骨厚度及面积均显著增加(P < 0.001), 颊舌侧总面积增加(P < 0.001);尖牙颊舌侧总面积基本不变。治疗后各牙位唇侧牙槽骨高度均增加(P < 0.001)。结论: 完成牙周-正畸-正颌系列治疗的骨性安氏Ⅲ类错畸形患者, 牙周表型改善, 长期效果稳定, 可降低牙周并发症风险。

目的: 应用头颅侧位片和锥形束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评价骨性Ⅱ类高角错患者术前正畸的下前牙去代偿效果和牙槽骨改建情况。方法: 从2017年1月至2022年8月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术前正畸及正颌手术的骨性Ⅱ类高角错患者中, 筛选出30例术前正畸前后拍摄了头颅侧位片和CBCT的患者。测量术前正畸前后与下前牙角度及线距相关的头影测量项目, 包括: 下中切牙(L1)长轴-眶耳平面角(L1-Frankfort horizontal plane angle, L1-FH)、L1长轴-下颌平面角(L1-mandibular plane angle, L1-MP)、L1长轴-鼻根点-下齿槽座点连线交角(L1-nasion-supramental angle, L1-NB)、L1切缘到鼻根点-下齿槽座点连线的垂直距离(L1-NB线距)等。利用CBCT测量并评估术前正畸前后下前牙唇/舌侧骨开裂长度(d-La/d-Li)及骨开裂/骨开窗发生情况的变化。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评价L1的d-Li变化量与年龄、术前正畸疗程及治疗前头影测量项目之间的相关性, 筛选出与术前正畸牙周风险相关的因素。结果: 经过术前正畸治疗, L1-FH、L1-MP、L1-NB、L1-NB线距分别变化了11.56°±5.62°、-11.13°±5.53°、-11.57°±5.43°、(-4.99±1.89) mm,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180个测量牙位中, 45个术前正畸前(T0)唇侧存在骨开裂/骨开窗, 而术前正畸后(T1)不再骨开裂/骨开窗; 142个T0时舌侧不存在骨开裂/骨开窗, 而T1时出现了骨开裂/骨开窗。术前正畸后下侧切牙(L2)、下尖牙(L3)及下前牙(L1+L2+L3)的d-La分别减小了(0.95±2.22) mm、(1.20±3.23) mm及(0.68±2.50) mm, 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前正畸后L1、L2、L3及L1+L2+L3的d-Li分别增加了(4.43±1.94) mm、(4.53±2.35) mm、(3.19±2.80) mm及(4.05±2.46) mm,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L1的d-Li变化量与治疗前的L1-FH值成正相关(r=0.373, P=0.042)。结论: 骨性Ⅱ类高角错患者在减数双侧下颌第一前磨牙后经过完善的术前正畸可以实现较为理想的下前牙去代偿效果, 但下前牙舌侧牙周风险升高。这种风险可能与治疗前下前牙相对眶耳平面的唇倾程度相关, 在进行正畸-正颌联合治疗设计时应重点关注。

目的: 评估中国农村重度牙周炎患者4年自然进展不同失牙数人群的基线特征，分析影响失牙数量的相关因素。方法: 纳入15~44岁的217名重度牙周炎患者，通过问卷调查、临床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分析其4年自然进展失牙情况，计算磨牙缺失数、有牙周膜增宽(widened periodontal ligament space, WPDL)的牙数、有根尖病变的牙数等牙周疾病和龋病相关的基线指标，比较不同失牙数人群的基线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影响不同失牙数的相关因素。结果: 在4年自然进展后，失牙共103颗，年人均失牙(0.12±0.38)颗。其中，无失牙组有174人，失牙1~2颗组有34人，失牙≥3颗组有9人。磨牙缺失最多，尖牙缺失最少。与新发失牙数显著呈正相关的基线指标包括骨吸收＞50%的牙数、骨吸收＞65%的牙数、探诊深度(probing depth, PD)≥5 mm的牙数百分数、PD≥7 mm的牙数百分数、临床附着丧失≥5 mm的牙数百分数、有骨下袋的牙数、有WPDL的牙数和有根尖周病变的牙数。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骨吸收＞50%的牙数(OR=1.550)、基线磨牙缺失数(OR=1.774)、有WPDL的牙数(1~2颗：OR=1.415；≥3颗：OR=13.105)、有根尖周病变的牙数(1~2颗：OR=4.393；≥3颗：OR=9.526)和龋/残根的牙数(OR=3.028)显著增加了新发失牙和多颗新发失牙的风险。结论: 在4年自然进展后，中国农村中青年的重度牙周炎患者失牙和多颗失牙风险与骨吸收＞50%的牙数、基线磨牙缺失数、有WPDL的牙数、有根尖周病变的牙数和龋/残根的牙数显著相关。

目的: 探讨调拌纸板厚度变化对玻璃离子水门汀抗压强度的影响。方法: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分别采用60、40、20、1张纸的纸板(P60、P40、P20、P1)对3种不同的玻璃离子水门汀进行调拌，在其凝固后进行抗压强度检测，并用扫描电镜观察不同组别材料断面气泡形成情况。结果: (1) 抗压强度：①ChemFil Superior玻璃离子材料(CF)：P1组平均抗压强度最高，与P40、P60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0.032)；②而至富士IX GP玻璃离子材料(IX)：P1组平均抗压强度最高，与P40、P60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0.038)；③Glaslonomer FX-Ⅱ玻璃离子材料(FX)：P1组平均抗压强度最高，与P20、P40、P60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1、0.040、0.041)，其余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种材料均显示出随着调拌纸板厚度的下降，玻璃离子抗压强度逐渐升高，纸板厚度与玻璃离子抗压强度成高度线性负相关，CF、IX、FX相关系数分别为-0.927、-0.989、-0.892。(2)扫描电镜下观察：三种材料均显示P1组气泡最少。结论: 采用1张纸的纸板调拌玻璃离子水门汀的气泡最少，并可以获得更高的抗压强度。

目的: 研究以植酸为前驱体合成的生物活性玻璃(phytic acid derived bioactive CaO-P₂O₅-SiO₂ gel-glasses，PSC)和含氟生物活性玻璃(fluoride-containing bioactive glasses，FBG)这两种新型生物活性玻璃(bioactive glass，BG)对人工牙本质龋再矿化的作用，为促进牙本质龋再矿化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方法: (1) PSC是以植酸为磷前驱体、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其化学组成为10.8%P₂O₅-54.2%SiO₂-35.0%CaO(摩尔百分比)；FBG采用熔融法制备，化学组成为6.1%P₂O₅-37.0%SiO₂-53.9%CaO-3.0%CaF₂(摩尔百分比)；传统生物活性玻璃45S5采用熔融法制备, 化学组成为6.0%P₂O₅-45.0%SiO₂-24.5%CaO-24.5%Na₂O(摩尔百分比)。(2) 将三种BG浸泡在模拟体液中24 h，使用X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XRD)分析BG表面羟基磷灰石形成情况。(3)制备厚度为1 mm的牙本质片，用17%(质量分数)的乙二胺四乙酸溶液(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浸泡1周，制备脱矿牙本质样本；使用PSC、FBG处理脱矿牙本质片后在模拟体液中浸泡1周，使用扫描电镜观察和检测样本表面矿物质的形成情况。(4)制备厚度为2 mm的牙本质片，每个样本上制备4个深度为1 mm的窝洞，使用乳酸溶液脱矿2周，制备人工牙本质龋样本。使用蜡块、无机三氧化物聚合体(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MTA)、PSC和FBG充填四个窝洞，分别作为空白对照组、MTA组、PSC组和FBG组，随后浸泡在模拟体液中，分别于充填前、充填后2和4周使用显微CT对样本进行扫描，分析人工牙本质龋样本的再矿化情况。结果: (1) 扫描电镜和XRD结果显示，PSC和FBG促进脱矿牙本质再矿化的效果均优于45S5，尤以PSC组效果更佳。(2)显微CT结果显示，PSC组2周时人工牙本质龋脱矿层矿物质密度的增加量为(185.98±55.66) mg/cm³，4周时增加量为(213.64±36.01) mg/cm³，均与空白对照组[(20.38±7.55) mg/cm³，P=0.006；(36.46±10.79) mg/cm³，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SC组增加量较MTA组[(57.29±10.09) mg/cm³；(111.02±22.06) mg/cm³]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5；P=0.006)。对于人工牙本质龋再矿化深度，PSC组2周时为(40.0±16.9) μm，4周时达到(54.5±17.8) μm，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0；P=0.001)；MTA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BG组矿物质沉积的量和深度均优于MTA组，但不及PSC组。结论: 新型生物活性玻璃PSC在促进人工牙本质龋脱矿层再矿化的速度、质量和深度上较MTA具有优势，有望成为促进龋坏组织再矿化的理想材料。

目的: 比较使用两种硅酸钙类材料进行牙髓切断术的临床疗效，评价术后钙化桥形成和髓腔钙化情况。方法: 选择2017年11月至2019年9月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科就诊对龋源性露髓的成年恒前磨牙、恒磨牙行牙髓切断术的患者，其纳入病例43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使用生物陶瓷类膏状材料iRoot BP (iRoot组，n=22) 和三氧化矿物凝聚体(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MTA) (MTA组，n=21) 作为盖髓剂。术后1年、2年复查，评价临床疗效，记录X线根尖片钙化桥形成指数(dentin bridge index, DBI)和牙髓钙化指数(pulp calcification index, PCI)。对患者、评价者均采用盲法。结果: 两组患者在性别、平均年龄、牙列及牙位分布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年随访时失访7例(iRoot组4例，MTA组3例)，iRoot组有1例在1年复查时出现一过性敏感，两组患者2年随访时的治愈率均为100%。钙化桥形成比例术后1年为38.9%，术后2年为55.6%。根管影像部分甚至是完全消失的比例术前为5.6%，术后1年和2年则分别为38.9%和55.6%，经秩和检验，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的钙化桥形成和牙髓钙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的DBI和PCI评分呈现与术前持平(DBI占比44.4%、PCI占比25%)或逐渐增长(DBI占比55.6%，PCI占比75%)的趋势。经Spearman非参数相关性分析检验，发现年龄与术前牙髓钙化指数(PCI0)正相关(P < 0.05)，但与术后1年和2年的钙化桥指数(DBI1、DBI2)、牙髓钙化指数(PCI1，PCI2)极其变化程度(DBI2 vs. DBI1、PCI1 vs. PCI0、PCI2 vs. PCI0)无相关性(P>0.05)。结论: 用MTA和iRoot进行成年恒牙牙髓切断后，2年内均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部分病例根管系统有钙化加重的趋势，此趋势的发展程度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目的: 研究氧化锆陶瓷表面硅锂喷涂层的微观形貌和摩擦磨损性能, 初步评估其美观效果, 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指导和支持。方法: 将氧化锆陶瓷试样随机分为三组: 涂层组(有2个亚组)、抛光组(有2个亚组)和上釉组(有4个亚组), 每个亚组10个样本。涂层组的两个亚组是对未处理和初步抛光的氧化锆陶瓷表面分别喷涂硅锂喷涂层; 抛光组的两个亚组分别是氧化锆陶瓷表面初步抛光和精细抛光; 上釉组的4个亚组分别是对初步抛光的氧化锆陶瓷表面分别上Biomic釉和Stain/Glaze釉, 未处理的氧化锆陶瓷表面分别上Biomic釉和Stain/Glaze釉。对磨物选用滑石瓷球, 与上述8个亚组的氧化锆陶瓷试样构成摩擦副。应用扫描电镜观测涂层组表面和断面的微观形貌, 测量涂层和釉层的厚度; 应用激光三维形貌显微镜测量涂层组和抛光组表面的线粗糙度; 应用显微硬度计测量各组的维氏硬度。制作氧化锆陶瓷全冠, 初步评价硅锂喷涂层的美观效果。应用口腔咀嚼模拟试验机, 在50 N垂直载荷及人工唾液润滑下进行50 000次咀嚼循环的摩擦磨损试验。应用白光干涉仪, 测量滑石瓷球磨斑的宽度并计算其磨损深度; 测量氧化锆陶瓷试件磨斑的最大深度和体积, 计算磨损率。应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和Dunn's多重检验分析各组的磨损深度, 检验水准α = 0.05。结果: 氧化锆陶瓷表面未处理和初步抛光后形成的两种硅锂喷涂层微观形貌均有突起缺陷, 两者的线粗糙度均大于抛光组。氧化锆陶瓷表面初步抛光后形成的硅锂喷涂层厚度中位数为13.0 μm [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 11.6, 17.9], 氧化锆陶瓷表面未处理形成的硅锂喷涂层厚度中位数为4.4 μm(IQR: 4.1, 4.7)。涂层组的维氏硬度值和磨损率均介于抛光组和上釉组之间。对磨的滑石瓷球磨斑深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上釉组、涂层组和抛光组, 上釉组和抛光组的滑石瓷球磨损深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内随着抛光程度的增加, 滑石瓷球的磨损深度减小。各氧化锆陶瓷试件磨斑的最大深度和体积由大到小依次是上釉组、涂层组和抛光组, 上釉组和抛光组的氧化锆陶瓷试件的磨损深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氧化锆陶瓷表面硅锂喷涂层与抛光处理相比, 增加了氧化锆陶瓷表面美观; 与上釉处理相比, 减少了对磨的滑石瓷球的磨损, 可以作为一种氧化锆陶瓷表面处理的新方法。

目的: 验证数字化制作简易口内哥特式弓与传统口内哥特式弓在全口义齿修复正中关系确定中的一致性。方法: 选择门诊无牙颌患者10例, 分别采用数字化制作简易口内哥特式弓(T1)与传统口内哥特式弓(T2)两种方法确定每例的正中关系; 记录两种方法临床操作时间的差异; 扫描两种上下无牙颌石膏模型的正中关系, 将Standard Triangle Language (STL)文件导入Geomagic studio软件中, 上无牙颌模型多点完全最佳拟合后, 测量T1组与T2组下颌中线区和磨牙区垂直向及唇(颊)舌向最大位置偏差; 临床试戴牙时观察T1组与T2组口内有无中线偏斜和后牙区咬合是否稳定。结果: T1、T2组临床确定正中关系时间分别为(41.90±2.64) min和(57.50±2.37) min, 配对t检验, P < 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组与T2组在下颌中线区唇舌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32±0.14) mm, 垂直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40±0.23) mm; 磨牙区颊舌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35±0.23) mm, 垂直向的最大位置偏差为(0.33±0.20) mm, 在垂直向及水平向, T1组下颌相对T2组下颌的最大位置偏差均控制在0.5 mm内。在临床试戴牙过程中, T1组及T2组均未发现全口义齿中线偏离及翘动、摆动等稳定性不良现象。结论: 数字化制作简易口内哥特式弓可以用于临床全口义齿修复正中关系的确定, 不仅可以节约临床操作时间, 而且也能保证正中关系的准确性。

目的: 运用改良Wright学习曲线模型预测参加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研究生在仿真头颅模型上进行上颌中切牙全瓷冠牙体预备的学习曲线, 分析其特点, 并用于评价牙体预备的效果。方法: 选取12名参加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研究生在仿真头颅模型上进行4次右上中切牙树脂牙的全瓷冠牙体预备, 预备体由3名具有10年以上口腔修复经验的专家按照预备量、外形轮廓、聚合度、肩台、边缘线角及位置、邻牙损伤和预备时长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4次牙体预备分数计算牙体预备的学习率, 用改良Wright学习曲线函数预测牙体预备的学习曲线。参考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技能考核要求, 以80分作为合格的考核标准, 推算牙体预备技能达到考核标准(80分)所需的最少训练次数, 分析学习曲线的特点, 评价牙体预备的效果。结果: 4次牙体预备的分数分别为(64.03±7.80)分、(71.40±6.13)分、(74.33±5.96)分、(75.98±4.52)分, 学习率为(106±4)%, 学习曲线呈上升趋势。第5~13次牙体预备预测分数与考核标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第14次的牙体预备预测分数高于考核标准(P < 0.05)。结论: 参加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研究生在仿真头颅模型上进行上颌中切牙全瓷冠牙体预备的学习曲线呈上升趋势, 学习曲线预测14次是牙体预备分数高于考核标准所需的最少训练次数。

目的: 调查锥形束CT(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在牙髓专科医师的临床使用情况, 分析CBCT在牙髓根尖周病诊治中作用, 为CBCT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2021年1至12月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就诊并拍摄CBCT的患者临床资料, 纳入患者临床资料完整, 包括临床病历、放射申请单/报告及二维和三维影像学资料, 除外因正畸或修复等原因而拍摄者。分析临床资料, 调查应用CBCT的牙髓医师经验及培训背景、全年接诊患者数量, 同时检索CBCT检查目的和兴趣区、CBCT拍摄的技术参数(如机型和视野)、拍摄后的报告, 评估对诊断的影响。应用Wilcoxon和Mann-Whitney检验比较CBCT兴趣区的分布, 应用卡方检验及两两比较分析不同临床经验的牙髓专科医师(高、中、低年资)应用CBCT的情况。结果: 共61名临床医师全年接诊34 952人, 申请CBCT扫描共3 308份, 其中受检者3 218例(男∶女约为1 ∶2), 年龄中位数35岁(28, 49), 占全年接诊患者数量10%;其中98%的CBCT检查在拍摄二维根尖片后, 96%的CBCT扫描投照视野小于10 cm×10 cm。3 308份CBCT中83%的扫描兴趣区为上下颌后牙区, 拍摄数高于前牙17%(Z=-2.278, P < 0.05), 受检最多的上下颌第一磨牙占受检患牙的35%。统计CBCT扫描目的主要包括三方面: 明确临床诊断、指导手术和非手术牙髓治疗(包括牙髓治疗并发症处理)及疗效评估, 分别为1 111份(34%)、1 745份(54%)、311份(10%), 其他占2%。CBCT用于明确临床诊断, 主要应用于慢性根尖周炎、牙根折裂、牙根吸收和牙外伤, 其中353份CBCT检查用于牙根折裂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阳性诊断率为35%(125/353)。为揭示根管系统解剖而拍摄的846份CBCT中, 297份为治疗失败后明确是否有遗漏根管, 其中58%(171/297)病例确认存在遗漏根管。在治疗并发症的处理中, CBCT主要用于辅助侧穿的诊断和分离器械的定位。311份CBCT检查应用于疗效评价, 包括根管治疗后240份和根尖手术后71份, 拍摄原因为复查或治疗后有临床症状、二维根尖片显示持续存在病损。使用CBCT的61名医师包括高年资医师23名, 占开具CBCT检查总数的45%, 中、低年资医师分别为15、23名, 开具CBCT检查占比分别为30%和25%。高年资与低年资医师申请CBCT检查各占接诊患者的10%, 高于中年资医师的8%(χ₁²=39.4, χ₂²=29.1, P < 0.001)。主任医师申请比例为18%, 高于副主任医师的9%(χ₁²=139.4, P < 0.001)。CBCT拍摄后医师改变诊断或调整计划者约31% (1 009/3 308)。结论: 牙髓专科医师应用CBCT获得更加丰富的临床信息, 有助于诊断和精准治疗及预后判断。

目的: 初步探索口腔内窥镜辅助口腔解剖标志识别的应用场景, 以改进临床诊疗模式, 培养爱伤观念, 加强医患沟通, 辅助专家示教, 提高临床诊疗效率。方法: 在口腔解剖标志识别中应用新型口腔内窥镜, 并开发4种应用场景, (1)临床诊疗场景, 医生使用口腔内窥镜对患者口内进行全面检查并拍摄录像及照片; (2)医患沟通场景, 医生向患者讲述治疗计划时, 将口腔内窥镜拍摄的录像或照片展示给患者; (3)专家示教场景, 在专家操作时, 专家在患者口内使用口腔内窥镜进行示教, 年轻医生在投影屏上学习口腔解剖标志, 配合理论知识的学习; (4)疑难病例记录场景, 临床诊疗的过程中, 遇到疑难病例时可以使用口腔内窥镜进行录像和拍照, 供年轻医生讨论, 专家进行点评和指导。结果: 口腔内窥镜的应用, (1)改进临床诊疗模式, 提高临床诊疗效率; (2)激发年轻医生学习兴趣, 巧妙地将解剖标志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从而提升学习效果; (3)培养爱伤观念, 强化轻柔操作的重要性; (4)加强医患沟通, 医生可以更形象化地与患者交流, 使患者对自身情况更加了解, 增加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结论: 口腔内窥镜可以辅助口腔临床诊疗, 如口内解剖标志识别等, 对于改进临床诊疗模式、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爱伤观念、提升医患沟通效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目的: 观察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1~2期的初诊IgA肾病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征，进一步探索IgA肾病疾病进展因素与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方法: 收集19例CKD 1~2期的初诊IgA肾病患者和15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的新鲜粪便样本，提取粪便细菌DNA，针对V3-V4区域进行16S核糖体RNA(16S ribosomal RNA，16S rRNA)高通量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的组成，应用Illumina Miseq平台对粪便菌群测序结果进行分析。收集初诊IgA肾病患者的疾病进展因素，研究肠道菌群与IgA肾病疾病进展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1)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在门水平上，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的丰度显著降低(P=0.046)，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的丰度显著升高(P=0.001)。在属水平上，埃希菌-志贺菌属(Escherichia-Shigella)、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Dorea等菌属的丰度显著升高(P < 0.05)，毛螺菌属(Lachnospira)、粪球菌属_2(Coprococcus_2)、萨特氏菌属(Sutterella)等菌属的丰度显著降低(P < 0.05)。(2)初诊IgA肾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之间肠道菌群的丰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肠道菌群的组成存在差异。LEfSe分析结果显示，初诊IgA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组比较有16个差异菌，其中，初诊IgA肾病患者肠杆菌目(Enterobacteriales)、放线菌门、埃希菌-志贺菌属等的丰度升高，健康对照组拟杆菌门、毛螺菌属的丰度升高。(3)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的结果显示，初诊IgA肾病患者粪便中双歧杆菌属与血清IgA水平、24 h尿蛋白定量和合并高血压呈正相关，Lachnoclostridium菌属与合并高血压呈正相关，埃希菌-志贺菌属与尿红细胞数量呈正相关，双歧杆菌属与毛细血管内增殖呈正相关，粪杆菌属与细胞/纤维细胞性新月体呈正相关，瘤胃球菌属_2(Ruminococcus_2)与系膜细胞增殖、肾小球节段硬化、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呈正相关。结论: 初诊CKD 1~2期IgA肾病患者的肠道菌群与健康对照相比存在差异，肠道的某些菌属与IgA肾病疾病进展因素呈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这些菌属在IgA肾病中的潜在作用。

目的: 探讨神经根袖加固重建术治疗症状性骶管Tarlov囊肿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1年3月因症状性骶管Tarlov囊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行神经袖加固重建术的7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手术均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进行，术中行囊肿探查、囊壁部分切除、漏口缩窄、神经根袖重建及人工硬膜加固。统计手术并发症、新发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手术前后疼痛变化，采用日本骨科学会(Japanese Orthopedics Association，JOA)下腰痛评分评估手术前后神经功能变化及手术改善效果。结果: 71例患者共101个Tarlov囊肿，其中起源于左侧S1、S2、S3神经根者分别有19个(18.8%)、26个(25.7%)和3个(3.0%)，右侧S1、S2、S3神经根者分别有14个(13.9%)、33个(32.7%)和6个(5.9%)，均行神经根袖加固重建术。术后深部感染、皮下积液及切口脂肪液化各1例，泌尿系感染4例；随访12~43个月(中位数26个月)，新发尿潴留2例，分别于术后1个月、2个月拔除尿管；新发大便无力1例，3个月后好转；新发会阴部感觉异常5例，4例好转。与术前相比，末次随访时VAS显著降低[6(4~9)分vs. 1(0~5)分，Z=-7.272，P < 0.001]，JOA评分显著升高[20(16~25)分vs. 27(18~29)分，Z=-7.265，P < 0.001]。治愈18例(25.4%)，显效41例(57.7%)，有效8例(11.3%)，无效4例(5.6%)，总有效率94.4%(67/71)。2个(1.98%)囊肿复发。结论: 对于症状性骶管Tarlov囊肿患者行神经根袖重建及人工硬膜加固术，可显著改善患者疼痛及神经功能，且安全可靠。

目的: 探讨Neuroform Atlas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未破裂性颅内宽颈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8月至2021年9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采用Neuroform Atlas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的62例未破裂性颅内宽颈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62例患者共64个颅内动脉瘤，其中25个位于大脑中动脉M1分叉处，16个位于前交通动脉，10个位于颈内动脉C7段，5个位于颈内动脉C6段，4个位于基底动脉顶端，3个位于大脑前动脉A3段，1个位于大脑中动脉M2段。有49个动脉瘤采取单支架辅助栓塞，其余15个采用双支架技术辅助栓塞(“Y”型14个和“X”型1个)。所有患者术后即刻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评估动脉瘤的即刻栓塞效果(Raymond评分)和载瘤动脉血流情况。出院后对患者进行临床随访及影像学随访，临床随访为术后3个月采用改良Rankin评分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评估患者的临床预后; 影像学随访为术后6个月复查脑血管DSA评估患者动脉瘤闭塞情况(Raymond评分)和载瘤动脉通畅情况。结果: 62例患者手术均获成功，技术成功率为100%。术后即刻DSA显示：57个动脉瘤(89.1%，57/64)完全闭塞(Raymond Ⅰ级)，6个动脉瘤(9.3%，6/64)瘤颈残留(Raymond Ⅱ级)，1个动脉瘤(1.6%，1/64)瘤体残留(Raymond Ⅲ级)。3例患者(4.8%，3/62)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2例为术中血栓形成，予动脉内替罗非班治疗后血流恢复，1例为术后局限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经保守治疗出院时均无致残性功能障碍。术后3个月时55例患者获临床随访，均预后良好(mRS≤2分)，7例患者失访。50例患者(52个动脉瘤)获术后6个月DSA影像随访：Raymond Ⅰ级45个(86.5%，45/52)，Raymond Ⅱ级4个(7.7%，4/52)，Raymond Ⅲ级3个(5.8%，3/52)，12例患者失访。结论: Neuroform Atlas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未破裂性颅内宽颈动脉瘤有很高的技术成功率，并具有较低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较高的动脉瘤闭塞率，安全性和有效性均较好，但其远期疗效还需进一步随访观察。

目的: 通过比较颈椎脊索瘤全脊椎切除术后3D打印人工椎体和钛网下沉率的差异，探讨3D打印人工椎体重建前方椎体能否减少术后内植物的下沉。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5年3月至2019年9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行全脊椎切除术的24例颈椎脊索瘤患者资料，其中采用3D打印人工椎体重建颈椎前方椎体(3D椎体组)有9例，采用钛网重建(钛网组)有15例。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椎体CT值、手术信息(手术节段、手术时间、出血量及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术后内植物下沉等随访资料，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椎体CT值、手术节段、手术时间、出血量及围手术期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3个月随访内植物下沉显示，3D椎体组有8例椎体高度下降 < 1 mm (无内植物下沉)，1例椎体高度下降>1 mm (轻度内植物下沉)；钛网组有5例椎体高度下降 < 1 mm (无内植物下沉)，8例椎体高度下沉>1 mm (轻度内植物下沉)，2例缺失术后3个月的影像学资料，两组3个月内植物下沉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12个月随访内植物下沉显示，3D椎体组有8例椎体高度下降 < 1 mm (无内植物下沉)，1例椎体高度下沉>3 mm (重度内植物下沉)；钛网组有4例椎体高度下降 < 1 mm (无内植物下沉)，2例椎体高度下沉>1 mm (轻度内植物下沉)，9例椎体高度下沉>3 mm (重度内植物下沉)，两组12个月内植物下沉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且两组的重度内植物下沉率(椎体高度下沉>3 mm)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24个月随访内植物下沉显示，3D椎体组死亡1例，7例椎体高度下降 < 1 mm (无内植物下沉)，1例椎体高度下沉>3 mm (重度内植物下沉)；钛网组死亡1例，失访1例，1例椎体高度下降 < 1 mm (无内植物下沉)，1例椎体高度下沉>1 mm (轻度内植物下沉)，11例椎体高度下沉>3 mm (重度内植物下沉)，两组24个月内植物下沉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且两组的重度内植物下沉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结论: 在颈椎脊索瘤的全脊椎切除术中，3D打印人工椎体可提供可靠的即刻和中远期的颈椎稳定性，与钛网重建相比，能够减少术后内植物下沉的发生率。

目的: 探讨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 index, PNI)对非转移性肾细胞癌术后患者预后的意义，并将PNI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 PL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 SII)等血液学指标进行比较。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328例非转移性肾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各个血液学指标的敏感度、特异度，根据最大约登指数(Youden index)确定其最佳截断值。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术后生存曲线，Cox回归模型分析PNI与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的相关性。结果: 根据ROC曲线最大约登指数得出PNI最佳截断值为47.3。低水平的PNI与患者高龄、低体重指数、更高的肿瘤病理T分期相关(P < 0.05)。Kaplan-Meier单因素分析显示，较低的PNI与较差的OS和DFS均显著相关(P < 0.05)，此外，高龄、低体重指数、肿瘤坏死、更高的肿瘤病理T分期及Fuhrman分级均与较差的OS显著相关(P < 0.05)。Cox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4种血液学指标中，只有PNI不论作为连续变量(HR=0.9，95%CI=0.828~0.978，P=0.013)还是分类变量(HR=2.397，95%CI=1.061~5.418，P=0.036)都是影响OS的独立因素。结论: 非转移性肾细胞癌患者术前低PNI是术后高病理T分期的重要预测指标，同时也是术后OS、DFS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PNI作为预测肾细胞癌患者的预后指标优于其他血清学指标。

目的: 探讨X线检查、CT三维重建(three 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omputed tomography, 3D-CT)诊断腓骨远端撕脱骨折的敏感度差异，分析撕脱骨折块的影像学表现。方法: 收集2018年1—10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行外踝韧带止点重建术的92例腓骨远端撕脱骨折的患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入组60例。将术中诊断作为金标准，统计术前踝关节正侧位X线检查以及3D-CT对腓骨远端撕脱骨折的诊断敏感度，并测量骨块最大径以及移位程度。在3D-CT上，用骨块中心点至腓骨前结节的距离(a)和至腓骨尖的距离(b)的比值(a/b值)来表示骨块位移程度。结果: 60例患者中，术前踝关节正侧位X线检查和3D-CT的阳性诊断例数分别为36例和52例，敏感度分别为60.0%和86.7%(P=0.004)。X线检查和3D-CT上撕脱骨块的平均直径分别为(9.2±3.9) mm和(10.5±3.2) mm。撕脱骨块中心点至腓骨前结节的平均距离(a)为(17.5±3.6) mm，至腓骨尖的平均距离(b)为(17.4±4.8) mm，a/b值平均为1.1±0.7。各项测量结果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efficient, ICC)范围为0.891~0.998，具有高度一致性。结论: 与X线检查相比，3D-CT诊断腓骨远端撕脱骨折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可准确定位，便于手术方案的制定，建议对于临床上腓骨远端可疑撕脱骨折的病例应该进行3D-CT检查。

目的: 分析比较腓骨肌萎缩症1A型(Charcot-Marie-Tooth1A，CMT1A)患者和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 CIDP)患者F波改变的特点和原因。方法: 收集自2012年1月到2018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治的CMT1A和CIDP患者各30例，记录临床资料、电生理指标(神经传导速度和F波、H反射)、神经功能等级评分等，部分患者行臂丛和腰丛的磁共振影像检查，分析比较结果。结果: CMT1A患者的正中神经平均运动传导速度为(21.10±10.60) m/s, CIDP患者为(31.52±12.46)m/s,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75, P < 0.001)，CMT1A患者中约43.3%(13/30)未引出尺神经F波，明显高于CIDP未引出F波的患者比例(4/30，13.3%)，χ²=6.65，P=0.010。在可引出F波的患者中，CMT1A组患者的F波潜伏期为(52.40±17.56) ms，CIDP组为(42.20± 12.73) ms,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6, P=0.006)，F波的出现率CMT1A组是34.6%±39%，CIDP组是70.7%±15.2%，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3, P < 0.001)。神经束蛋白155(neurofascin 155, NF155)患者的正中神经传导速度为23.22 m/s, F波潜伏期为62.9~70.7 ms，出现率为85%~95%。CMT1A型臂丛和腰丛神经增粗的比例分别为83.3%(5/6)和85.7%(6/7)，CIDP患者臂丛和腰丛神经增粗的比例仅为25.0%(1/4，2/8)。NF155抗体阳性患者可见臂丛和腰丛MRI神经根明显增粗。结论: CMT1A患者F波延长反应了近端和远端周围神经的均一性改变，可以作为与局灶性脱髓鞘受损为主的CIDP患者的鉴别方法，但同时需要注意与神经结蛋白病NF155引起的周围神经损害相鉴别。F波虽然经常作为反应近端神经受累的指标，但是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前角细胞和运动神经髓鞘病变均可以影响它的潜伏期和出现率，F波异常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因和其他电生理指标及影像学等检查手段综合分析。

目的: 探讨不孕女性血清25(OH)D水平与抗苗勒氏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 AMH)间的关系及二者对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预测作用。方法: 纳入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间756例应用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助孕的不孕女性，根据体内维生素D水平将入组人群分为3组(血清25(OH)D≤10 μg/L为A组，10 μg/L < 血清25(OH)D < 20 μg/L为B组，血清25(OH)D≥20 μg/L为C组)，检测患者血清AMH水平，分析组间差异并探讨各不孕类型[输卵管/男方因素、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排卵障碍(非PCOS原因)、子宫内膜异位症、不明原因不孕、其他]中维生素D水平与血清AMH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在全部不孕女性中血清25(OH)D水平和血清AMH水平对妊娠结局的独立/协同预测作用。结果: (1) 87.7%的入组研究对象处于维生素D不足或缺乏的状态；(2) A、B、C三个不同维生素D水平组的血清AMH分别为1.960 (1.155, 3.655) μg/L、2.455(1.370, 4.403) μg/L、2.360(1.430, 4.780) μg/L，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 血清25(OH)D和AMH水平呈现季节性变化(P < 0.05)；(4) 利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各不孕类型女性的血清AMH水平与血清25(OH)D水平之间无明显相关性(P>0.05)；(5) 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所有不孕女性中，血清AMH水平是预测生化妊娠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血清25(OH)D无法单独预测妊娠结局(P>0.05)，但能够与血清AMH协同预测生化妊娠结局(P < 0.05)。结论: 按照目前诊断标准，不孕女性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较为普遍，但未发现血清25(OH)D水平与卵巢储备功能相关。血清25(OH)D无法独立预测不孕女性妊娠结局，但AMH能够独立或与血清25(OH)D共同预测不孕女性的生化妊娠结局。

目的: 探索一种高效、自动确定三维下颌骨数据解剖标志点的方法，并对该方法的定点效果进行初步评价。方法: 选取40例颅颌面三维形态正常患者的CT数据(其中30例用来建立三维下颌骨平均模型，10例作为测试本研究方法确定下颌骨标志点效果的测试数据)，将数据导入到Mimics软件中进行下颌骨三维重建。在这40例三维重建后的下颌骨数据中，选取与中国人下颌骨特征均值更为接近的30例，在MATLAB软件中基于普氏分析(Procrustes analysis)算法对此30例下颌骨数据进行尺寸归一化处理，并在Geomagic Wrap软件中，构建上述30例下颌骨数据的三维平均形状模型，通过对称化处理、曲率采样、索引标记等过程，构建出具有18 996个类标志点和19个下颌骨解剖标志点索引的三维下颌骨结构化模板。应用开源非刚性配准算法程序Meshmonk，将上述构建的三维下颌骨模板通过非刚性变形与患者三维下颌骨数据进行匹配，获得患者三维下颌骨数据的19个解剖标志点位置。与口腔专家手动标注的标志点位置误差(定点误差)进行比较，评价本方法的准确性。结果: 将本研究方法应用于10例无显著下颌骨形态畸形患者数据，19个标志点的平均定点误差为1.42 mm，其中最小和最大误差分别为喙突顶点[右：(1.01±0.44) mm；左：(0.56±0.14) mm]和下颌升支前缘点[右：(2.52±0.95) mm；左：(2.57±1.10) mm]，中线点平均定点误差为(1.15±0.60) mm，双侧点平均定点误差为(1.51±0.67) mm。结论: 基于三维下颌骨平均模型和非刚性配准算法的三维下颌骨解剖标志点自动确定方法，可有效提高三维下颌骨数据特征自动标注的效率，其对无显著畸形下颌骨数据解剖标志点的自动确定效果可基本满足口腔临床应用的需求，对畸形下颌骨数据的标注效果有待进一步测试。

总结1例Angelman综合征(Angelman syndrome, AS)合并眼皮肤白化病2型(oculocutaneous albinism type 2, OCA2)患儿的临床诊疗过程及遗传学检测结果和特点，并以“Angelman综合征”“眼皮肤白化病2型”“Angelman syndrome”“P gene”“Oculocutaneous albinism type 2”为关键词分别在CNKI、万方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自建库至2019年12月)中检索，对国内外报道的AS合并OCA2病例进行汇总分析。本例患儿女，1岁，出生后即发现全身白，毛发色黄，眼球震颤，2个月会竖头，7个月会翻身，测头围42 cm，不能独坐，不会说话。家系全外显子组基因测序显示，患儿携带P基因c.168del(p.Gln58ArgfsTer44)纯合突变，经验证其父亲为杂合型，母亲为野生型。拷贝数变异检测提示，患儿母源染色体15q11.2-13.1区域缺失(P基因位于此区域内)。截至2019年12月，3个数据库中共检索到4篇相关文献，共报道了4例AS合并OCA2患儿，与本例一起进行汇总分析。AS合并OCA2患儿出生后均表现出皮肤白、毛发金黄、虹膜颜色浅，出生后6月龄左右发现全面发育迟缓，有2例随访至儿童期，语言始终无发育。4例患儿病程中出现癫痫发作，2例有共济失调，5例均有获得性小头畸形，2例白化病家族史阳性，3例完成脑电图监测结果均异常。遗传学检测结果显示，5例患儿均为母源性染色体15q11-13区域缺失，4例有父源15号染色体P基因突变，1例未进行P基因检测而根据临床诊断OCA2。AS合并OCA2病例相对少见，根据出生后明显的临床表现较容易获得OCA2临床诊断，当合并神经发育迟缓等临床表现时，提示早期临床难以诊断的AS可能，遗传学检测两者的交叉遗传现象可最终确诊此种复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