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Kindlin-2对小鼠子宫发育及雌鼠生育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利用Cdh16-Cre工具鼠和Kindlin-2^flox/flox小鼠构建在子宫内膜中特异性敲除Kindlin-2的小鼠模型，观察敲除Kindlin-2对雌鼠子宫内膜发育和生殖力的影响。在子宫内膜癌细胞系HEC-1和Ish中分别进行高表达和敲低Kindlin-2的实验，检测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通路的激活变化，并且提取特异性敲除Kindlin-2的雌鼠(实验组，基因型为Cdh16-Cre; Kindlin-2^flox/flox)和未特异性敲除Kindlin-2的雌鼠(对照组，基因型为Kindlin-2^flox/flox)子宫蛋白，每组包含6~8只小鼠，重复3次独立实验，检测mTOR信号通路和Hippo信号通路关键分子的蛋白水平。结果: 成功构建了子宫内膜特异性敲除Kindlin-2的小鼠模型，通过鼠尾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Western blot、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mmunohistochemistry，IHC)等方法鉴定和验证Kindlin-2在小鼠子宫中的敲除效率。子宫内膜特异性敲除Kindlin-2的雌鼠与对照组相比体质量减轻、生殖能力严重受损、出生仔鼠数量减少，但出生仔鼠中雌鼠和雄鼠的比例未发生改变，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实验观察表明实验组子宫内膜发育不完整、子宫壁厚度变薄。机制方面，子宫内膜癌细胞系HEC-1和Ish中敲除Kindlin-2能够下调mTOR、磷酸化mTOR、腺嘌呤核糖核苷酸激活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磷酸化的AMPK和磷酸化的核糖体蛋白(ribosomal protein S6，S6)的蛋白水平，在雌鼠子宫中发现特异性敲除Kindlin-2能够上调Mps结合1(Mps one binding 1，MOB1)、磷酸化的Yes相关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YAP)的蛋白水平。结论: Kindlin-2通过抑制mTOR信号通路、激活Hippo信号通路抑制子宫内膜的发育，进而抑制雌鼠的生育能力。

目的: 探讨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ormone receptor-positive/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negative, HR +/HER2 -)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 收集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疾病中心连续诊治的3 035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对临床病理信息完善的HR +/HER2 -患者的重要临床病理参数及其预后意义进行分析。结果: 1 920例(63.26%)HR +/HER2 -乳腺癌患者中资料完善者1 624例，其中124例(7.64%)出现复发转移，63例死于该病，5年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3.0%及92.6%。pT1及2期占92.80%，pN0期占69.03%；组织学非特殊型占89.66%，分级1、2、3级分别为30.11%、55.60%和14.29%；ER阴性、低表达、高表达患者分别占1.60%、2.09%、96.31%，PR阴性、低表达、高表达分别占6.83%、10.47%、82.70%；Ki67指数＜10%、≥10%且 < 20%、≥20%者分别占19.52%、32.02%和48.46%。预后及生存分析显示, pT1期复发转移风险较pT3组低，pT2和pT3组较pT1组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短，易复发转移；pN0、pN1及pN2期复发转移风险均较pN3期低，与DFS呈负相关；组织学1及2级复发转移风险较3级低，与DFS呈负相关；Ki67指数≥20%更易复发转移。ER在HR +/HER2 -乳腺癌中预后意义不明显，但PR阴性和低表达更易复发转移，生存分析显示，PR表达水平＜10%患者的DFS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最短，10%~60%次之，＞60%最长。124例复发转移者以骨转移多见(55例，44.35%)，而肝转移者(30例，24.20%)预后最差。结论: 本研究表明，pT分期、pN分期、组织学分级、HR表达水平、Ki67指数等临床病理参数是HR +/HER2 -乳腺癌的重要预后因素，但意义有所不同，其中pN分期和组织学分级有独立预后价值，PR阳性表达水平具有重要预后和风险预测价值，随PR表达水平升高(＜10%、10%~60%、＞60%)，DFS及OS递增，复发转移风险递减，PR表达＞60%者DFS及OS最长，复发转移风险最低，PR危险性分层具有独立预后意义。

目的: 探索肠道微生物在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者间的差异，多维度纵向分析探索抗精神病药物(antipsychotic drugs, APDs)治疗后肠道微生物与临床表型及血清代谢组学的关联。方法: 选择2017年6—12月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诊就诊的28例首发未用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例组)及同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29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为研究对象，其中病例组接受了APDs治疗。研究采集病例组入组基线和治疗6周后的粪便和血清样本，并对粪便样本微生物种类和临床症状及血清代谢物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 菌群多样性分析发现，病例组alpha多样性指数(chao1、ACE、goods_coverage)低于对照组，并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与对照组在beta多样性方面有明显的区分。菌群组成分析结果显示Bacteroides、Streptococcus、Romboutsia、Eubacterium ruminantium group在病例组患者接受治疗前后发生变化，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菌群可能反映了APDs治疗的影响。病例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更多的微生物种属发生变化。LEfSe种群丰度差异分析显示Prevotel-la_9和Bacteroides在病例组富集，而Blautia、Dialister、Roseburia在对照组富集。肠道微生物与临床症状的关联分析显示，Bifidobacterium在病例组患者中与PANS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量表中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分量表的减分率呈正相关。体重指数的增加与药物治疗前后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的变化呈正相关，与基线Bacteroides也呈正相关。进一步的代谢组学分析显示，某些菌属的差异与特定代谢物，如L-甲硫氨酸、L-脯氨酸、高香草酸、N-乙酰血清素和维生素B6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对照之间存在一些微生物群体特征差异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一些菌种与抗精神病药物疗效相关。结合代谢组学结果分析，提示微生物种群可能在抗精神病药物疗效和血清代谢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为解析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后肠道微生物对疾病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目的: 分析中国汉族人群遗传性周围神经病(hereditary peripheral neuropathy，HPN)致病基因的分布特点，探讨HPN与相关疾病的潜在发病机制和治疗前景。方法: 收集2007年1月到2022年5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诊治的HPN先证者666个，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确定PMP22重复和缺失突变后，用二代测序基因包或全外显子组测序，Sanger法进行一代验证，分析比较结果。结果: 腓骨肌萎缩症(Charcot-Marie-Tooth，CMT)在HPN中所占比例最高，为74.3%(495/666)，其中69.1%(342/495)的患者获得基因确诊。最常见的基因突变为PMP22重复、MFN2和GJB1突变，占CMT总体确诊患者的71.3%(244/342)。遗传性运动神经病(hereditary motor neuropathy，HMN)所占比例为16.1%(107/666)，43%(46/107)为基因确诊，最常见的基因突变为HSPB1、t-RNA合成酶相关基因(aminoacyl-tRNA synthetases)和SORD突变，占HMN总体确诊患者的50%(23/46)。HMN的部分基因可以合并多种临床表型，如HSPB1、GARS、IGHMBP2可同时引起HMN和CMT，HMN叠加综合征的患者与肌萎缩侧索硬化(KIF5A、FIG4、DCTN1、SETX、VRK1)、遗传性痉挛性截瘫(KIF5A、ZFYVE26、BSCL2)和脊肌萎缩症(MORC2、IGHMBP2、DNAJB2)有共同的致病基因。遗传性感觉自主神经病(hereditary sensory and autosomal neuropathy，HSAN)在HPN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为2.6%(17/666)，最常见的致病基因为SPTLC1突变。引起遗传性淀粉样周围神经病的基因主要是TTR，本研究中最常见的基因突变位点是p.A117S和p.V50M，表现为晚发和比较突出的自主神经受累。结论: CMT和HMN是最常见的HPN，HMN与CMT2的致病基因有很多交叉，部分HMN致病基因与肌萎缩侧索硬化、遗传性痉挛性截瘫和脊肌萎缩症有重叠，提示不同疾病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共同致病通路。

目的: KRAS G12V是最为常见的KRAS突变类型之一，是一个T细胞表位抗原，目前尚无针对该位点的靶向药物，本研究旨在克隆能够特异性识别该表位抗原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通过体内外实验对该TCR基因修饰T细胞(TCR engineered T cells, TCR-T)靶向KRAS G12V突变肿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方法: 从1例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获得靶向KRAS G12V_8-16表位的高亲和力TCR序列，构建该TCR慢病毒载体并感染人源T细胞，获得TCR-T。采用抗原肽激活、γ-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T细胞体外增殖等实验，体外评价该TCR-T的免疫杀伤活性和脱靶-交叉反应性；通过体内实验评价该TCR-T的抑瘤效果、安全性等指标。结果: 获得了能特异性识别HLA-A^*11：01限制性KRAS G12V_8-16表位的高亲和力TCR序列KVA11-01。KVA11-01 TCR-T能够显著杀伤体外过表达HLA-A^*11:01和KRAS G12V的多种肿瘤细胞。非特异杀伤实验显示，KVA11-01仅杀伤同时表达HLA-A^*11:01和KRAS G12V的肿瘤细胞。体内抑瘤实验显示，KVA11-01 TCR-T可以显著抑制PANC-1和HeLa(体外过表达HLA-A^*11:01和KRAS G12V)细胞裸鼠皮下移植瘤的生长。TCR-T细胞可以显著浸润至肿瘤组织内部，有良好的实体肿瘤归巢能力。结论: KVA11-01 TCR-T能够在体内外有效靶向并杀伤携带KRAS G12V突变的多种恶性肿瘤细胞，具有良好的实体瘤组织归巢能力，KVA11-01 TCR-T有望成为携带KRAS G12V突变的实体恶性肿瘤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

目的: 探究柚皮素对马凡综合征胸主动脉瘤的作用。方法: 对马凡综合征模型Fbn1^C1039G/+小鼠进行柚皮素灌胃，观察柚皮素对小鼠胸主动脉瘤形成的影响，并在体外利用生物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原子力显微镜、同位素标记配体-受体结合等技术探究柚皮素发挥作用的分子机制。结果: Fbn1^C1039G/+小鼠予以柚皮素长期预防性给药(6~26周)或治疗性给药(20~26周)均显著抑制小鼠胸主动脉瘤的扩张和弹力板的断裂。同时，柚皮素喂养可降低小鼠血管壁Smad2和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1/2(extracellular regulating kinase 1/2，ERK1/2)的磷酸化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2/9的表达与活性。机制上，柚皮素处理降低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ng Ⅱ)受体1(angiotensin Ⅱ type 1 receptor，AT1)下游Gq蛋白介导的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和ERK1/2的磷酸化、钙离子信号和活化T细胞核因子(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cells, NFAT)信号，同时柚皮素可降低Ang Ⅱ引起的AT1受体内化及β-抑制蛋白-2与AT1受体的结合，并拮抗与AT1的配体-受体结合；柚皮素可以降低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信号通路下游基因的表达，并显著降低Fbn1^C1039G/+小鼠血浆中过高的TGF-β水平。血小板是体内TGF-β的主要储存细胞，而柚皮素处理可以抑制凝血酶引起的血小板激活，减轻Fbn1^C1039G/+小鼠的血小板活化程度，并降低血小板分泌TGF-β的水平。结论: 柚皮素可能通过抑制AT1受体信号及减少TGF-β产生从而抑制马凡综合征胸主动脉瘤的发生与发展。

目的: 荆防颗粒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及轻症治疗的推荐用药，本文结合化学成分分析及活性检测，阐明其潜在的活性成分。方法: 采用酶学方法测定荆防颗粒提取物对新型冠状病毒3-chymotrypsin-like protease (3CL^pro)、papain like protease (PL^pro)、spike protein receptor-binding domain (S-RBD)及人cyclooxygenase-2 (COX-2)的抑制活性，利用氨水引咳小鼠模型测试其止咳作用；基于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LC/MS)技术对荆防颗粒进行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阐明其化学组成；采用酶学实验、分子对接、定点突变等方法测定荆防颗粒中抑制3CL^pro、PL^pro的主要活性成分并阐明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 荆防颗粒提取物对新型冠状病毒3CL^pro、PL^pro蛋白酶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具有COX-2抑制活性及止咳药效。进一步在荆防颗粒鉴定了56个成分，其中16个成分经与对照品比对，准确鉴定其化学结构，并测定了其含量，总量为2 498.8 μg/g。16个成分中的主要成分升麻素苷对3CL^pro和PL^pro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活性，8 μmol/L的抑制率分别为76.8%和78.2%；新橙皮苷、柚皮苷对PL^pro有抑制活性，8 μmol/L的抑制率分别为53.5%和46.1%。分子对接结果表明，升麻素苷可与3CL^pro、PL^pro活性口袋的氨基酸残基形成氢键，结合能分别为-7.7和-7.3 kcal/mol。定点突变结果表明，氨基酸残基K157是升麻素苷与PL^pro相互作用的重要活性位点。结论: 荆防颗粒的主要成分升麻素苷、新橙皮苷、柚皮苷等具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3CL^pro及PL^pro的活性，为荆防颗粒的临床合理使用提供了依据。

目的: 通过对单中心大样本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队列的分析, 对我国慢性HBV感染自然病程的划分提出修订建议。方法: 回顾性地纳入2014年1月至202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接受过肝组织活检的慢性HBV感染者。参考《欧洲肝病学会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17年版)》等国内外最新版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防治指南, 将患者按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状态及肝损伤程度分为HBeAg阳性感染(免疫耐受期)、HBeAg阳性CHB(免疫清除期)、HBeAg阴性感染(免疫控制期)和HBeAg阴性CHB(再活动期)四个自然病程分期, 并重点比较了不同分期患者的人口学和实验室检验结果。两组间年龄差异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 最终纳入符合纳排标准的患者760例, 包括197例未成年(年龄 < 18岁)和563例成年感染者, 男性456例、女性304例, 纳入患者的中位年龄为29岁, (四分位间距: 16, 39岁)。上述四个自然病程分期患者分别有173、329、95和163例, 进一步比较四期患者的年龄发现: HBeAg阴性CHB的中位年龄尽管大于HBeAg阳性CHB(37岁vs. 24岁, P < 0.001), 但却小于HBeAg阴性感染者(37岁vs. 39岁, P = 0.240)。结论: 根据本研究可以推测, HBeAg阴性CHB患者并非都是由HBeAg阴性感染者进入再活动期发展而来, 也可以由仍处于持续免疫活动状态的HBeAg阳性CHB患者发生HBeAg阴转或血清学转换而来。

目的: 明确改良牙冠延长术后的组织愈合方式, 为改良牙冠延长术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生物学基础。方法: 对5只比格犬的右上中切牙、左上中切牙和左上第一侧切牙分别进行翻瓣术、常规牙冠延长术和改良牙冠延长术, 右上第一侧切牙为对照牙, 不进行手术, 术后36周获取标本进行组织学观察。结果: 颊舌向软硬组织切片苏木素-伊红(hematoxylin-eosin, HE)染色发现翻瓣术的愈合方式为再附着, 与对照组一致。常规牙冠延长术组5只比格犬的根面均存在薄片状的牙骨质缺损, 其中4只比格犬的组织愈合为新附着, 表现为牙骨质缺损区内有新牙骨质形成, 胶原纤维呈一定角度插入其中; 另1只比格犬的组织愈合方式为长结合上皮愈合, 表现为长结合上皮根向移位止于牙骨质缺损区的根方水平。改良牙冠延长术组中4只比格犬根面存在牙骨质缺损(薄片状和浅台阶样缺损各2只), 其中3只比格犬的组织愈合为新附着, 但胶原纤维与根面平行, 1只比格犬的愈合方式为长结合上皮愈合; 另外1只比格犬因组织块未能完整分切而无法观察组织愈合方式。结论: 改良牙冠延长术后的组织愈合方式与常规法相似, 包括新附着和长结合上皮愈合两种方式, 根面处理(根面平整或根面改形)以及根面缺损的类型(薄片状或浅台阶样牙骨质缺损)并未影响组织的愈合方式。

目的: 探讨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complex atypical hyperplasia, CAH)及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 EC)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效果及妊娠结局。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1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EC患者及CAH患者共191例, 对患者的肿瘤缓解、复发及妊娠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1) 疗效及相关因素: 总体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率为86.1%(161/187例), CAH组的CR率显著高于EC组(92.7% vs. 79.1%, P=0.007),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CAH组的CR率更高(OR=2.786, P=0.035);(2)复发率: 总体复发率为19.3%(31/161例), EC组显著高于CAH组(26.4% vs. 13.5%, P=0.039), 中位复发时间为22.5(9.0, 50.0)个月; (3)复发相关因素: 病理类型为EC(χ²=4.880, P=0.027)、未使用二甲双胍(χ²=7.075, P=0.008)、治疗达CR的时间>7个月(χ²=6.204, P=0.013)及未妊娠(χ²=6.765, P=0.009)患者的累积复发率显著更高; (4)妊娠结局及相关因素: 达到CR的患者中共有108例有生育意愿, 妊娠率为41.7%(45/108例), 生育率为34.3%(37/108), EC组的生育率显著低于CAH组(28.6% vs. 42.4%, P=0.045), 中位妊娠时间为10.50(5.75, 33.25)个月。既往有妊娠史(OR=9.468, P < 0.001)和接受辅助生殖治疗(OR=7.809, P < 0.001)患者的妊娠率更高。结论: EC及CAH患者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疗效肯定, 可以获得较高的疾病缓解率和一定的妊娠分娩率, 但仍存在复发率高及生育率低的问题。

目的: 评估中孕早期多胎妊娠经腹胎儿颅内注射氯化钾(KCl)减胎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2006年1月至2019年12月363例经腹减胎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减胎穿刺部位分为两组: 颅内注射组(n=196)和胸腔内注射组(n=167), 比较两组减胎过程及妊娠结局。结果: 两组患者平均年龄、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前不孕症类型、妊娠方式、减胎指征、减胎前活胎数、减灭胎儿数目、保留胎儿数目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颅内注射组和胸腔内注射组穿刺次数≥2次发生率(12.1% vs. 8.6%, P=0.249)及更换穿刺部位发生率(10.7% vs. 6.4%, P=0.16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减胎术后1 d复查彩超, 颅内注射组和胸腔内注射组减灭胎儿胎心复跳发生率[3.6%(8/224) vs. 1.1%(2/187), P=0.188]、KCl使用量[(2.6±1.0) mL vs. (2.8±1.1) mL, P=0.079]、减胎术后4周内流产率(1.0% vs. 0.6%, P=0.654),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另外, 两组减胎术后总流产率、早产率、剖宫产率、分娩孕周及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颅内注射KCl减胎术可成为胸腔内注射KCl减胎术的有效替代方案。

目的: 探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过程中出现癫痫发作的临床特点、治疗和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2年3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收治的化疗过程中合并癫痫发作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总结癫痫发作的发病率、发病时间、病因、治疗和预后。结果: 研究期间共收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932例, 其中75例(8%)在化疗过程中合并癫痫发作症状, 男40例, 女35例, 中位年龄7.5岁(1~17岁)。43例(57.3%)患儿的癫痫发作发生在开始化疗的前2个月内, 直接原因分别为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15例)、脑出血(10例, 其中1例合并静脉窦血栓形成)、鞘内注射或全身应用氨甲蝶呤(11例)、脑脓肿(真菌性3例, 细菌性4例)、病毒性脑炎(2例)、热性惊厥(7例)、低钠血症(7例)、低钙血症(2例); 14例患儿的癫痫发作病因不明。64例患儿在癫痫发作后行头颅影像学检查, 其中37例(57.8%)异常; 44例行脑电图检查, 其中24例(54.4%)异常。55例患儿经规律化疗后骨髓持续缓解, 8例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9例死亡, 3例失访。18例(24%)患儿诊断为症状性癫痫, 多数予抗癫痫发作药物控制良好, 2例为药物难治性癫痫。结论: 癫痫发作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中不少见, 最常见的病因为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氨甲蝶呤相关性神经毒性、脑出血。癫痫发作大多发生在化疗开始的2个月内; 在首次癫痫发作后, 应尽快完善神经影像学和脑电图检查以协助明确病因及指导治疗; 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症状性癫痫, 大多数预后良好, 个别为药物难治性癫痫。

目的: 分析儿童直立不耐受(orthostatic intolerance, OI)和坐位不耐受(sitting intolerance, SI)的基础疾病谱, 并了解其在临床上采用的经验性治疗方式。方法: 选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2012年1月至2021年12月十年期间所有患儿的病例资料(包括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进行回顾性分析, 将符合OI和SI诊断标准的患儿纳入研究, 分析患儿OI和SI的基础疾病谱, 并总结分析其治疗方式。结果: 共纳入OI和SI病例资料2 110例, 其中男943例(44.69%), 女1 167例(55.31%), 年龄4~18岁, 平均(11.34±2.84)岁。十年间总体OI和SI患儿例数呈逐渐增多趋势。OI疾病谱中占比最高的是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postural orthostatic tachycardia syndrome, POTS), 共826例(39.15%); 其次为血管迷走性晕厥(vasovagal syncope, VVS), 共634例(30.05%)。而SI疾病谱中占比最高的是坐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sitting tachycardia syndrome, STS), 共8例(0.38%); 其次为坐位性高血压(sitting hypertension, SHT) 2例(0.09%); 此外, OI和SI合并疾病中占比最多的是POTS合并STS, 共36例(1.71%)。在OI和SI治疗方式中, 主要为自主神经功能锻炼757例(35.88%), 其次为口服补液盐(oral rehydration salts, ORS) 687例(32.56%), 美托洛尔307例(14.55%), 盐酸米多君142例(6.73%), ORS联合美托洛尔138例(6.54%)和ORS联合盐酸米多君79例(3.74%)。POTS合并VVS的患儿相对于POTS或VVS患儿, 接受药物治疗者更多(41.95% vs. 30.51% vs. 28.08%, χ²= 20.319, P < 0.01), 而POTS和VVS患儿的药物治疗占比没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儿童POTS及VVS是OI的主要基础疾病, SI是近年来新发现的疾病。OI和SI患儿的人数整体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其主要治疗方式为自主神经功能锻炼和口服ORS。POTS合并VVS的患儿相对于单纯POTS或VVS患儿, 更倾向于接受药物治疗。

目的: 青春期启动及其提前与儿童肥胖的关联一直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将大样本横断面调查数据与长期纵向队列数据相结合，探索并分析青春期启动提前与儿童不同肥胖类型的关联，为进一步明确青春期启动提前的健康危害和肥胖防控提供线索。方法: 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横断面调查数据和厦门市青少年青春期发育队列数据，先通过对横断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青春期启动与肥胖的关联，然后使用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分析青春期启动提前与各类型肥胖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 横断面调查和队列调查研究分别纳入儿童43 137人和1 266人，横断面研究发现，女生青春期启动提前与单纯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复合型肥胖均呈正相关关系，OR值(95%CI)分别为1.86(1.42~2.44)、1.95(1.65~2.32)和1.86(1.41~2.45)，男生未发现显著关联。通过研究队列数据发现，在女生中，与青春期启动未提前组相比，提前组发生单纯性肥胖的风险为6.00倍[RR (95%CI)：6.00 (1.07~33.60)]，发生中心性肥胖的风险为3.30倍[RR (95%CI)：3.30 (1.22~8.92)]，发生复合型肥胖的风险为5.76倍[RR (95%CI)：5.76 (1.03~32.30)]，而在男生中未发现青春期启动提前与肥胖存在关联。结论: 同时基于横断面调查和纵向队列调查证实，女生青春期启动提前可能增加单纯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复合型肥胖的发生风险，而在男生中未发现青春期启动提前与肥胖存在显著关联。

目的: 观察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在中国高发实体瘤，包括食管癌(esophageal cancer，EC)、胃癌(gastric cancer，GC)、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ncer，NPC)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中的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PK)、疗效和安全性数据。方法: 本研究为开放标签的Ⅰ期临床试验，于2016年8月4日至2019年4月15日在中国6个研究中心进行。入组患者年龄≥18岁，患有经组织学证实的无法治愈或转移性的实体瘤，且既往抗肿瘤治疗失败。PK阶段研究了阿替利珠单抗单药治疗的PK和安全性；扩展阶段研究了阿替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入组EC、GC、HCC、NPC患者)和联合化疗(入组NSCLC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果: 共入组120例患者(PK阶段20例；扩展期每队列20例)。阿替利珠单抗单药组患者(n=100)中有42例(42.0%)为PD-L1阳性，9例(9.0%)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阿替利珠单抗的清除率为0.219 L/d，重复给药6~9周(2~3个周期)后达到稳态。EC、GC、HCC、NPC和NSCLC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10.0%、15.0%、10.0%、5.0%和40.0%。在PD-L1阳性的肿瘤患者中，阿替利珠单抗的ORR为11.9%，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的ORR为46.2%。2例GC患者在假性进展后获得了持久的肿瘤缩小。阿替利珠单抗单药组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是疲劳、贫血、发热和白细胞计数减少，联合组最常见的治疗相关AE是贫血、白细胞计数减少和食欲下降。本试验没有发现新的安全信号。结论: 中国患者应用阿替利珠单抗的PK、疗效和安全性与之前研究中入组的全球患者的数据相似。

目的: 副肿瘤性天疱疮合并实体肿瘤的重症患者通常需要在手术后收住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治疗，这类患者的长期死亡率较高。本研究对这类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远期预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5年1月至2020年12月间63例副肿瘤性天疱疮合并实体肿瘤、手术后收住ICU重症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并对患者的生存状况进行随访。结果: 63例患者中，原发肿瘤为Castleman病的占79.4%，其他病理类型为20.6%；皮损程度在重度-广泛的占69.8%，其他皮损程度占30.2%；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占44.4%，不合并的占55.6%。23.8%的患者并发术后真菌感染，无真菌感染占76.2%。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95个月，25例患者在研究期间死亡，术后1年、3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74.6%(95%CI 63.8%~85.4%)、67.4%(95%CI 55.6%~79.2%)和55.1%(95%CI 47.9%~62.3%)。通过对分类因素采用Log-rank法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40岁(P=0.042)、发病后体质量下降＞5 kg(P=0.002)、术前白蛋白 < 30 g/L(P < 0.001)、并发闭塞性细支气管炎(P=0.002)、围术期存在真菌感染(P＜0.001)的患者死亡率增加；Cox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体质量下降>5 kg(P=0.005)、术前白蛋白 < 30 g/L(P < 0.001)、术前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P=0.009)、术前肺部细菌感染(P=0.007)、手术时间长(P=0.048)、术后入ICU时氧合指数(P=0.012)和白蛋白(P=0.010)、血红蛋白浓度低(P=0.035)、入ICU后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态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APACHE Ⅱ, P=0.00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P=0.010)，以及术后真菌感染都是影响远期存活的危险因素(P < 0.001)。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术前体质量下降＞5 kg(HR 4.44; 95%CI 1.47~13.38; P=0.008)、术前白蛋白 < 30 g/L(HR 4.38; 95%CI 1.72~11.12; P=0.002)、术前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HR 2.69; 95%CI 1.12~6.50; P=0.027)及术后并发真菌感染(HR 4.85; 95%CI 2.01-11.72; P＜0.001)是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因副肿瘤性天疱疮合并实体肿瘤而接受手术治疗的重症患者术后的5年存活率约为55.1%，术前体质量下降＞5 kg、白蛋白 < 30 g/L、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和术后并发真菌感染是术后近远期死亡风险增加的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应用三维超声血管斑块定量分析技术(vascular plaque quantification, VPQ)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可行性并观察他汀类药物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9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治疗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采用三维超声检查患者的双侧颈动脉, 对存在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患者采用VPQ测量颈动脉斑块的灰阶中位数(gray scale median, GSM)及其他血管参数。根据斑块的GSM, 分为低GSM组(GSM < 40)和高GSM组(GSM≥40),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斑块特征, 分析斑块的稳定性。根据患者是否服用他汀类药物, 将患者分为他汀组和非他汀组, 比较两组患者在3个月和2年时颈动脉斑块GSM及其他血管参数的变化。结果: 共入组120例患者, 其中男性79例, 女性41例, 平均年龄(65.39±9.11)岁。低GSM组31例, 高GSM组89例。低GSM组管腔的狭窄程度更重(面积狭窄率41.32%±21.37% vs. 29.79%±17.16%, P < 0.05)。低GSM组的标准化管壁指数(normalized wall index, NWI)显著大于高GSM组(0.61±0.14 vs.0.52±0.12, P < 0.01), 观察了77例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变化, 其中男51例, 女26例, 年龄(64.96±9.58)岁, 根据是否服用他汀类药物分为他汀组(n=56)和非他汀组(n=21)。与基线相比, 3个月随访时两组患者的颈动脉斑块体积、面积、管腔狭窄度、GSM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年随访时, 他汀组的GSM增加[中位数10.00(2.00, 28.00)], 而非他汀组的GSM减低[中位数－7.00 (－11.00, 5.50)],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他汀组的颈动脉斑块体积无明显增加, 而非他汀组的斑块体积略增加, 但两组的变化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他汀组斑块体积增加[中位数0.00 (－30.00, 40.00) mm³, 非他汀组为30.00 (10.00, 70.00) mm³, P>0.05]。结论: 三维超声(three dimensional ultrasound, 3DUS)的VPQ可测量颈动脉斑块的GSM, 低GSM(GSM < 40)组患者的血管狭窄程度更重, 标准化管壁指数更高。VPQ观察到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患者服用中强度他汀类药物治疗2年后斑块的灰阶中位数增加, 提示3DUS的VPQ技术可用来观察他汀类药物治疗颈动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效果。

目的: 探讨光生物调节(photobiomodulation, PBM)对脑组织间液(interstitial fluid, ISF)引流的影响, 为PBM治疗阿尔兹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提供新的解释。方法: 24只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PBM组(n=12)、假PBM组(n=6)及空白对照组(n=6), 其中PBM组根据磁示踪分子探针注射部位的不同又分为PBM同侧示踪组(n=6)和PBM对侧示踪组(n=6)。PBM组和假PBM组大鼠在脑尾状核区ISF引流到达的额叶皮层区对应的颅骨上微创暴露硬膜; PBM组使用630 nm光纤(5~6 mW/cm²)按照每次光照5 min, 暂停2 min的方式, 总共照射5次; 假PBM组于相同位置使用光纤但不打开电源, 保持相同时间; 空白对照组不进行任何操作。PBM结束后, 将示踪分子探针注射到每组大鼠的尾状核区, 之后利用磁示踪技术根据探针分子的扩散和分布, 观察大鼠尾状核区ISF引流的变化规律, 并使用细胞外间隙(extracellular space, ECS)扩散参数图像(diffusion rate in ECS-mapping, D_ECS-mapping)技术分析脑ECS结构的变化, 最后得到反映脑ECS结构和ISF引流情况的参数: 容积占比(α)、迂曲度(λ)、半衰期(T_1/2)和扩散参数(D_ECS)。比较各组间参数差异从而分析PBM对脑ECS及ISF的影响。结果: 参数T_1/2、D_ECS和λ在PBM同侧示踪组、PBM对侧示踪组和假PBM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9.286, P＜0.001;F=13.458, P＜0.001;F=10.948, P=0.001), 而参数α在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17, P=0.324)。与假PBM组和PBM对侧示踪组相比, PBM同侧示踪组的T_1/2显著减小[(45.45±6.76) min vs. (76.01±3.44) min, P＜0.001;(45.45±6.76) min vs. (78.07±4.27) min, P＜0.001], 说明脑ISF引流速度明显加快; D_ECS显著增大[(4.51±0.77) ×10^-4 mm²/s vs. (3.15±0.44)×10^-4 mm²/s, P < 0.001;(4.51±0.77)×10^-4 mm²/s vs. (3.01±0.38)×10^-4 mm²/s, P＜0.001], 说明脑ECS内分子扩散速率明显增快; λ显著减小(1.51±0.21 vs. 1.85±0.12, P=0.001;1.51±0.21 vs.1.89±0.11, P=0.001), 说明脑ECS结构的迂曲程度下降。结论: PBM可以调控脑ISF引流, 这可能是PBM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潜在作用机制之一, 也为经脑ECS途径提升脑功能的主动调控策略提供了全新方案。

目的: 探讨大型、巨大型侵犯颅外的上矢状窦中后1/3复发脑膜瘤的手术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2年5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16例大型、巨大型侵犯颅外的上矢状窦中后1/3复发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完善头颅增强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磁共振静脉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 MRV)、X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和颅骨三维X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等, 评估肿瘤侵及范围、脑水肿情况、颅骨受侵程度、肿瘤血液供应、上矢状窦受压程度等, 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术后1周、1个月、3个月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 术后3个月、6个月、1年行头颅增强MRI评估肿瘤情况。结果: 16例患者肿瘤均位于上矢状窦中后1/3段, 侵犯至颅外, 3例肿瘤直径≥4 cm, 13例肿瘤直径≥7 cm, 其中, 第二次手术8例, 第三次手术6例, 第四次手术2例; 末次手术采用原骨瓣复位4例, 采用钛网修补12例; 术前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栓塞肿瘤血管3例。10例患者实现Simpson Ⅰ级切除, 6例实现Simpson Ⅱ级切除; 术中行去骨瓣减压2例, 同期行颅骨修补14例; 处理头皮时, 直接缝合14例, 转移皮瓣修复头皮缺损2例; 术后肢体肌力均较术前改善, 术后3个月卡尔诺夫斯基量表(Karnofsky performance scale, KPS)评分100分。本次手术随访过程中1例患者于术后1年肿瘤原位复发, 行伽马刀治疗, 余患者随访期间无复发。结论: 大型、巨大型侵犯颅外的上矢状窦中后1/3复发脑膜瘤首选手术治疗, 术前详细评估, 根据脑水肿情况、肿瘤血液供应、静脉窦受压程度、头皮受侵犯程度等采取个体化手术方案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

目的: 探讨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SCT)后出现晚发重症肺炎(late-onset severe pneumonia, LOSP)患者的药物治疗情况与肺炎预后转归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8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allo-SCT后出现LOSP的82例患者的治疗药物启用时间, 尤其是抗病毒药物和激素类药物的启用时间与肺炎预后转归的关系。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 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χ²检验若涉及多组(n＞2), 其检验水准采用Bonferroni校正。结果: 在82例患者中, LOSP的中位发病时间为移植后220 d(93~813 d), 患者60 d的生存率为58.5%(48/82), 其中好转患者对应的中位好转时间为18 d(7~44 d), 死亡患者的中位死亡时间为22 d(2~53 d)。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抗病毒药物启用距离LOSP发病的时间(＜10 d vs. ≥10 d, P=0.012)和激素启用距离抗病毒药物的时间(＜10 d vs. ≥10 d, P=0.027)是影响LOSP患者60 d生存情况的因素。根据上述多因素分析结果进一步将患者分为4组: A组(抗病毒＜10 d且激素≥10 d)、B组(抗病毒＜10 d且激素＜10 d)、C组(抗病毒≥10 d且激素≥10 d)和D组(抗病毒≥10 d且激素＜10 d), 其60 d生存率分别为91.7%、56.8%、50.0%和21.4%。结论: 在接受allo-SCT后出现LOSP的患者中, 抗病毒药物及激素类药物的启用时间与肺炎预后相关, 早期加用抗病毒药物且在其后晚加用激素类药物的患者生存率最高, 提示对于病因不明确的LOSP患者需高度怀疑病毒感染继发过度免疫反应的可能。

目的: 分析多节段胸椎后纵韧带骨化症(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OPLL)术中超声辅助下环形减压术的手术疗效和术后神经功能改善情况。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21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多节段胸椎OPLL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所有病例均完成后壁切除后行术中超声检查确定环形减压节段, 并进行环形减压。纳入研究的30例患者男性14例, 女性16例, 平均年龄(49.3±11.4)岁。首发症状以下肢麻木无力为主(83.3%), 平均症状持续时间为(33.9±42.9)个月(1~168个月)。神经功能通过术前及末次随访时改良日本骨科协会(modified Japanese Orthopedic Association, mJOA)评分(0~11分)评估, 神经功能改善率根据Harabayashi法计算。根据神经功能改善率是否大于25%将患者分为较优改善组和较差改善组, 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病程时间、手术时间、出血量、mJOA评分、手术节段、脑脊液漏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病例平均手术时间为(137.4±33.8) min(56~190 min), 平均出血量为(653.7±534.2) mL(200~3 000 mL); 术前mJOA评分为(6.0±2.1)分(2~9分), 末次随访时mJOA评分为(7.6±1.9)分(4~11分), 所有患者神经功能均较术前改善(P < 0.001)。神经功能改善率平均为(38.1±24.4)%(14.3~100.0%), 其中神经功能改善率75%~100% 4例, 50%~74% 3例, 25%~49% 14例, 0~24% 9例。较优改善组与较差改善组相比较, 术中出血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7)。结论: 通过术中超声辅助下胸椎环形减压术可以对长节段OPLL患者进行有效的减压, 并显著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 控制患者术中出血量有助于术后神经功能的改善。

目的: 研究中国高血压人群中H型高血压的比率和特征，并与美国的相关人群数据进行比较。方法: 在中英文多个数据库(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检索发表于2022年4月30日前的关于中国人群H型高血压患病率的观察性研究，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H型高血压在高血压患者中的比率以及总体患病率，采用分层分析探索中国H型高血压的分布特点，采用meta回归分析寻找异质性的来源。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数据库1999—2006年的人群中，根据数据发布时间将其分为4个阶段，从数据库获取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分析H型高血压的患病率。结果: 本研究最终纳入33项研究，包括78 470名高血压患者，其中59 842名H型高血压患者。中国H型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的比率为73.1%(95%CI：69.3%~76.9%，I²=99.4%，P < 0.001)，普通人群的总体患病率为26.9%(95%CI：21.1%~32.8%，I²=99.8%，P < 0.001)。分层分析中，H型高血压的比率在≥65岁的老年人、男性、少数民族、内陆、西部、北部和农村地区较高。2011—2020的10年间，中国H型高血压比率缓慢下降(2011—2013年79.2% vs. 2014—2016年70.4% vs. 2017—2020年66.6%，P < 0.001)。Meta回归显示地域为异质性的来源。美国H型高血压比率随着时间的增长，在2003—2004年达到高值，随后在2005—2006年出现下降。美国H型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的比率和总体患病率均低于中国。结论: 中国高血压患者中H型高血压的比率虽有下降趋势，但仍远超美国，特别是在老年人、男性、少数民族、内陆、西部、北部和农村地区中，了解H型高血压的流行病学可为进一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供科学的循证医学证据。

目的: 探究血浆置换治疗新月体型IgA肾病(IgA nephropathy, IgAN)的有效性。方法: 选择2012年1月—20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等国内9家医院经肾活检确诊为原发性新月体型IgAN的患者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患者基线的临床、病理资料及治疗方案信息。为了尽可能减少基线特征中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研究采用倾向性评分最近邻匹配法1 ∶1匹配血浆置换组和常规强化免疫抑制治疗组患者临床及病理信息。研究以终末期肾病(end-stage kidney disease, ESKD)为主要结局，采用Kaplan-Meier方法比较两组患者肾生存差异。结果: 共纳入95例新月体型IgA肾病伴急性肾病(acute kidney disease, AKD)患者，其中37例患者接受了血浆置换治疗，58例患者接受常规强化免疫抑制治疗。整体人群肾活检时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M(P₂₅, P₇₅)]12.77 (7.28, 21.29) mL/(min·1.73 m²)，24-h尿蛋白定量5.9 (4.0, 8.9) g，新月体百分比为64.71%(54.55%, 73.68%)。倾向性评分匹配共23对患者，中位随访时间7 (1, 26) 个月，共29例(63.0%)患者进入终末期肾病, 其中血浆置换治疗组16例(69.6%)，常规强化免疫抑制治疗组13例(56.5%)。两组患者基线eGFR[14.30(9.31~17.58) mL/(min·1.73 m²) vs. 11.45(5.59~20.79) mL/(min·1.73 m²)]、24-h尿蛋白定量[(7.4±3.4) g vs. (6.6±3.8) g]、新月体百分比(64.49%±13.23% vs. 66.41%±12.65%)、肾活检后应用激素治疗比例[23(100.0%) vs. 21(91.3%)]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示生存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检验，P=0.933)。结论: 在常规强化免疫抑制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血浆置换治疗未能进一步改善新月体型IgA肾病预后。

目的: 探讨抗高血压药物对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NO₂)和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关联的修饰效应。方法: 基于中国CKD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2007—2010年全国成年人代表性横断面数据进行NO₂暴露数据的收集与匹配，按照是否合并高血压和使用抗高血压药物进行分层，采用广义相加混合效应模型研究不同人群NO₂长期暴露与CKD的关联效应及差异，分别利用自然样条平滑函数拟合NO₂和CKD的暴露反应关系，分析抗高血压药物对NO₂-CKD关联及暴露反应曲线的修饰效应。结果: 共纳入45 136例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49.5±15.3)岁，NO₂年平均暴露浓度为(7.2±6.4) μg/m³，使用抗高血压药物者共6 517人(14.4%)，CKD患者为4 833人(10.7%)。调整混杂因素后，合并高血压、未使用抗高血压药物的人群中，NO₂长期暴露能导致CKD风险显著增加(OR：1.38，95%CI：1.24~1.54，P < 0.001)；使用抗高血压药物的人群中，NO₂长期暴露与CKD风险无显著关联(OR：0.96，95%CI：0.86~1.07，P=0.431)。NO₂-CKD的暴露反应曲线显示，NO₂暴露与CKD的关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趋势。抗高血压药物对NO₂-CKD关联和暴露反应曲线均具有显著的效应修饰作用(交互项P值< 0.001)。结论: NO₂的长期暴露与CKD风险的关联受到抗高血压药物的修饰作用，使用抗高血压药物可有效降低NO₂的长期暴露对CKD的影响。

目的: 了解社区成年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高危人群的筛查及CKD患者的管理现状，探讨社区卫生机构CKD管理的改善措施。方法: 基于西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下辖79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部医疗信息数据，建立西城区社区CKD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基于该数据平台纳入2015年7月21日至2021年11月20日期间就诊的社区患者，分析肾脏损伤相关指标的检测情况、肾脏病危险因素控制达标率、用药情况，并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肾脏病检验能力进行评估。结果: 在374 498例社区患者中，70.6%为CKD高危人群，其CKD危险因素最常见的为高血压(62.3%)、冠心病(43.3%)和糖尿病(30.4%)，仅17.2%的CKD高危人群进行过肾脏病筛查，其中CKD检出率为24.2%(10 992/45 377例)。进行过肾脏病筛查的所有社区患者中(49 908例，13.3%)，CKD检出率为22.7%(11 338/49 908例)，42.6%存在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 < 60 mL/(min·1.73 m²)，46.1%存在尿蛋白异常。社区人群中总体CKD检出率为5.2%(19 299/374 498例)，在社区医疗中CKD的总体漏诊率为38.1%。79个社区中，13个(16.5%)社区卫生中心配备尿蛋白定量(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检测，66个(83.5%)社区卫生中心能够直接报告eGFR检验结果。CKD患者中，60.3%血糖控制达标，99.7%血压控制达标。5 227例CKD合并蛋白尿的患者中，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治疗的比例为59.3%。结论: CKD高危人群在社区人群中所占比例大，在社区开展有效的CKD早期筛查和防治对改善其预后，减少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健全和完善CKD筛查和监测系统、加强社区医师肾脏疾病相关知识培训和CKD规范化管理对提升社区CKD防治能力尤为重要。